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腸路、機耕道、旅游路……家鄉路的變化像電影一樣在我腦海里不停的切換。路上的風景，承載著滿滿的記憶。

我的家鄉地處重慶東北部，四面環山，海拔1200米，名曰高坪村。說“坪”其實就是一面緩坡，四百多戶人家梯次坐落在山腳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村里還沒有通公路，與外界連接的只有一條崎嶇的羊腸小道。

在那個“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喊”的年代，村民在羊腸小道上丈量生活的勞累和艱辛。我家距離鄉場鎮15公里，農用肥料、生活物資，父親都要趕趟背運，往返一個來回需要半天時間，有時白天忙農活，只得摸著夜色背運。夜幕下的山路格外崎嶇，父親左手握住手電筒，右手拄著打杵子（山區農民背東西使用的一種工具），肩背百余斤貨物往家趕。手電筒忽明忽暗，父親深一腳淺一腳地趕路，回到家里已是大半夜。小時候一直覺得父親的肩膀像鐵打的，整天背背扛扛，累而不懈。直到有一次瞅見父親換衣服時肩膀上的一道道血痕，我的心揪得緊緊的，想撫摸父親紅紅的肩膀，卻被他嚴厲的目光制止。

山路也是兒時的求學路，每天大清早一路奔跑到學校，可放學后像泄了氣的皮球餓著肚子回家。若是遇上暴雨天，山路瞬間被洪水淹沒，大人們只好披著蓑衣送孩子上學。要是半路遇雨，要么躲進路邊巖洞，要么就近找農舍（那時雨傘是奢侈品），等待雨停或大人接送。一來二去，懂得看云識天氣的大人們干脆在孩子的書包里塞一張一米多長的膠紙，要是遇上下雨可頂在頭上。然而還是有意外發生，每年都有學生在陡峭的山路上失足喪生。

1992年5月，鄉政府組織村民修建村公路。村民投工投勞，早出晚歸，僅用半年時間就修筑起20多公里長的村公路。說是公路，其實就是機耕道，坡度大、彎道多、路面窄，但村民很滿足，至少山里響起了汽車轟鳴聲，減輕了村民人力運輸之苦。因為通路，村民開始種植烤煙，有了穩定的收入。然而，山里的雨季連綿不絕，機耕道經常被暴雨沖刷的遍體鱗傷，村民自發出工搶修，如同自家農具，壞了修，修了又壞，周而復始。修修補補的機耕道讓鄉親們高興不起來，又放心不下，大多時間又回到“老路”，在山路上來回奔忙。

日子，一直在路上。2013年，全域旅游的勁風吹到我的家鄉。因背靠五里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毗鄰大九湖國家濕地公園，高坪村公路升級改造成旅游公路。順山勢盤旋而上的機耕道被截彎取直，全程縮短至11公里，路寬6.5米，水泥混凝土路面，涵洞、防護欄、綠化，一應俱全。這條旅游路如玉帶般將村子與鄉里、縣城及外面的世界連接起來。

高山娃娃魚、金絲猴、豹子、麋鹿、紅豆杉，當地村民耳聞目睹的“土特產”在互聯網上傳播，游客們紛至沓來。昔日“老鄉見老鄉”的公路上，多了很多生面孔，還有不同膚色的外國人。在外務工的羅世勇最先嗅到商機，2015年返鄉建起三層洋房，養殖100多只山羊，辦起農家樂，收入比在外務工還高。陳宗芝的丈夫在外務工，自己在家種植烤煙，三年前建起新房，還購買了摩托車，騎車趕場、接送學生已成為陳宗芝生活的一部分。像陳宗芝一樣的家庭婦女不再為砍柴煮飯犯愁，村里早已實施退耕還林政策，“伐薪燒炭”的景象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煤炭，有的農戶干脆燒起煤氣，昔日“光頭山”披上“綠衣裳”，野豬、麂子時常光顧莊稼聚餐，斑鳩、錦雞、燕子又落戶農家鳴叫。深山里的老鄉日子過得殷實，家家戶戶有存款，去年人均純收入過萬元，早已甩掉貧困村帽子。經常聽到母親在電話里報喜，父母長期患病的田娃子買了小汽車，初中輟學的路長帶回來一個江蘇媳婦兒，張結巴的孫子考取了重慶大學……母親成為一個快樂的傳話筒，讓我第一時間分享了村里的新鮮事。

今年五一回老家接父母到縣城居住，像以前一樣父母仍軟硬不吃，執意要留在村里。父親一字一頓地說，咱這里現在交通方便了，又是旅游景區，不比城里差，待著舒心踏實。我還能說什么，只好順著父親。晚飯后，我拽著父親行走在兒時的小路上。放眼望去，全是一片綠色，哪還有路的蹤跡。父親佝僂著身子扒開半人高的草叢，在前面趟出一條路來。我跟隨不到一里路，就覺得全身被草叢藤蔓刷得火辣辣的。父親則邊走邊說，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聞，這個搞得好，咱老百姓得實惠……父親的話語勾起我很多回憶。

記得初三那年寒假，一位鄉干部到我家院壩召開群眾會。會議內容已記不清了，記得最深的是那位干部一直把“窮山惡水”掛在嘴邊，我聽著很刺耳，卻無力反駁。聽說那位干部早已在外地退休，如果他看到村里現今的模樣，他該作何感想？！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是改革的春風，讓家鄉的路由彎到直，由窄變寬，由“土”變“硬”，家鄉變得更有“顏值”。

路是人走出來的。改革開放在路上。我和家鄉人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