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復旦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和上海戲劇學院聯合主辦的改革開放40周年文學與時代學術報告會于近期在上海舉辦，欒梅健教授主持會議，王安憶、陳思和、程光煒、丁曉原、文貴良、周玉寧、張新穎等作家、學者，圍繞“文學與時代”的主題，深入探討了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創作現狀和未來文學的發展方向。

作為同時代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王安憶從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發，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的穩定發展為職業作家的出現打下基礎，作家持續性寫作在這一時期成為可能。她認為，新時期文學承繼了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小說承擔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呈現出對民眾的救贖、對現實的批評。同時，新時期文學存在類型小說缺失的問題。長久以來，主流文學中的民眾形象往往是被啟蒙、被教育的，以鴛蝴派、海派為代表的世俗化表達被排除在外，這條脈絡的中斷很可能導致小說講故事的傳統走向消亡，影響到中國類型小說的發展。在過去40年的文學實踐中，作家往往以豐富的經驗來持續敘事，而當下的知識分子高度學院化，小說從世俗的敘事活動轉化為被研究、分析的對象，因此面臨著故事責任缺失的危險。脫離日常的敘事難以引發共情，這是當下文學創作面臨的困境之一。除此之外，市場也影響著文學的發展，王安憶肯定了市場對社會精神的評估價值，同時指出市場的評估過于直接，新的類型往往無法充分發展就被舍棄；國際獎項評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則是值得警惕的，其評判并非僅考量文學因素，其中不乏西方對古老中國的索取式想象，作家的創作不應為之左右。

評論家陳思和以文學史家的角度梳理了新時期文學的發生和意義，他以盧新華《傷痕》的閱讀和接受為例，回顧了《傷痕》從被批判到被肯定直至引發“傷痕文學”思潮的過程，指出當時的文學創作或許無意間觸動了時代的痛點，民眾心中難以描述的、對時代的模糊認知由此爆發出來，文學率先講述了整個時代。他認為，新時期文學不是作家個人完成的，是與整個社會結合起來完成的，是一種時代精神的爆發。1985年后的文學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原本水乳交融的政治和文學開始分離，作家們在自己的領域里向著形式和審美不斷探索，為9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礎。尋根文學作家群中，一批堅持寫作的作家繼續扎根各自熟悉的地域，并將政治、文化、歷史、作家自己的成長和對世界、對當下的看法慢慢融入到作品中去，他認為，這是形成作家個人風格所必不可少的。他同時呼吁，青年學者對當代文學的美學規范應當有所研究，要敏感地察覺到文學需要新的生命、新的力量，研究同時代的文學，把這個時代人們最需要的東西揭示出來。

梳理了40年文學創作的影響因素和發展歷程后，評論家程光煒、丁曉原、文貴良分別以新時期作家的閱讀資料、報告文學的成就、翻譯文學的接受與影響等角度，還原40年文學書寫現場。程光煒就新時期文學承繼的傳統作了更細致的梳理，他認為賈平凹、王安憶、張承志、鐵凝等新時期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沈從文、汪曾祺、孫犁等人的影響。從知識結構來看，十七年文學發展的不成熟、西方作品與中國讀者的文化隔閡，促使新時期青年師法現代作家。賈平凹在《賈平凹謝有順對話錄》中提到他初次閱讀沈從文作品時的訝異和欣賞，王安憶對汪曾祺、鐵凝對孫犁也有類似的情感表達。這種審美趣味也與當時“去政治化”的文學氛圍有關，香港學者司馬長風、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對冷門作家的挖掘，使得新時期青年作家更容易注意到比十七年文學更為抒情、優美的對地方題材的吟唱，這些作品在一個歷史大動亂結束的間隙，巧妙地迎合了當時青年的審美趣味和心理需要，并最終反映到他們的創作實踐中。鐵凝的《哦，香雪》洋溢著荷花淀派小說的特殊氣味，王安憶“歸于平淡”的小說筆法，也有汪曾祺風格的痕跡。梳理40年作家的創作與現代文學家的關系，可以回應一代青年作家的創作成長史和心靈秘密。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丁曉原剖析了報告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丁曉原認為，報告文學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改革開放之中，作為輿論風向推動著變革的發生；同時報告文學承擔著“史記”功能，記錄著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從細部和宏闊的有機結合中，具體生動而富有典型性地展示了農村與城市，農業和工業各地各方面，由改革而生成的可喜變化。同時，報告文學直指社會癥結，如涵逸的《中國的“小皇帝”》是最早反映獨生子女教育問題的報告文學，詩人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是最早反映中國森林危機、呼喚生態保護的優秀報告文學。在新世紀，報告文學的書寫也反映了作家對時代內在矛盾的敏感和警惕。梁鴻的《梁莊》系列、長江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分別對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的凋敝和城市問題進行記錄和反思。他認為，報告文學是一種時代文體，展現著輝煌和行進中的艱難，這是40年報告文學最基本價值之所在。

評論家文貴良從翻譯文學的角度梳理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現狀，以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作家對翻譯作品的接受和新時期文學“走出去”的問題，回應了中外文學關系的議題。他認為，當下創作者吸收外來經驗的程度仍有待考察，但不可否認，翻譯文學的數量呈現遞增趨勢，翻譯者也從作家、翻譯家雙重兼任轉向專職。同時，在新時期文學對翻譯文學的引進上，引進內容由最初的以文學家的審美趣味為基準，慢慢轉向市場導向，這對于當下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利弊兼有的。改革開放后，中外文獻交流中比較突出的是中國作品的翻譯，當代中國作家和外籍華裔作家促使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更加活躍。中外文學的交流有爆發期和延展期，在一個長期的沉悶后，可以期待另外一個新的元素出現觸動文學界。

這次論壇對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發展進行了充分而豐富的闡述，他們認為，這40年來的文學成就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時代成就和精神激勵，在近百年文學發展中占據獨特而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