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前后，文學史的意義發生質變，與文學研究的勾連日益緊密。究其顯著者，一是“作為文學理論的挑戰”引發觀念更新，二是“構成確證經典的權力”而產生文學作品的增值效應。小說經典《西游記》無疑是中國文學史撰寫無法回避的重點。檢索、梳理近二十年來中國文學史中的《西游記》書寫，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西游記》研究的新進展，以及該項學術活動的諸多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如何在文學史的動態記錄中得到沉淀和體現。

“吳著”說：從肯定到存疑

今天所見《西游記》的最早版本是明代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簡稱世本），其時即告作者佚名，世本陳元之《序》明言“不知其何人所為”。后來坊間相繼出現過邱處機、許白云、史真人弟子等多種說法。20世紀20年代，魯迅、胡適考定《西游記》為淮安吳承恩所作，結束了之前三百年間眾說紛紜的局面，“吳著”說遂成學界主流意見。分別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游國恩等主編的兩本《中國文學史》都直認吳承恩為《西游記》的作者，游編甚至引錄大量吳氏《射陽先生存稿》的詩文（如《禹鼎志》《二郎搜山圖歌》）來作為立論的證據。

隨著相關新史料的發現和《西游記》研究的深入，在《西游記》作者問題上紛爭驟起。先是海外漢學家（如日本太田辰夫、磯部彰，英國杜德橋，美國余國藩，澳大利亞柳存仁等）以及港臺地區的學者（如張易克、陳志濱、陳敦甫等）在不同場合不斷發表懷疑“吳著”說的意見，終于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一文為標志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并且曠日持久的論辯，至今余波未息。

論爭的結果是：“非吳”說（包括疑吳一派）陣容有所壯大，“吳著”說的一統天下被打破。當然，堅持“吳著”說的學者也在繼續努力，尋找新證據，構筑證據鏈，使“吳著”說更加成熟。“吳著”與“非吳著”兩說并峙、膠著，可謂當下《西游記》論壇的一大景觀。

對此，新世紀以來的各類文學史著作均有所體現。鑒于上述論辯沒有取得共識，它們不再直認吳承恩為《西游記》的作者，多采用“暫定為吳承恩”“或說為吳承恩”等委婉的表述。

作者問題是《西游記》的迷案，古人稱為“一大悶葫蘆”。它處于《西游記》研究的基礎層面，直接影響著《西游記》研究的整體格局和學科走向。近二十年來，無論是“吳著”說，還是“非吳著”說，其研究都有深入推進。上述文學史對此的反應可謂及時、全面而準確。

主題演繹：從政治性到人生哲學

在20世紀，特別是1949年以后，關于《西游記》的主題，比較流行的是“反抗”說。中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認為《西游記》“通過神話故事的形式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民的反抗”。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的表述則是：“戰斗性主題。”戰斗，當然就是反抗，是反抗的極端形式。

從“大鬧天宮”的故事中概括出“反抗的主題”具有一定的邏輯必然性，但正如有學者指出，開篇七回“大鬧天宮”并不是《西游記》的全部，而一旦把“反抗”坐實為階級斗爭或農民起義，顯然過于狹隘，同時不符合文本實際。（林庚《西游記漫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其理論的偏頗顯而易見。

在近年的文學史著作中，這種主題觀被徹底揚棄，代之以游戲、自由、人性解放等哲理性主題。章培恒復旦版《中國文學史》的創新之處在于“以人性為線索構建文學史體系”，所以注重人性意義的闡發是其《西游記》敘述的主線。它指出：“作品既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望，更熱情贊頌了珍視生命、要求自由、維護尊嚴、頑強拼搏的意志和力量——強大的生命力。”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則直接以“人生哲理”標出主題：“對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價值的肯定”，“呼喚有個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它還指出，《西游記》的價值在于“戲筆中存至理”“游戲之中暗傳密諦”，哲理性主題比較隱晦。袁世碩、陳文新擔任首席專家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舍棄了“主題”這一概念，而是用內涵、政治意涵、哲理意味等話語來表述《西游記》的思想性。無主題的實質是多元性，以揭示《西游記》“復雜而豐富”的內涵。

藝術性：從浪漫主義到奇幻理念

大約是受西方主要是蘇聯文學觀念的影響，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學術界習慣于把《西游記》的藝術特征歸結為浪漫主義，如中科院文學所和游國恩主編的兩部文學史都把它視為“浪漫主義文學的最高峰”，20世紀最為通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記》前言則把《西游記》的藝術風格歸結為“積極浪漫主義”。

近二十年間文學史中的《西游記》敘述，很少采納浪漫主義這一術語，而是代之以“奇幻”（包括奇趣、詼諧等）這一中國文學的傳統范疇，體現出回歸文學傳統的“中國化”取向。論述尤為全面、透徹的是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西游記》在藝術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詭異的想象、極度的夸張，突破時空，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物的界限，創造了一個光怪陸離、神異奇幻的境界。”并且結合《西游記》的具體描寫，圍繞“幻”與“真”、幻筆與詼諧等關系做出具體而深入的描述。李道英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中華書局2002年版）和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文學史》（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也都以奇幻理念來評價《西游記》的藝術性。方銘主編《中國文學史》（國家級高等學校特色專業建設教材，長春出版社2013年版）的論述頗有創意，它在以奇幻概括《西游記》藝術精神的基礎上，特別重視《西游記》的“民間文化色彩”，認為民間有關四大部洲、天庭地府、水族龍宮等故事，乃至民間風俗，正是《西游記》的創作源泉，《西游記》的藝術成就即在“吸收綜合各種民間文化的養分”，從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神幻世界。

文學史是一個時代文學研究的沉淀，具有權威性、指導性和普適性，但相對于文學研究的“及時行情”，不可避免有一定的滯后性。關于《西游記》的浪漫主義問題，已有學者指出，如果作為創作精神來理解，其實是成立的。浪漫主義的實質是理想精神，《西游記》是最富于理想精神的神魔小說。只有從浪漫主義的創作精神上才能真正把握《西游記》與現實主義杰作《紅樓夢》并列的經典價值。

域外《中國文學史》的特殊視野

近20年來，也出現了許多域外漢學家撰寫的《中國文學史》，重要的有《劍橋中國文學史》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三聯書店2013年版），以現代英雄主義理論解讀《西游記》，并將《西游記》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并案考察，分析各自不同的英雄性格。它認為三國英雄是“歷史英雄主義”，具有“獅子般的英雄氣概”；水滸英雄是忠義英雄，以俠義和血性“稱雄于大道野徑”；而西游英雄（主要是孫悟空）則是一個“超級大英雄”，他是超越世俗的“心意英雄”。

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提出了“《西游記》是人類多種情感原型”的觀點，指出《西游記》以生動的筆觸敘寫了自然而生、自我認識、國家與社會、生與死、反抗禮教和權威、頓悟和救贖等人類情感。其視野和論述頗有新意。

日本前野直彬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對《西游記》也有獨到敘述。

（作者：竺洪波，系新疆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