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張煒的文學故鄉與精神坐標不是簡單的堆疊重合，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動態建構過程。可以說，莫言、張煒用源于故鄉又超越故鄉的書寫，求新求變融會古今的靈活結構，借助放縱不羈的想象力、力透紙背的寫實功力或獨特的抒情敘事，用搖曳多姿的筆觸和駕馭語言的嫻熟，創作出當代故鄉敘事的典范。這種故鄉經典的建構不僅為世界文學版圖增添了高密東北鄉、膠東半島的文學地理空間，而且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故鄉是作家生命的原點，也是其文學創作之根，更是文學書寫的永恒母題之一。莫言、張煒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他們都來自于膠東半島，生長于高密東北鄉的莫言和生長于龍口（黃縣）的張煒，用30多年的文學創作持續關注并書寫故鄉的文化、歷史與現實，他們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和膠東半島（蘆青河），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版圖的重要地理坐標。

高密，現隸屬于山東省濰坊市，地處山東半島東部，膠萊平原的腹地。1955年，莫言生于高密縣河崖鎮大欄鄉平安莊，18歲以前莫言基本沒有離開過高密東北鄉。作為一個小學輟學的孤獨少年，以天為幕以地為席，長期與牛羊相伴，只能與大自然打交道，這培養了他豐富的想象力。莫言從小喜歡閱讀熱愛文學，常因為看書太入迷而耽誤農活。少年時期他用眼睛閱讀的書目不多，卻用耳朵聆聽了很多神秘恐怖又迷人的故事。不管是爺爺奶奶講述的妖魔鬼怪，還是父輩講述的歷史傳奇，都模糊了歷史與真實的界限，莫言從小浸潤在這種民間口頭文學的語境中，莫言創作也便自覺向民間的歷史傳奇靠攏并從中汲取營養。同時，來自童年的饑餓、孤獨、恐懼等痛苦體驗也源源不斷地化為莫言文學創作的素材與資源，如莫言因為饑餓偷過生產隊的蘿卜，差點被父親打死，因為饑餓吃過煤，這些創傷體驗在其文學書寫中多次出現。

此后，莫言經歷了從高密棉花加工廠臨時工到黃縣渤海灣畔當兵而后調任到保定狼牙山下，從黃縣到保定地理空間的位移，開啟了莫言的創作生涯。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莫言開始了在北京的求學生涯，四年的軍藝中文系，四年的北師大作家班（其中一年赴香港訪學），1991年碩士畢業后，1995年母親去世莫言才把妻子和女兒接到北京，在此期間莫言折返于北京、高密兩地，即便一家人定居北京后，莫言也經常回高密老家，似乎他只有在高密老家浸潤于故鄉之中才能更好地書寫故鄉。

龍口（原黃縣），現隸屬于山東省煙臺市，地處膠東半島西北部，渤海灣畔。1956年張煒生于龍口海濱叢林，16歲以前張煒大多數時間都是生活在這里。因為長期獨居叢林，他的童年是“極其孤單”但又“最不寂寞”的，很多時間都是在林子里玩耍，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海濱叢林的“聯合中學”自然風景極其美麗。在自述《致少年》中開篇童年三憶之一便是熱愛大自然，張煒也在很多作品中不厭其煩、不遺余力地贊美這片叢林。張煒從小就喜歡閱讀，因為熱愛文學隨時掮起行囊出發，到處拜師學藝，廣泛結交文友。張煒在自傳《游走：從少年到青年》中，總結自己的少年時光，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初中的油印刊物《山花》，毫無準備的打狗令，駭人的民兵與對父親的批斗，難忘的拉網號子，校辦工廠橡膠廠，下雪天與父親掃雪。張煒的很多作品中都持續出現這些少年記憶。

1978年張煒結束了六年的游蕩生活，考入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現魯東大學）中文系，正規系統的專科教育對張煒的文學創作起了重要影響，在中文系主任肖平（《三月雪》的作者）等老師的指導下，通過廣泛閱讀與中文系同學的互相切磋，張煒的創作視野變得開闊，文學素養得到快速提升，迎來創作上的第一個高峰期。1980年6月任職山東省檔案館，參與編纂《山東歷史檔案資料》，閱讀了大量歷史檔案資料，得以有機會深入了解膠東半島各個階段的歷史。1984年7月張煒調任山東省文聯創作室。1980年到1987年張煒在濟南工作，正是拉開了與故鄉的距離，他才會更深地體會到出生地的魅力，期間也曾多次往返故鄉。從1988年3月起，張煒由于工作和寫作的需要，開始長期旅居膠東半島。長時間對膠東半島的考察與文化行走，使他的創作涵納整個半島的文化、歷史與現實，也就不僅僅“為出生地爭取權益”。

黃縣與膠萊河畔，是莫言、張煒人生行跡的重合之地。1976年22歲的莫言終于拿到了入伍通知書，因為作為新兵代表發言時坐在了領導坐過的椅子，所以被分到黃縣偏僻的北馬公社唐家泊村，擔任一名后勤兵。莫言在《漫長的文學夢》一文中，回憶到在黃縣當兵時寫了小說《媽媽的故事》，話劇《離婚》寄給解放軍文藝卻被退稿的沮喪與失落。作品雖然未能及時發表，但這是莫言的“處女作”。黃縣時期是莫言人生的低潮期，莫言曾說自己的文學故鄉是高密和保定，實際上黃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地理坐標，“大起大落”的黑暗期是莫言人生中的蟄伏期，他依據這段經歷改編創作了小說《黑沙灘》，獲得了《解放軍文藝》年度獎。1974-1978年張煒離開橡膠廠后開始膠東半島的游蕩，足跡涵括膠東半島的大部，其中西至膠萊河。而莫言19歲時作為青壯年與村里人一起去挖膠萊河，曾構思過小說《膠萊河畔》。

莫言的行跡經歷了從高密東北鄉-黃縣-保定-北京的位移過程，我們發現莫言離鄉時間越長，越無法擺脫故鄉的魔咒。莫言曾在《我的故鄉與我的小說》中強調故鄉作為“血地”對作家人生的深刻影響，離開越久愈加感覺到故鄉的制約。從1985年發表《秋水》《白狗秋千架》后，莫言開始挑起“高密東北鄉”的大旗，《秋水》第二段“據說爺爺年輕時，殺死三個人，放起一把火，拐著一個姑娘，從河北保定府逃到這里，成了高密東北鄉最早的開拓者”。河北保定和高密東北鄉同時出現在《秋水》中，把作者的生長故鄉與創作發生地聯結在一起。在《白狗秋千架》中，高密東北鄉作為故事發生地，其地理環境、風土人俗與農村的現狀得到真實刻畫，高密東北鄉旗幟得以正式樹立，故鄉人事源源不斷地涌現在作家筆下。《紅高粱》依據當地廣泛流傳的孫家口伏擊戰和公婆廟慘案，藝術地展現這場載入史冊的高密人的抗日斗爭。《檀香刑》中率眾抗德的孫丙其原型便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抗德英雄孫文。《透明的紅蘿卜》與《四十一炮》中的黑孩和羅小通其人物原型便是莫言自己，《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的忍辱負重、高揚生命意識等都是莫言母親的真實寫照，《蛙》中的產科醫生其原型是莫言的姑姑。

此外，莫言的很多創作都是在高密老家完成的。1987年《歡樂》是莫言暑假期間在高密老家創作的，“九天寫了七萬字”，是莫言認為創作狀態最好的見證。中篇小說《紅蝗》是莫言寒假期間在高密老家創作的。《豐乳肥臀》是在高密天主教堂創作的。獲諾獎蟄伏五年后的莫言創作了系列短篇小說《故鄉人事》、戲曲劇本《錦衣》、組詩《七星曜我》、小說《等待摩西》。這些都是莫言回高密老家創作的。莫言長期保持回故鄉書寫故鄉的創作狀態，值得探究。

張煒長期在膠東半島游走，所以他創作的文學地標也從小小的蘆青河和海濱叢林開疆辟土到近乎整個膠東半島，這是張煒超越故鄉的寫作范式。無數次地往返于濟南與龍口海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游走與心靈體驗，成為《外省書》《刺猬歌》《橡樹路》《能不憶蜀葵》的敘事核心。張煒是一個學者型作家，他的所有創作是在文化考察和學術研究中持續推進的，他的創作是“有據可循”的，從對故鄉文化的追本溯源到對半島神仙文化與養生文化的考察與書寫，再到全方位立體化描寫膠東半島社會發展變化，聚焦于反思不同時期社會發展變化中人與歷史及人與人的關系。他還用近乎編年史的方式書寫百年膠東半島，創作了展現辛亥革命風起云涌的《獨藥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家族》，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古船》，再到改革開放40年的《艾約堡秘史》，百年故鄉敘事史是民族心靈的成長史。張煒長期保持創作的熱情與勤奮的寫作習慣，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張煒共發表文字1600多萬。

張煒早期的創作有意回避生活的苦難和丑惡，總是尋找生活中美好的情愫，試圖用真誠和理想滋潤、美化生活。然而張煒也意識到終歸要寫矛盾與斗爭，生活不是唯美的而是飽含骯臟與丑惡，做一個深沉關注祖國和命運的人必須要呈現沖突與斗爭，于是便有了《古船》的誕生，此后因為保持著一以貫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反思，所以也便有了創作上的多面轉向。與張煒相似的是，莫言早期的作品也有意回避故鄉，但故鄉只是承載莫言創作的一枚郵票，莫言從福克納那里學會了“拿來主義”，莫言的故鄉書寫決不局限于高密的地理空間，1988年發表《天堂蒜苔之歌》，把山東蒼山蒜苔事件搬到了高密東北鄉，《酒國》的故事源于莫言在報紙上看到的報道。對高密東北鄉的藝術再造與從人性出發的寫作，使莫言超越了故鄉，建構了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

因此，莫言、張煒的文學故鄉與精神坐標不是簡單的堆疊重合，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動態建構過程。可以說，莫言、張煒用源于故鄉又超越故鄉的書寫，求新求變融會古今的靈活結構，借助放縱不羈的想象力、力透紙背的寫實功力或獨特的抒情敘事，用搖曳多姿的筆觸和駕馭語言的嫻熟，創作出當代故鄉敘事的典范。這種故鄉經典的建構不僅為世界文學版圖增添了高密東北鄉、膠東半島的文學地理空間，而且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