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1978到2018，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的40年。40年間，中國的文學也從僵化的一體化格局走向多元化的開放道路。在與世界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學的對話中，中國作家建立了文化自信。莫言作為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代表作家，他的創作見證了時代的發展，也彰顯了40年的文學成績。為了總結40年中國文學的成就和寶貴經驗，思考當下文學存在的問題，2018年11月10-11日，由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莫言與世界文學藝術”研究中心（籌）主辦的“莫言與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大學青島校區召開。

開幕式由山東大學青島校區曹現強副校長主持。山東大學黨委副書記張永兵為首都師范大學張志忠教授頒發了兼職特聘教授證書。山東大學校長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長邢占軍對所有參會嘉賓表示了歡迎，他說莫言與山大有緣，山大也將莫言文學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希望通過此次研討會的舉辦，能讓各位有識之士各抒己見，碰撞思想，獲得更多更新的學術靈感。張志忠教授做了《莫言與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的主題發言，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成就了中國文壇的黃金一代。作為莫言曾經的同事、好友的山東大學賀立華教授則以莫言與山東大學的密切關系為切口，講述了他眼中這個與山大“淵源頗深、故事很多”的莫言，以及莫言獲諾獎后在山大任教的趣聞。賀立華回憶了莫言受聘為山大碩士生導師時的激動與忐忑，還記著莫言的話：“作家寫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教授教不好學生，卻是誤人子弟。”來自國內外50多所高校、科研機構和有關單位的老、中、青三代學者百余人共聚一堂，圍繞著“莫言與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議題展開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會議議題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改革開放背景中的作家個體研究和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三個層面。此外，會議期間還專門組織了學界與期刊媒體的專題對話會。

一、改革開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是整個會議的中心。莫言1981發表處女作，至今仍筆耕不輟，他是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作家，他的創作與改革開放的歷程幾乎同步，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是彰顯了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成績。與會學者認為，要從時代的角度讓莫言研究回歸歷史與現場，將莫言研究與改革開放40年的時代背景聯系起來探討，以期推動莫言研究向縱深發展。

第一，關于莫言研究的再思考。近年來，尤其是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有關莫言的研究蔚為大觀。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叢新強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研究狀況進行了考察，認為國內研究文章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展開：（一）莫言獲獎的原因、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譯”的角色問題；（二）莫言作品的世界性，主要集中在莫言與馬爾克斯、福克納以及村上春樹、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較研究；（三）莫言與中國敘事傳統的淵源，尤其是莫言對《聊齋志異》的精神與魯迅傳統的繼承創新的研究，與本土當代作家的比較研究也受到關注；（四）回歸莫言作品本身，立足文本細讀和辨析，從創作整體、文本敘事等層面進行再解讀。叢新強坦言，莫言研究存在大量的重復，作為一個學者要不斷發現新的學術觀點，不斷尋找新的學術闡釋。

與國內莫言研究的再思考相對應，山東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寧明對諾獎之后國外莫言研究進行了考察，認為英語世界的莫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回應有關莫言獲得諾獎的政治性解讀、研究莫言作品與中國本土文學和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文化視野下的文學審美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視閾下的研究。同時認為，文學翻譯存在誤讀，而正是誤讀促進了作品的海外傳播和接受，因此是有價值的。

山東大學副教授史建國對“莫言與地域文化”研究進行了再思考，他認為，從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看，許多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通過問題的分析，史建國進一步指出，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應當注意區分文化共性與個性。這一論述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直面當前從文化角度進行莫言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對莫言研究現狀的梳理、對“莫言研究熱”的“冷思考”是必要而有意義的。目前，莫言研究已經達到相當的廣度和深度，哪些研究是重復無效的？還有哪些可供開掘的學術空間？對莫言研究的再思考，顯然有助于將這些問題推向深入。

第二，關于莫言作品的整體性研究。在文學觀方面，西藏民族大學教授胡沛萍對莫言否定自己早期作品的現象進行解讀，做出積極的價值闡述。湖北警官學院講師周文慧通過考察莫言的演講、訪談及創作談，對莫言的文學創作觀念從語言的使用、結構的安排、故鄉背景的設置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進行了梳理。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宗剛從文學教育的角度對莫言成長為作家的內在肌理進行分析，莫言走向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外國作家、外國精神導師的引領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同時莫言還具有對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吸收整合的“核心技術”。作為呼應，曲阜師范大學講師李曉燕提出了莫言創作源動力的問題，認為莫言文學在典型人物創作、開辟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新歷史主義書寫等方面皆呈現出鮮明的原創性特征，莫言原創力的淵源體現在生命天賦、故鄉文化、時代資源、閱讀經驗等方面。浙江師范大學教授王洪岳和山東理工大學副教授唐長華則分別從宗教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莫言的整體性研究。前者認為，莫言從上世紀80 年代剛剛開始創作時的“天馬行空”，而且“痛恨所有的神靈”的褻瀆和反叛姿態，到90 年代中后期開始“好談鬼怪神魔”，再到新世紀作為創作主體開始不斷地縈繞著悲憫、罪感和懺悔意識的演變過程，正是莫言宗教情懷和信仰維度在創作中的體現。后者則從齊文化的角度解讀莫言小說的抗爭和反叛精神，梳理了莫言小說中先民反抗的精神圖譜，進一步闡明了莫言小說所蘊含的精神底蘊與地域文化的關系。

第三，從接受、影響、批評、傳播的角度切入莫言研究。作為一個跨越了改革開放40年的作家，莫言文學的接受狀況如何？在當今“淺閱讀”“輕閱讀”和“碎片化閱讀”的趨勢下，莫言文學的接受又面臨怎樣的挑戰？莫言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遼寧師范大學副教授喬世華認為，莫言作品在年輕讀者群體中存在誤讀現象，這與年輕讀者缺失近現代歷史教育、生活經驗以及閱讀經驗有關。如果讀者不能理解莫言作品的文學書寫，那么，莫言文學作品的接受動力又從何而來呢？在這個基礎上，喬世華進一步提出了成為經典的傳統作家如何對待作品接受的問題。應該說，這樣的探討是有危機意識和現實意義的。

寧明則提出了莫言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問題。她認為，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視角越來越廣，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化的批評方式拓寬了莫言文學研究的邊界，有助于向異質文化中的讀者傳播中國文化。由于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讓外國讀者更好更客觀地理解莫言文學，宗教文化可能是打開認識之窗的一個途徑。

批評與創作本就是一體兩翼，兩者相互促進，密不可分。山西省孝義市文聯主席馬明高對莫言的三種新作（小說《故鄉人事》、戲曲劇本《錦衣》和現代詩《七星曜我》）進行了探討，引出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認為，新作從語言、思想深度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回應了之前批評家對其作品的質疑，肯定了莫言新作中體現出來的批判精神和民間立場，認為批評家的批評為莫言創作提供了滋養。天津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李彥文則用回歸歷史現場的方式，還原80年代的文學生態，進而考察莫言在文學新人期受到文壇主流的影響情況，從創作與批評相互影響的角度對莫言創作風格的形成做了闡釋。山東理工大學講師張相寬通過對《豐乳肥臀》不同版本的對校、匯校和譜系分析，指出《豐乳肥臀》版本的歷次修改充分體現了莫言的創作理念和創作特征，反映出莫言創作觀念的嬗變、小說創作與小說批評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這種回歸史料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

第四，莫言作品的文本分析。許多學者的批評仍然圍繞著文本展開。張學軍提出了廟宇神像在莫言作品中的獨特存在，認為神像意象反映出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是一種民俗意象，提升了作品的文化蘊涵。濰坊學院莫言研究中心主任王萬順對莫言作品中出現的紅歌曲目進行系統地統計和梳理，結合具體文本對莫言之紅歌書寫的敘事功能展開了細致分析，認為紅歌書寫反映出了相應的時代特征。棗莊學院副教授裴爭探討了莫言小說中的癡狂者形象，她將癡狂者形象分為懵懂無知的癡傻兒、敏感叛逆的癲狂者和民間的動物精靈三種。認為癡狂者形象譜系正是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病態和民間神秘文化雜糅的產物。此外，與會學者還圍繞莫言小說中的“疾病書寫”、“殘缺美學”、女性人物形象等主題展開了探究。

通過對文本細讀的研究，很多學者獲得了新的發現。叢新強指出，《食草家族》這部缺乏重視的作品，其實是莫言小說的最核心的文本。他通過《檀香刑》與《金瓶梅》的比較，提出了莫言小說中蘊含的世情小說的敘事傳統。杭州師范大學教授郭洪雷把《透明的紅蘿卜》作為討論對象，結合作品中的許多細節，指出了莫言創作與麥卡勒斯、茨威格、卡爾維諾、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創作之間的關聯，進而得出莫言并非原創性特別強的小說家，而是一個生發型的小說家的結論。吉林大學教授王學謙對莫言的《錦衣》從民間的角度進行了細致解讀。德州學院副教授劉耀輝對《透明的紅蘿卜》中黑孩形象的創作原型進行了探源。這種回歸文本細讀以發現新問題的學理思路，對莫言研究富有啟示意義。

第五，比較視閾下的莫言研究熱度不減。武漢輕工大學副教授喻曉薇從文體學角度探究莫言小說與明清筆記小說的關系；湖北警官學院副教授彭宏從審美角度探討了莫言與馬爾克斯筆下英雄形象的異與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外教、韓國學者薛熹禎對比了莫言與韓國作家玄鎮健的創作；中國文聯出版社總監蔣泥從創作手法的角度比較了莫言、閻連科與黃國榮的長篇小說。此外，莫言與趙樹理、張煒等當代作家的比較研究也引起學者的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學者從文學的共性與個性、作家的民族性與國別性等角度拓展了莫言及當代文學研究的維度，向我們呈現出了海外學者眼中的“中國的莫言”、“東亞的莫言”。這對于推動莫言文學的海外傳播與研究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改革開放背景中的作家個體研究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文學呈現出眾聲喧嘩、百家爭鳴的景觀。探討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文學，離不開作家的個體研究。在莫言研究之外，大會還圍繞40年間中國文壇有影響力的作家展開了探討與爭鳴。

河南師范大學教授趙黎波圍繞高曉聲的創作及30年來有關高曉聲的評價展開探討，認為新世紀以來，隨著“底層寫作”熱的不斷升溫，高曉聲這個在上個世紀80 年代中后期以來被嚴重“邊緣化”甚至被遺忘的作家又重新被提起。近30 年來有關高曉聲小說評價前后相異甚至大相徑庭的結論，昭示著文學界思想資源、批評路徑及價值立場的變化動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韓魯華就賈平凹的新作《山本》做了歷史敘事方面的探討。他認為該小說是具有歷史總結與反思的大作品，它終結了以往的歷史敘事，不僅從人、佛或上帝的視角審視歷史，而是采取了天地神人相融會的視角。這對已有的歷史敘事和當代文學敘事的規約性構成了挑戰。與之相呼應，嶺南師范學院副教授周顯波也談到了賈平凹長篇小說中的歷史敘事問題。他指出，賈平凹長篇小說常常以游蕩人物的游蹤作為文本結構，生活的空間雖然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現，但是歷史建構的深度卻遭到擱淺，并進而提出當代小說作家的歷史觀與歷史書寫等相關問題。菏澤學院程娟娟對貫穿賈平凹創作的神秘主義色彩進行了論述，指出《山本》中的神秘主義書寫是對民間文化的傳承發展，作家在虛實相生的美學境界中表達了萬物有靈的樸素信念，但神秘主義的過度書寫削弱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崔志遠從主題原型的角度對張煒的《你在高原》進行了解讀，認為，《你在高原》的主題原型有橡樹路、阿雅、田園、流浪與行走等，這些原型富有深刻的寓意。現代社會的人們面對著如何既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又不失人文精神的艱難甚至無望的悖論選擇，《你在高原》系列小說的思考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是一種對于人類危機和救贖的更為形而上的思考。陜西師范大學博士王愛紅提出了張煒作為“海上絲路文學”范式新構者的理念，探討了張煒筆下“徐福東渡”的書寫藝術，認為徐福的形象及其文化意蘊，對于理解張煒作品具有重要意義。

太原師范學院教授傅書華圍繞張平的新作《重新生活》展開論述，認為該小說從細節、場景、情節、人物言行等方面都做到了藝術真實，是近距離關注社會現實生活的一部小說。然而作品也體現出了作家人生經驗的局限性。傅書華從張平的創作出發，對50后作家的創作局限做出了比較有見地的批評，認為當下“50后”作家創作輝煌表象的背后其實暗含著隱憂，他們原有的價值心態和情感心態都不足以應對新的語境，如果不能完成自我超越，想有突破是很難的。這樣的反思體現了學者可貴的問題意識。

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劉永麗圍繞王安憶的《長恨歌》探討了上海懷舊作品中的器物描寫。認為，對繁華上海器物的懷舊言說透露出全球化語境中民眾的焦慮，體現了去民族化、親殖民化的傾向，體現了傳媒語境下娛樂消費為主導的文化特征。信陽師范學院副教授徐洪軍對鐵凝早期作品《哦，香雪》進行了再解讀，同時對該部作品的批評史進行了反思。認為該部作品是新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憧憬的一個新起點，批評界對它的解讀開拓了文學研究的闡釋空間，也顯示了不同時期文學話語權的嬗變。

北京大學博士趙路平就格非小說中的自殺書寫做了探討。認為在格非作品中，頻繁出現的“自殺”一方面是其文體實驗的一種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時間與歷史意識的體現，是對注重整體性、理性和線性發展的現代歷史宏大敘事的瓦解，這種書寫使得歷史與記憶發生錯亂零散。趙路平通過文本的分析，進一步指出，這種自殺書寫也隱含著知識分子優勢地位喪失以及價值觀念改變等寓意。

溫州大學教授孫良好對余華的《活著》與張翎的《死著》做了對比。他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從“生死”命題、人物形象、敘事藝術三個方面入手，探討了兩個作品分別蘊含的生命哲學，進而將兩個核心人物福貴與路思銓相互參照，最后從敘述結構、敘述者、敘述視角三個方向探究饒有意味的敘事藝術，凸顯《死著》相較《活著》在“生死”命題書寫上的突破和創新。

以上作家個體研究涉及賈平凹、王安憶、張煒、鐵凝、張平、格非、余華等當代文學比較重要的作家，他們多為“50后”“60后”，文學底蘊深厚，創作歷程較長，是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與會學者從作家創作現象、經典作品及新近作品入手，立足文本，又不囿于文本，將作家放到時代與歷史的背景中，借助作家作品反思時代，獲得了較為宏大的批評視野。與“50后”“60后”作家個體研究形成對比，“70后”“80后”作家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群體性上，如棗莊學院副教授馬芳芳對“80后”叛逆敘事演變的研究，山東師范大學講師祁春風對青春敘事的研究等。除了小說家的研究，與會學者還圍繞詩人林莽、歐陽江河及旅日作家李長聲的散文隨筆做了相關方面的探討。

三、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整體性研究

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出現了三個重要的維度。第一是從宏觀角度探討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在文化和社會學層面梳理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以總結經驗教訓。第二是對40年文學局部特征的概述，從某一文學現象入手，以局部觀整體，發現當代文學的一些共性，以揭示創作規律。第三是從文學理論建構的層面不斷深入，對當下作家的創作困境及社會轉型中出現的文學問題做理論層面的探討與回應。

第一，張志忠就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做了宏觀闡述。他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一）改革開放時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改革開放40年間文學整體創作環境良好，作家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情。以莫言為例，莫言的創作歷程不是沒有坎坷，也曾受到批評、質疑，然而良好的創作環境使莫言充分發揮了他的創作個性。因此，作家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受惠者。（二）創新與探索的時代精神，認為這是一個勞動、創造、發現、進取的時代，文學也要創新。他以莫言、余華等作家的創作為例，指出他們的創作探索性明顯。文學表現時代，不僅表現在作品里，也表現在創作探索的過程當中。（三）“黃金一代”作家創作的成長特點：從傾訴到自我反省與審視。張志忠提出，這代作家經歷了從青春到知天命再到耳順之年的寫作歷程。他以莫言為例，認為莫言早期的作品大多采取兒童的視角，但是新作《故鄉人事》，不僅有當年孩子的視角，還有耳順之年“我”的視角，審美風格從青春的張揚轉向了“沉郁頓挫”，創作姿態也從“傾訴”轉向了“自我反省與審視”，這是這一代作家的一個普遍現象，在鐵凝、賈平凹、王安憶、蘇童等作家的創作中都有體現。（四）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兩個重要特點：宏大敘事和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張志忠將“黃金一代”作家同“80后”作家的特點進行比較，認為這代作家的人生際遇決定了他們普遍將個人的命運與時代命運連在一起，作品關注歷史，體現出宏大敘事的特點。同時指出“黃金一代”作家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梳理作品的人物形象對總結、概括和闡述40年中國文學的經驗和成就是必要的。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勇對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進行了癥候式分析和全景式掃描。他認為40年可以分為新時期文學20年和新世紀文學20年兩個時代。這兩個20 年之間具有錯位呼應的對應關系，即新世紀文學前10 年，同20 世紀90 年代之間具有承繼關系，后10 年代則同80 年代具有對應關系。他以底層寫作為例，認為底層文學寫作貫穿了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紀前10 年的文學思潮。進入新世紀文學的第二個10年，底層寫作的精神傾向性加強，開始偏離90 年代所主導的欲望化寫作，同20 世紀80 年代形成了隔代的精神對應關系。渤海大學教授劉廣遠提到了作家的代際關系問題，認為探討時代文學無法脫離同時代的作家，把握不同代際作家的創作特點以及他們之間的交融碰撞，可以成為管窺40年文學豐富性和復雜性的一個窗口。同時指出了不同代際作家缺少交流互動的問題，認為觀察不同代際作家之間的文學關系、傳承模式、生成形態、發展趨勢，能更好地理解當代文學和中國文學。

第二，部分學者從當代文學的局部特征及某一文學現象入手，圍繞著審美與文化精神展開了深入討論。武漢大學教授樊星提出了當代文學中的“尋根”現象，將1980年代的“尋根熱”與1990 年代以后的“尋根”力作聯系在一起，認為“尋根”現象并未隨著“尋根”文學思潮的消退而消失，它仍然是當代作家追尋民族魂的重要途徑。不同代際的作家的“尋根”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也有不同的發現。如何將“尋根”的事業進行下去，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命題。

集美大學教授羅關德提出了中國文學的草根性特點，認為20 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特現象是草根逐漸地變成了主流，主流又不斷受到新的草根的挑戰。20 世紀魯迅、趙樹理、沈從文、莫言分別從草根走向主流的過程，隱在地表現了文學從傳統的封建道德到現代思想啟蒙的過渡，又從思想啟蒙到以政治化、大眾化為表征的政治文學的過渡，再到注重情感宣泄的疏離政治的文學和對傳統文學形式的多方位顛覆的過渡。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也從文學的角度折射出社會的審美價值的轉變。

湘潭大學副教授龍慧萍認為，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在80年代以后作家普遍向西方學習的大趨勢下并未斷竭，在90年代的創作中有復興的趨勢，在新世紀重新獲得了強大的感召力，這一定程度上標志著當代作家對古典文學傳統的繼承與轉化。通過論證，她進而提出“如何在古典與現代融合的基礎上保持作家創作個性”的問題。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趙冬梅提出了以“荒誕”收尾的文學現象。她考察了韓少功、閻連科、賈平凹、王安憶等幾位“50后”作家近年來的長篇小說，認為荒誕是作家在探求作品的藝術創新、隱喻寄托、民族或時代寓言時的一種書寫策略，但更是某種寫作困境的癥候式體現，是創作主體把握歷史與現實無力感的一種逃避方式。

第三，理論層面的探討將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整體性研究推向深入。山西省作家協會段崇軒分析了當下“非虛構”文學潮流的局限性，提出了建構文學“虛構”詩學的問題。相對于非虛構寫作，虛構是文學的本質特性。莫言虛構的“高密東北鄉”和40年文學歷史中杰出作家的創作都表明，小說要發展，必須建構自己的虛構理論。在對中西方文學虛構理論探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虛構詩學”建構的四個層面：確立文學的獨創性；強化詩意性品格，要在坎坷的人生中寫出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寄托；突出理想性因素，努力表現作家乃至人類的愿景和理想；體現文學的“總體性”特征，寫出與轉型時代相匹配的大作品。

山東大學教授孫基林提出了“詩歌敘事”的問題，認為詩歌原本是一種抒情的文體，自80年代初當代詩歌卻出現了大面積敘事的思潮或傾向。從敘事角度觀察詩歌可以為詩歌研究開辟一個嶄新的空間。同時他也指出了詩歌敘事與小說敘事的不同，詩歌敘事不追求敘事的故事性、情節完整性以及邏輯關系等，而是具有間離性，這就增加了詩歌的張力與空間，帶上了“反敘事”的特征。

此外，來自日本放送大學的金學文教授以及來自意大利巴勒莫大學的朱西教授也分別進行了發言。金學文談到了中國對日本文學和韓國文學不同的接受度，闡述了自己對中日韓三國文學的關注與理解。朱西教授則提及了自己求學過程中最初緣何專注中國文學的經歷，以自身的國際視角談了莫言作品的研究與傳播。

本次會議以“改革開放背景中的莫言研究”為中心，兼顧中國當代文學的其他作家作品，從文學外部與內部、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創作等多個維度展開爭鳴，推動了莫言研究及改革開放40年文學研究的深入。進而，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經驗與教訓，從理論層面對社會轉型中的文學問題作了回應，體現了明確的問題意識。本次學術會議的召開，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對于從文學與時代關系的角度講好中國故事、表達中國聲音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石立燕，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叢新強，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