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四海叔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變化。

我的老家在渭河岸邊的建坊村。那里，有許多值得我回憶的人和事。四海叔的事兒，經常在我的眼前閃亮。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是1958年，當時，我們學生常唱的一首歌子是：“五八年呀么呼嗨，大躍進呀么呼嗨”，人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想一步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缺少文化的四海叔，對于這一種說法極為擁護，他相信只要聽上邊干部的話，沒黑沒明價苦干，人們夢想中的共產主義就到了。四海叔的力氣特大，聲音也大，又由于人格正，所以他在社員的眼里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一天，我們村子北邊的一條大路上，人們忽然拉去許多椽子和繩索，凌空搭起一個高高的臺子，上邊拴著彩花和紅布，就像戲臺一樣，還架了鑼鼓。我們小學生都去看稀奇。我心想，是唱戲吧，但怎么把戲臺搭在馬路上？這么想著的時候，我看見全大隊八個小隊的社員，從四個村子的方向跟隊走了來。整齊的隊伍，就在彩臺下聚集。當時，玉米的禾苗長得一尺高。臺下的玉米地里，放著八把錚亮的鋤頭。各隊的社員到齊后，我看見公社下派干部老呂，和我們隊的大隊長，登上了高高的彩臺。他們的兩邊，站著四個手拿鼓縋和四個手執銅鈸的青年社員，一個個上身穿著白布衫，腰帶緊束，頭上攜著“虎豹頭”毛巾。這時，大隊長在喝令大家肅靜之后，老呂便字正腔圓地講話。他說：“今天，我們要打擂臺，比賽鋤地，看誰能得狀元？得狀元，也就是得到第一名，我就獎給他鋤頭一把。”說著，他把一把上邊拴著彩綢的鋤頭，舉向空中，“由我代表公社親自獎給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就是因為我們社員的干勁不夠，不是干勁沖破天，而是有暮氣，有惰氣。今天的比賽，就為的解決這個問題。比賽時，有鑼鼓助陣，給他們加油。各隊來的社員，要吶喊給某某鼓勁，給某某加油！因為今天參賽的八個社員，都是各小隊選出的，他代表各個隊，能不能給你們隊爭光，是大事情！”

接著，老呂念了八個社員的名字。八個被點名的力大無比的社員，就走出隊列，站在了八個玉米行間。站在最南邊行子的，就是我的四海叔。

這時，我聽老呂又說：“這玉米行子，從東到西是100丈遠，只鋤一個來回就決定勝負，誰鋤到最前頭，還不越鋤越桄桄，誰就是狀員！”頓時，空氣變得緊張起來。我看見老呂口中噙著一只銅哨，眼睛圓睜，說：“我吹第一聲哨子，八個打擂臺的人進入準備；我吹第二聲哨子。比賽開始！”呀，這真是最緊張最讓人高興的的時刻，我的心都愣跳了。我看見八個社員，都雙手握緊鋤把，躬著腰，伸長了脖頸。大路邊的三百多名社員，也都靜聲屏氣地看。忽然，哨子“吱”地響了。這時，彩臺上的鑼鼓猛之敲起來，就跟古時的戰鼓一樣，為戰斗助威。八個漢子，各各在腳前舞動著銀鋤。社員伙喊成一鍋粥：“某某某，加油！”“某某某，加油！”那景勢，令人緊張萬分，讓人目不暇接。瞬間，八個漢子就箭一般射向前邊去了。鋤到地頭后，他們很快又轉回身子，朝我們的方向鋤來。

鑼鼓在敲，社員們在喊，仿佛藍天下的白云都給震住不動了。我看見八個漢子都是汗珠如雨，有的臉膛連血色都沒有了，如長途賽跑一樣，最后都鋤到了終點。讓我高興的是，我心中的四海叔，還是不失眾望地鋤到最前邊，獲得了第一。但他在鋤到我們跟前時，卻撲沓坐下了，喘著粗氣說：“我的媽呀，把人能掙死！”

四海叔肩扛公社獎的彩綢鋤頭，是被我們小隊的社員簇擁著回到村里的。

這次發生在我們大隊打擂臺的事兒，當時的《興平縣報》作了報道。自然，這對我們小隊的社員鼓舞很大，大家領略到“干勁沖破天”是怎么回事。

但后來，有很長時間，我在村子沒有看見四海叔。聽人說他自那次比賽后就病了，每天在家里吃藥。有一次，我在村巷看見他的臉膛黃鶯鶯的。村里人說是他在那次擂臺賽中傷了力氣，光中藥就吃了一年，把家里的兩顆壯榆樹都鋸倒賣了。我還聽說，當時參賽的八個漢子，有5個很長時間都緩不過性子來，還有一個回家后吐血，不久就去世了。

對于這些事，我的四海叔卻不認為是壞事，他說：“大躍進，不加油干咋行？病了，是我的力沒出在向上。”

四海叔由于家貧，后來結婚時，已經35歲了。他跟一個從四川逃難來的女子結了婚。女子名叫楊玉萍，長得小巧玲瓏。我叫她玉萍姨。

有年，我從單位回到村子。當時，正是“大批判開路“的年月。我去他家看他。我見四海叔蹲在地上，手里端著一只鐵馬勺在吃飯。飯很稀，綠綠的，稀湯湯面條里都是野菜。我問他咋不用碗吃飯？他說：“叔飯量大，用這個吃著好，省得舀。”他的妻子楊玉萍說：“他現在沒有啥勁了，飯里連鹽都沒有。”接著又能對我說：“我說讓他買點紅芋，我給他蒸熟，讓他拿街上去賣，掙點錢給家里稱鹽買醋。你說對不？”四海叔眼睛一鼓道：“報上說，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走不了社會主義的步，咱就是餓死，也不能去搞黑市。你甭問他，那事弄不成！”

玉萍姨再沒敢說話。

從四海叔家走回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靜。啊呀，四海叔就是這么一個單純的認“死理”的人！

去年春天，我回到我們村子。在村頭兩間漂亮的商店里，我見到了四海叔。他的頭發和胡楂都白了。他對我說：“你回來了，這是叔開的商店，你快坐。我給你拿酒，家里菜是現成的，你和叔喝兩盅，說說話。”小商店里，生產資料和食品一應俱全，他漂亮的兒媳婦在經營。他對我說：“現在，真是在天堂過日子，我的碎兒子和媳婦開商店，我給他們幫幫忙；我的大兒子大學畢業后，在西安開公司，出出進進都是小車；我的孫子都上初中高中了，啥都好得沒法說。”

敘談中，我和他回憶起了五八年打擂臺鋤地的事。他說：“那是搞形式，是沒有意思的事兒。你看現在，我們黨的政策多好，說啥就干成啥。說要給村民種糧直補，錢就下來了；說給農村的貧困戶發錢，錢就發下來了；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辦起來了。農村人的養老保險，也在試驗。不搞形式，是真干啊。”

他說話的聲音依然很大很響。我想，從他那鼓起的胸脯下發出的聲音，還是那么有力氣，具有震撼力。我問他：“現在農村還有形式主義的現象沒有？”他笑了笑，說：“外地有沒有我不知道，咱村沒有。前些年，你沒聽省委書記趙樂際有次講話說，他去一個地方，那里刷標語：熱烈歡迎省委趙書記下來檢查工作！趙書記老大不高興，說我來了就來了，你們搞這形式干什么？他說得多好！”我問他：“你聽誰說的？”他說：”省廣播電臺有次廣播的呀！“逗得我倆和他的兒媳婦一起大笑起來。

今年已八十七歲的四海叔，就這么讓我常思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