錢谷融先生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論“文學是人學”》一文，該文寫于1957年2月，為參加華東師范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而寫。錢先生時常稱自己是個無能懶惰之人，以前聽到他說這句話總覺得他是自謙，前不久讀到他的書信時才明白其中的深意。“把懶惰作為一種處世方式，正像為了止痛而求助于鴉片。”一個文人為求自保，逃避批判而“懶惰”，這背后滲透了何等的悲哀與無奈。

《論“文學是人學”》就文學的任務、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創作方法的區別、人物的典型性與階級性等五個問題進行了探討。錢先生反對把反映現實作為文學的首要任務，尤其反對把人作為反映現實的工具與手段。“一切都是從人出發，一切都是為了人。”“人道主義”是這篇論文的關鍵詞，在他看來，“所謂人道主義精神，在積極方面說，就是要爭取自由，爭取平等，爭取民主；在消極方面說，就是要反對一切人壓迫人、剝削人的不合理現象，就是要反對不把勞動人民當作人的專制與奴役制度。”字字珠璣，其內蘊彌足珍貴。對于文藝界所爭論的李后主詞，錢先生認為文藝對于人的表現是通過作者個人的感受反映出來，“如果他唱的很真摯，很動聽，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們的喜愛，激起我們的同情呢？只要這個人不是人人痛恨的惡人。”

這些論斷也許今天的我們覺得并不稀奇，當時，錢先生的文學是“人學”的提出緣于何種勇氣？或者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天真”與“率性”。錢先生說寫作此文，“我那時也不懂得什么顧慮，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寫出來就是了。”他的這一表述不失其真。錢先生“天真”與“率性”究竟來自于哪里？在我看來，它來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來自莊子的俯仰天地的“逍遙游”，更直接的來自魏晉風度：放達與剛烈，瀟灑與淡泊。魏晉之際竹林的嘯吟任誕，玄度之筐篚苞苴，管寧之割席物外……令人心靈悸動，追懷一個真致不窮的往昔。

錢先生一生受其師伍叔儻影響頗深。“伍先生向往魏晉風度，襟懷坦蕩，獨立不羈，時時處處都能率性而行，不事矯飾，對一切追榮逐利、沽名釣譽之徒夷然不屑。”其實，他自身亦師承了伍先生的魏晉風度，“散淡”精神便是其中的一面吧。錢先生喜讀《論語》《莊子》《世說新語》，也時有推薦學生去讀。我去過錢先生家兩次，他都問過我讀不讀《論語》《世說新語》。現在想來，這些經典，人事雋永奇魄，人物皆有生命。魯迅先生言《世說新語》：“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錢先生評之：“一個適度的顰笑，一種從容的步態和手勢，都可以使一個人顯得分外的美。那為后世人所萬分向往的魏晉風度，那真率，那灑脫，那光風霽月的襟懷，那雍容逸暢的神宇，又何一不是身心的諧和之發，何一不是靈魂的內在節奏之美呢?我們看《世說新語》里所記載的魏晉人的談吐，那種清亮英發之音，那種抑揚頓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的塵拂的揮琶，簡直如同欣賞一出美妙的詩劇，怎不給人以飄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我想正是這種率性與灑脫使其喜歡隨意地、自由自在地、漫無目的地讀書，享受跳出現實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闊天空暢想的樂趣。我想正是這種真率與灑脫成就了錢先生，使其由“魏晉風度”走向“文學是人學”。

我與錢先生接觸并不多，前后加起來不過五次，其中兩次是去他家。當時我在華東師大讀博，和其他兩位同學一起去錢先生家探望他，知道錢先生喜歡下棋，我仨便和錢先生下起棋來。開始我仨說不會下，請錢先生讓我們一“炮”一“馬”，錢先生爽快地答應了，我仨奮力拼殺，鏖戰數個回合，最后和棋結局。這時錢先生從深思中貌似恍然大悟，笑呵呵地對我們說，你們三個小鬼，還說不會下棋呢，機靈著呢。錢先生的笑容里帶著光，我仨亦被他的天真的笑照亮。

2009年10月，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辦“紀念靳以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錢先生應邀出席。當主持人介紹錢先生是靳以先生的“生前好友”時，錢先生立即糾正道：我與靳以先生并不十分熟悉，我是出于對他的敬意才參加這次會議的。主持人一時哭笑不得。這些生活的細節展現出錢先生的可愛與真率。錢先生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也是我的師爺，我的導師楊揚老師時常向我提起他。錢先生的去世讓他十分難過，從與他的電話聯系中，我能感到他的悲傷，他與錢先生的感情如同父子，我想這也正是錢先生人格魅力的體現。錢先生培養的許多學生已經成為中國文學與文學研究領域的中堅。

時間過去了一年，還記得去年此時在龍華殯儀館送別錢先生的場景，如昨日歷歷在目。只是現在于錢先生的音容笑貌且近且遠了，唯有翻開他的文集，重溫他的思想與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