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當代詩歌也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詩歌是什么樣的？這是一個有待在時間與歷史中展開的問題，或者說有待在實踐中突顯其本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新時代詩歌必定會與此前時代——“新時期”“十七年”“五四”時期的詩歌有所不同，因為我們的時代氛圍、思維方法、情感結構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應將此前的時代“相對化”“歷史化”“問題化”，并在此基礎上探尋新時代詩歌發展的道路。但是要將此前的時代“相對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新時期詩歌影響巨大而廣泛，在很多人的感覺結構中，新時代是新時期的自然延續，新時代詩歌也是新時期詩歌的自然延續，其間并不存在明顯的“斷裂”，甚至不少人對世界的認知、對時代的感覺、對詩歌的審美感受都是在新時期培養形成的，很難超脫出來將之相對化與歷史化，也很難根據時代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感覺結構、思維方式與美學標準。這必定會帶來認知的局限。而新時代詩歌要真正得到發展，必然要走出新時期詩歌的美學規范，必然要展現出新時代的新氣象。

對新時期詩歌的美學規范進行反思，涉及到詩歌的各個方面。但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新時期詩歌是“精英化”而不是“民眾化”的，是“西方化”而不是“中國化”的，是“形式化”而不是“生活化”的。可以說這些構成了新時期詩歌審美的規則與潛規則，決定了什么是詩、什么是好詩的潛在標準。當然我們也應該歷史地看待新時期詩歌的巨大歷史作用，面對“文革”詩歌的假大空詩風和語言泡沫，新時期詩歌走在了語言變革與思想解放的前沿，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漢語的表現能力與思想空間。但從現在的視野重新看，我們可以看到新時期詩歌既有其榮耀，也有其局限。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并進行反思、調整，才能為新時代詩歌的發展打開新的空間。

新時期詩歌的“精英化”最初表現在為“朦朧詩”正名，但由“朦朧詩”也可以存在轉變到將“朦朧”、看不懂，作為好詩的標準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詩歌只是成了知識階層審美的特權，或者某種審美趣味的標簽，而將廣大民眾拒斥在詩歌創作、接受、欣賞的門檻之外。由此詩歌只是成了某個或某些詩歌小圈子內部相互辨認、彼此欣賞的符號，越來越學院化、邊緣化、小圈子化，越來越與民眾無緣，詩歌成了詩歌圈子的內部事務。近年來，底層詩歌、打工詩歌、草根詩歌等浪潮不斷涌起，不斷沖擊著詩歌的精英化格局，但在整體上并未撼動精英詩歌的文化領導權。今天，我們應該反思新時期詩歌“精英化”所帶來的弊端，將詩歌從文化精英的壟斷中解放出來，在詩歌與民眾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系，讓詩歌能夠發出民眾的聲音，能夠代表民眾的聲音。

新時期詩歌的“西方化”表現為中國詩人對西方詩歌、西方詩人的模仿與借鑒。西方詩歌尤其是現代派詩歌在新時期大量翻譯出版，拓展了我們的眼界與精神視野，豐富了我們對詩歌美學的認知。但對西方詩歌的過分推崇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將西方詩歌及其中文翻譯當成了詩歌的標準、好詩的標準甚至最高的標準，不少詩人以此作為自己詩歌創作的追求，走入誤區。言為心聲，詩歌也只是一種情感、經驗與思想的特殊表達方式。如果我們的歡喜悲傷、我們的生活也只能按照某種特定的流派與方法去表達，那只能是削足適履。不僅不能表達出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而且也喪失了創新的沖動與動力。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我們提倡講述中國故事、抒發中國情感，“西方化”的傾向得以扭轉。不少詩人開始向古典中國尋找思想與藝術資源，這有助于打通古今隔閡，傳承中國文脈。但如何將之與當代中國結合起來，仍然是需要我們不斷探索的。

新時期詩歌的“形式化”表現在過于注重形式與技巧，而忽略了生活的豐富性。“形式化”將形式與內容割裂開來，將怎么寫與寫什么割裂開來，在其視域中，不僅很難容納社會底層的經驗，甚至很難容納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形式化”的一個極端是“腔調化”，似乎只有以某種特定腔調寫出來的才是“詩”，而在特定的腔調背后則是特定的姿態、特定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與方法，或者說是中產階級美學的一種表現。“腔調化”既抹殺了生活的復雜性，也抹殺了詩人的個性與特性。我們只有打破腔調化與形式化的窠臼，才能讓詩歌真正恢復活力。

新時期詩歌的歷史經驗是豐富的，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不少弊端。我們只有冷靜、客觀地進行審視，將之相對化與歷史化，才能為新時代詩歌的發展開辟出新的道路。在新時代，我們要扭轉“精英化”的立場，將詩歌與人民的生活和內心連接起來，讓詩歌成為廣大民眾可以創作、接受、欣賞的文學形式；我們要轉變“西方化”的傾向，讓詩歌講述中國人的故事，抒發中國人的情感，凝聚中國人的精神；我們要走出“形式化”的藩籬，讓詩歌成為我們認識生活、表達生活、創造生活的重要形式。

新時代詩歌是中國新詩百年之后的再出發。我們相信，承繼百年新詩的優秀傳統，借鑒古典詩歌與西方詩歌，新時代詩歌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必然會煥發出新的生機，展現出新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