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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城里有個白塔寺，可有多少人知道，就在離白塔寺不遠的地方，曾經有過一個青塔寺？西城區白塔寺西側有青塔胡同，這個胡同便得名于此處原有的青塔寺。青塔寺曾是元大都非常重要的一個寺廟，卻悄然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只留下了一個地名。

記載青塔寺的史料支離破碎，甚至互相矛盾，連《日下舊聞考》的作者們也對這些資料心存困惑，未曾梳理清晰。今天，本文將鉤沉史料，尋找歷史深處的那座青塔寺……

青塔寺實為大永福寺因寺內有青琉璃塔而得名

《日下舊聞考》記載青塔寺的史料共有五條，其最詳細者為萬歷三年（1575年）《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青塔寺者，即勝國時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門內。故有青浮圖。稍東為白塔禪寺，相距里許，俗稱青塔寺云。寺創自延祐間。”

明朝史料亦記載有青塔寺。《萬歷順天府志》稱：“瑞云寺，慈恩寺，彌陀寺，萬寧寺，佑圣寺，延壽寺，永秦寺，永祥寺，青塔寺（有敕建碑），弘慶寺。俱日中坊，有敕建碑。”《宛署雜記》卷5載，宛平縣西城朝天日中坊一牌三鋪有青塔寺胡同 。卷19記述城內寺廟有：“青塔寺，古剎，天順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監普安感夢助成。請于上，敕賜今名。編修蔣冕記。 ”

元代史料對青塔寺的記載，為當代人記當代事，可靠性更高。《永樂順天府志》述元大都城內塔的位置，引《析津志》曰：“青塔，永福寺，青琉璃” 。《永樂順天府志》記載塔的行文規律是：塔名，所在寺廟，特征。所以這句話可以理解為：“青塔，位于永福寺，因覆以青琉璃而得名”。《析津志》的作者熊夢祥是元末人，曾擔任大都路(今北京地區)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他很可能親眼見過位于元大都城內的永福寺有青琉璃塔。

元仁宗延祐年間任嘉興祥符寺住持的僧人念常在其《佛祖歷代通載》也有明確記載：“己未（延祐六年)，敕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

根據上述元明史料，青塔寺始建于元代，其正名為“大永福寺”，亦稱為“永福寺”；因寺內有一座青琉璃塔，故當時俗稱“青塔寺”。

明代《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稱“（大永福）寺創自延祐間”。《佛祖歷代通載》稱大永福寺建于延祐六年（1319年）。元代由皇室部門出資興建的寺院，，往往成立專門的營繕司負責其營建工程，如：負責壽安山大昭孝寺的昭孝營繕司，負責大普慶寺的普慶營繕司。負責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部門是 “營繕提點所”，是永福營繕司的前身，成立于延祐三年（1316年）。負責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還有一個機構叫“永福財用所”，其前身“諸物庫”、“永積倉”也成立于延祐三年。

元代營建皇家寺院，除國家征用工匠以外，往往還調用部隊參與工程。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就調用了一支名叫“工役軍”的部隊。延祐三年十二月，曾有人建議調動這支部隊參與臨時警衛任務：“圍宿軍士不及數，其已發各衛者，地遠至不能如期，可遷刈葦草及青塔寺工役軍先備守衛。” 古代的土木工程一般不會安排在冬季開工，因此，這支部隊很可能在延祐三年入冬前即已進駐，參與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了。

綜合上述史料可知，大永福寺（青塔寺）的營建時間應當不晚于延祐三年（1316年）十二月。

元代大永福寺的重要性是朝廷政治博弈的場所 也曾校勘《大藏經》

大永福寺營建工程于延祐三年動工后，工程緊鑼密鼓地進行。據《元史》記載，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辛巳，為加強對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領導和協調力度，元朝政府又在永福營繕提領所和諸物庫、永積倉等部門之上，專門“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這一年十一月，元仁宗進一步明確了大永福寺的功能：“（延祐五年十一月癸未）敕大永福寺創殿，安奉順宗皇帝御容。” 然而，大永福寺的營建過程并不順利。延祐七年二月，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突然被叫停，“（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幾天以后，官方又突然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元仁宗延祐七年二月）戊午，祭社稷。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實際上，叫停大永福寺營建工程的二月，仁宗已經去世，而英宗尚未即位，元朝正處在一個“有政府、無皇帝”的特殊時期。大永福寺在短短幾天內的停工與復建，很可能和權臣鐵木迭兒與尚未即位的英宗之間的斗爭有關。延祐七年（1320年）五月，英宗一系列措施出臺后，后黨勢力遭到沉重打擊，“群幸伏誅，而后勢焰頓息焉。”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永福寺的營建工程緊鑼密鼓地向前推進，在至治元年（1321年）順利完工。

大永福寺于至治元年二月壬子落成之后，第一任住持為當時名僧法洪（1271-1344），隴西鞏昌成州人，因“有《云麓集》十卷行于世”，故亦有稱其為“云麓洪公”者。大永福寺落成以后，不但是元代統治集團政治博弈的場所，而且也以其在大都中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成為元代校勘《大藏經》的重要場所。

元世祖忽必烈自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夏（1285-1287年），曾組織全國29位高僧于大都大興教寺，歷時三年，對《大藏經》進行過一次全面校勘，最終編制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至元錄》），即《大藏經》總目錄。而元英宗時期對大藏經進行的校勘，規模更大、參與人數更多，據《補續高僧傳》記載，“英宗即位，將以大藏經治銅為板，而文多舛誤。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讎較。師（法禎）與湛堂、西谷三人為總督，重勘諸師所較，仍新為目錄。旌賞特加。”

制作銅版大藏經，由于“文多舛誤”，不得不增加了一個“讎較”的程序，這是事關銅版大藏經質量的重大問題。因此，英宗“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來從事這項工作，由法禎、湛堂和西谷三位僧人為總督，而負責“征選天下名僧六十員”工作的就是法洪。根據現有資料，校勘工作在大永福寺、大慶壽寺和大圣壽萬安寺三處同時展開，其中曾經在大永福寺參加校書的名僧至少有三位，即性澄湛堂、慧印和北溪智延。

逐漸消失的青塔寺明代曾修繕三次 清康熙年間遺跡尚存

明清兩季，從皇家到民間，興建佛教寺院的興趣依然十分高漲，北京城內外修復、新建了眾多的寺廟，但從有關史料看，大永福寺這座曾經在元代輝煌一時的皇家敕建寺院卻已經今非昔比。《析津志》記載元末大都城內的寺院時，竟不包括大永福寺，而在介紹大都城內名塔時，只是簡單地使用了8個字：“青塔，永福寺，青琉璃” 。《永樂順天府志》也只是轉引了《析津志》的這句話，再沒有更多的記載了。

從上述二書分析，元末明初，大永福寺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在那里，留在人們視野里和記憶中的，只有一座周身覆蓋青琉璃的塔了。

元末戰火和元大都的毀損、明筑北京城對大永福寺產生多大影響，史無記載。但有一個參照系，那就是徐達在筑北京城時，由于時間倉促，將原元大都城墻甚至城門都包進了明城墻當中，距離大永福寺不遠處的和義門就是一例。大永福寺毀于何時，其中青塔是否為元末戰火所毀，或在構筑明北京城時拆毀，尚不得而知。

明朝對青塔寺的修繕共有三次。第一次修繕是在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年），萬歷時人張一桂稱：“國朝天順成化中嘗再新之 ”。沈榜對天順年間這次修繕工程講得稍詳細一些：“青塔寺，古剎，天順初，宛民郭真重建；太監普安感夢助成。請于上，敕賜今名。編修蔣冕記。” 由此看出，天順年間青塔寺的這次修繕，屬于民間修繕，由于有太監出資，故能“請于上，敕賜今名”，《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匯考》也證實了這次賜額。這次修繕的規模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明朝天順年間，大永福寺的名字已經成為歷史，“青塔寺”由俗稱變成了敕賜的正式寺名，此時青塔是否尚存，不得而知。

第二次修繕在宣德年間（1426-1435年）：“宣徳間，僧慧燈募修之。” 從上述碑文看，這次修繕似乎也沒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只屬于僧人募集民間資金所進行的修繕。可以想見，其維修規模一定不會很大。

第三次修繕始于隆慶壬申（隆慶六年，1572年），迄于萬歷乙亥（萬歷三年，1575年）。萬歷三年（1575年）的《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記載，隆慶初年，青塔寺破敗不堪，甚至“殿宇僅存遺址”。經僧佛寶倡議，太監王喜等捐資，修繕工程始于隆慶壬申（隆慶六年，1572年），迄于萬歷乙亥（萬歷三年，1575年）。

清朝康熙年間，青塔寺尚存：“青塔寺，有敕建碑；弘慶寺。俱日中坊。” 清乾隆年間，青塔寺的頹勢進一步加劇，《日下舊聞考》記載：“黑塔寺在南小街冰窖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門四條胡同。相距里許。皆無塔。亦皆無寺額。獨各有碑可考耳 。”乾隆時的青塔寺，不但沒有了塔，甚至連寺額都已失落，遺址上只剩下蔣冕和張一桂撰的兩通石碑了。

《光緒順天府志》和清末民國時人陳宗蕃所撰《燕都叢考》二書關于青塔寺的內容，都只援引《日下舊聞考》有關內容，而沒有任何關于清末民國時的狀況記載。民國時曾對全市寺廟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普查，青塔寺都沒有被列入視線。

1941年，余棨昌在其出版的《故都變遷紀略》卷6《內城三》記載：“青塔寺在阜成門四條胡同，為元之大永福寺，寺故有青浮圖，對其東白塔禪寺，因名青塔寺。寺及塔在清代已廢，惟其地仍稱青塔寺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