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離開北京那年，是個冬天的早晨。時光荏苒，一晃都過去二十多年了。

一月的北京陰冷陰冷的，陽光偶爾扯開鉛灰色的天空，縷縷暖陽穿過冰冷的空氣，漸漸醞釀出絲絲暖意。可忽然刮起的陣陣西北風，又把這暖流沖撞得無影無蹤。我茫然地站在四環路口，心里忐忑不安。前面等待我的是首都機場波音747，是美利堅華盛頓。

記得那時我拉著兩只特大號的旅行箱，走出住了七年的筒子樓。那是一座五層的紅磚小樓，被周圍林立的高樓團團包圍著，好象喘不過氣來似的。狹窄的樓道，昏暗的燈光，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其間，生怕一不小心碰翻了誰家的煤油爐或鞋架子，吵醒了還在睡夢中的孩子。有人在走廊盡頭的公用廚房里做早餐，煎雞蛋的香味在整個樓道里彌漫著。筒子樓里的鍋碗瓢盆交響曲永遠是共享的，紅燒鯉魚的鮮香和著致愛麗絲鋼琴曲的旋律，小孩子洗澡水的熱氣騰騰伴著洗衣機稀里嘩啦的噪響。我站在樓梯口，放慢了腳步，真的要走了，離開這熟悉的生活，這曾經給過我歡樂也給過我煩惱的生活。我就那樣悄悄地一步步走下樓梯，走出了這盛滿了故事的筒子樓。

回過頭來，想再仔細看一看那座掩映于晨曦里的銀白色大樓，我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穿過密密麻麻的樓群，仿佛穿越著重重疊疊的歲月。順著小月河往西往西再往南，目光在記憶的河流里追索著。冬天的河邊沒有柔媚的綠柳，沒有亭亭玉立的小白楊，只有暗綠色冰凍的河水，河面上煙波繚繞。小月河的另一端，與燕京八景之一的“薊門煙樹”攜手成伴。再往南行，映入眼簾的便是那座二十四層的高樓。四四方方的造型，外墻的白色如象牙一般，我們就常稱它象牙塔。

它高高地矗立在薊門橋東北端，東鄰北京電影制片廠，背后是培育出無數影藝明星的北京電影學院。一九八九年落成時，周圍還沒有任何高層建筑，因而它便頗有些傲然獨立鶴立雞群的意味了。的確它也有值得驕傲的理由，作為中國知識產權界的標志，國家知識產權局（當時稱作中國專利局）這座銀白色的大樓，見證了中國第一代IP人所走過的足跡。

那時我們這群剛從大學或研究生院出來的畢業生，帶著學生腔，卻有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沖勁兒。在走進這座大樓以前，我對專利一無所知。的確，中國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才開始實施專利法，它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專利局。翻開那一盒盒紙件檢索文檔，只有寥寥幾篇中國專利，美國英國歐洲的專利文獻幾乎占據了全部的空間。在為我們這些新人舉行的歡迎會上，局長風趣地說，“年輕可不只是意味著無知閱歷淺，年輕更意味著朝氣蓬勃風華正茂。”

想不到，這一切便這樣嘎然而止。我坐上出租車，朝首都機場飛馳而去。忍不住再回首，身后的景物愈來愈遠，很快就變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背影。

（二）

到了美國首都華盛頓我就讀的大學報到，遇到的第一個人是格萊爾女士，她是國際學生辦公室主任。胖胖的身材，深度近視鏡片后，一雙充滿探究的眼睛。“你是日本人吧？”這是格萊爾問我的第一句話，她的語氣不象在發問，好象不過是來確證一下而已。我感到有些窘迫，心說我沒有穿錯衣服啊，和服木屐一樣都沒有。“不，我是中國人。”大概是我的回答太生硬了，與日本女子一向溫順柔軟的語調大相徑庭，格萊爾女士抬頭仔細打量著我，詫異地哦了一聲。

后來在很多場合，我又被問到了同樣的問題，“你是日本人嗎？”。有時我會忍不住反問他們，你怎么會這么認為呢？英語課老師的回答最令我啼笑皆非。她說看你總是穿著得體，相信我沒錯，日本人幾乎個個都這樣。再后來，留學生同學告訴我，老美問你是不是日本人，人家那是在抬舉你呢。我聽了不免有些懊惱，中國人在美國人眼里究竟是什么形象呢？莫非依然是一副缺乏教養的躐蹋相，與百年前偷渡來做鐵路勞工或被拐賣到舊金山的中國女人相差無幾？果真如此，那可真夠令人沮喪的了。

一個人的成熟，總是在與這個世界的不斷碰撞中漸行漸進的。原以為人們觀察世界的角度都是平等對稱的，可一次偶然的聚會，卻徹底顛覆了我的觀念。那是好友程先生特意為我安排的，他邀我去參加一個美國專利界同仁的聚會，想讓我認識更多的同行朋友。鄰座恰好是程先生的老友，一位六十多歲的美國人。聽了程先生的介紹，他不無驚訝地問我，“中國也有專利？也有知識產權法？”然后他搖著頭，似乎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是變了，變得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我不禁愕然，即便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世界，信息交流仍然是如此不對稱，平等對話是要有實力作底蘊的。

那一年恰好是一九九五年，中國專利法頒布實施才僅僅十年。而早在1790年，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就簽署了第一部《美國專利法》。難怪人家會流露出懷疑的眼光，十年的光景怎么能同兩百多年的歷史相提并論呢？

（三）

來美國這二十多年，最令人感懷的是那些生命旅程里的不期而遇。與各色各樣的人相遇，如同閱遍千姿百態的風景。每一次相遇都如驚濤拍岸，每一次相遇又都似久別重逢。

我在美國的第一個老板是猶太人，背地里大家都稱他老艾。老艾面色黝黑，臉上長著一雙鷹一樣的眼睛。看人時，他的眼睛會一眨不眨地緊盯著你，仿佛要把你看穿看透。記得第一次與老艾面談，他便開門見山毫不客氣地問，“你懂多少專利？” 我思忖了片刻，回他說，“懂一點兒。”他接著問，“怎么懂的？”我聽出了他的潛臺詞，“中國人也能讀懂專利？”隨后他把幾道考題丟給我，等到看完了我的解答，老艾才如釋重負地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輕松地說，那你來試試看吧。猶太人是最講究實效的民族，這是他們能在美國立足發展的根本原由。

進公司沒多久，老艾就接手了一個大案，是生化業內十分著名的一樁專利侵權訴訟案。生意拉來了，可誰來做呢？這是每個老板都頭痛的問題。老艾把目光移向了我，似乎在無聲地問，你能干嗎？我也在猶豫不決，說實話，我從未做過這類侵權案的分析工作，而且生化領域也不是我的專業。但我沒有退路，也不想尋找退路，于是就咬了咬牙說，“讓我試試看吧。”

那是個炎熱的夏天，面對幾十箱子的法律文件，我們的工作是要一頁頁地翻閱，大海撈針似地發現蛛絲馬跡的證據，然后再寫出法律評述。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連吃飯喝咖啡的時間都不敢奢侈浪費。

和我一起工作的律師詹妮，那段日子可是給憋壞了。她是典型的意大利女人，喜歡泡酒吧逛精品店，追逐享樂是她與生俱來的天性。這樣關禁閉似的工作狂，可不是她想要的生活。還沒等到項目結束，她就向老艾請假，要去海邊度假。老艾無奈地一笑，這是個自由的國度，不是人人都把工作那么當回事的。當審閱完最后一箱子文件時，我總算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老艾十分滿意。他甚至建議我說，去弗羅里達海灘度假吧，好好享受一下，這是你自己掙來的。

以后的日子里，這位猶太老板時不時地在我面前大發感慨，說要想做好生意，最關鍵的就是要有資質俱佳的人才。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從此他對中國人也有些刮目相看了。

每年的圣誕節，老艾都會邀請我和幾個同事小聚。他總是點兩杯紅酒，喝得滿臉通紅之后，便會酒后吐真言。記得最后一次聚會，我們坐在一家意大利餐館，那天恰逢冬奧會火炬接力賽經過這座老城。街上人聲鼎沸，持著火把的運動員從窗前跑過。老艾也和大家一樣激動，可他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地感嘆道，你看這做生意是不是跟火炬接力差不多，要一棒一棒接連不斷地傳下去，取勝的訣竅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老艾是個敏銳的商人，連神經末梢都浸淫著生意經。IP市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走勢，讓他看到了那股暗涌的中國潮。機會來了，一談起中國，他便激動得眉飛色舞。從此老艾便頻繁地穿梭于中美之間，努力帶給他豐碩的回報。那時我已經離開了公司，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但每個歲末，我的郵箱會準時收到老艾發來的新年賀卡。他曾坦言，正因為認識了象我這樣的中國人，他才更直接地了解了中國，并且不失時機地跨入了中國這個新興市場。

我不知道有多少象老艾這樣的美國人，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經濟騰飛的影響力，已經波及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無數人的生活境遇，它足可以稱得上是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傳奇。

饒有趣味的是，現在很少有人再問我，“你是日本人嗎？” 我心里納悶，是不是二十幾年的光陰，把我這張臉也悄悄地改變了呢？

（四）

前些日子翻看舊影集，無意間翻到了那本留美相冊。看那時的我，剛剛過完三十歲生日，臉上一副不諳世事的模樣。站在我身邊的是位西裝革履的紳士，他是我到美國認識的第一位律師比爾。

多么湊巧，比爾的姓 Loyer 與英文單詞律師 lawyer 剛好諧音。他告訴我說，就為這個姓，他憑白無故地遭受了不少打擾。大學剛畢業時，經常有人給他打電話，莫名其妙地詢問，請問先生能幫我代理打官司嗎？我在電話簿上找到了您。這些人以為我既然敢姓loyer，就一定是律師了。就為這個，我逼自己去讀了法學院，至少該對得起我父親給我的這個姓吧。

比爾很幽默，他攻讀法學院當然不會僅僅是因為這個。我到孟山都公司實習時，他已經是公司的資深律師。八十年代初曾代表公司成功地打贏了“農達 ”（Roundup) 專利無效訴訟案，使得孟山都公司在農用除草劑領域一直獨占鰲頭。在他辦公室的墻壁上，還掛著當年公司頒發給他的那個獎牌。他笑著指給我看，說你猜猜它值多少錢？我搖搖頭，心說還不得上千美元。他伸出小手指，“哈哈，只一塊錢。”我真是吃驚不小，為堂堂的大公司打贏官司，怎么才給這么一點獎金？比爾說，別奇怪，律師是我在公司的職務，一美元不過是精神鼓勵。人們總以為律師做事只圖利益，大概是另一種認知誤區吧。

作為“農達”案訴訟團的主要律師，比爾為贏得此案立下了汗馬功勞。可在他還不到六十歲時，公司居然勸他提前退休，在美國公司里，“提前退休”（early retirement）是司空見慣的事，已經成了公司縮減開支降低成本的一種手段。比爾一氣之下，馬上聯系到了另外一家著名的制藥公司。這下輪到公司著急了，他們最終還是留住了比爾。

這段小插曲，讓我領悟到了美國企業有多么重視知識產權，不只是專利申請維權，更重要的是招攬專業人才。而那時的中國企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知識產權意識都還相當薄弱，知道專利這回事的人寥寥無幾。全國僅有的幾家專利代理公司屈指可數，專利代理人也不過上百人。

然而，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知識產權領域的突飛猛進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還不到二十年的光景，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已經躍居世界首位，專利代理機構超過1800家，注冊的專利代理人有三萬七千兩百多人（這是來自2018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官方統計）。這些硬梆梆的數字背后，是一整代人艱苦卓絕的打拼，是一條沉睡的巨龍猛醒之后迸發的原動力。有多少人踏上了創新創業之路，又有多少人用夢想編織著一個個傳奇故事。用我一位知識產權界朋友的話來說，“我們趕上了最好的時代！”是的，不管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這都是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時代，一個讓我們無法虛度年華的時代。

比爾曾對我說，我是他近距離結識的第一個中國人，他對中國的事情知之甚少，常常很好奇地問這問那。比如上班是開車還是坐公共汽車，我說都不是，我騎自行車去上班。他連忙說，那很好啊，每天鍛煉一下身體，還能呼吸新鮮空氣呢。他又問我住什么樣的房子，我說住青年公寓樓，真是很難為情講筒子樓，再說無論如何他也想象不出筒子樓是個什么模樣。比爾臉上現出理解的神情，說我兒子大學剛畢業時，也是租住公寓的，年輕人需要時間慢慢來。我能體會出比爾的善意，他是不愿意使人感到富裕的高高在上和貧弱的捉襟見肘。

還記得在我實習結束，即將離開孟山都公司時，比爾饒有興致地問我，“你在美國住了這段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說，“美國人都很友好。”比爾若有所思地說，“美國人可不是個個都友好啊。”后來在美國生活的歲月里，我漸漸體會出比爾這番話的深意。

對于中國這些年來的長足發展，不同的美國人眼里會折射出不一樣的風景。比爾是非常友善的人，遠距離看中國，他不戴有色眼鏡不摻雜成見，而是憑著一顆公正誠懇的心。我由衷地感到，不是每個人的心里都暗藏陰影筑起高墻，不是每顆心靈都被偏見遮蔽不愿直面真相。生命里會遇到很多朋友，而有一種朋友，總把最陽光的一面呈現給你。比爾就是這樣一位陽光朋友，沐浴在陽光下有多么美好。

（五）

我對陽光的摯愛好象與生俱來，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每次走進這座二十多層高的玻璃頂陽光廳，都忍不住停下腳步，享受一番陽光明媚暖意融融的感覺。它坐落在華府南端的亞歷山大城，這里是美國專利商標局，是知識產權界的中心，有著著名的全球知識產權培訓學院，它引領著當今世界發明創新的時代潮流。

近些年來，在美國這所全球知識產權培訓學院舉辦的講座上，中國專利越來越多地頻頻閃現在投影屏幕上。到谷歌專利隨便搜索任何一個主題，都會跳出一連串中國發明人的名字。作為國際知識產權五國多邊協作成員國，中國已然成為專利大國。三十年間從零開始，走過了別人上百年的歷程。如今不會再有人疑問，“中國也有專利？也有知識產權法？”。每每看到那些熟悉的方塊字，都會令我怦然心動，這就是母語的力量。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海角天涯，那份親切感從不會有絲毫的改變。

驀然回首時，依舊會想起那個冬日的早晨，小月河，薊門煙樹，象牙塔。記憶如同一把梳子，將逝去的光陰梳理得井井有條明暗相間。過往日子無論明媚還是幽暗，都已漸行漸遠，但卻不棄不離。故鄉故園故土，時而遙遠時而親近，它們悠然從容地匯聚到一起，仿佛矗立在我身后的一道背影。我觸摸不到那個背影，但卻分明感到了一股溫暖的力量，猶如陽光穿透霧霾，照亮生命中每一個晦暗的角落，讓我心安入夢，明天又將是一個新鮮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