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是戴著帽子，

一頂七號大的灰色淺頂軟呢帽，

哪怕在辦公室一個人看稿時也戴著。”

這是我讀天才編輯麥克斯韋爾·珀金斯寫下的句子。這個帽子細節(jié)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就成了現(xiàn)在的書名。在電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費爾斯扮演的珀金斯，時刻戴著一頂帽子，我有點強迫癥似地想確認那是不是七號大的。

珀金斯的帽子，作為一個來自生活的被文本和電影固化之后的細節(jié)，在我心里變成一種象征，孤獨的，退后的，卻又是堅定的。從生活的真實到文本的真實，中間就隔著珀金斯的這頂帽子。發(fā)現(xiàn)才華，幫他人辨認出自我，變得更好，不求回報，全身心投入，做個默默無聞的無名氏，卻也樂在其中，這是珀金斯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批評寫作也該是這樣，發(fā)現(xiàn)一部分才華，與之對話，然后讓自己變得清晰，平心靜氣地接受所有可能的不如意。從個人的生活來說，珀金斯又需要這一頂帽子，讓自己藏起來。

這么關心珀金斯的帽子，和我個人的文學觀有關。在珀金斯的身上，我看到了“忠于”，忠于自己的內(nèi)心，忠于自己的判斷，忠于自己的夢，忠于友情，也忠于熱情，以及忠于這份忠于導致的失去與錯過，作為一個文學編輯，珀金斯就主動“錯過”了福克納。最終忠于自己的局限，努力完成清晰的也清醒的自我認知。在他那頂極有標示性的帽子上，我也感受到了另外的東西，那就是獨立于外界的一部分自己，作為孤獨個體的外在興趣，甚至是嗜好，完全自足的于他人無害的東西。

如果說珀金斯讓我感知到了“忠于”的存在，那另外一個偉大小說家的一則短篇小說，則啟發(fā)了我對“忠于”及其邊界更為深度的認知。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起毫無希望的戀愛事件。一個飽經(jīng)世故的男人，情場高手，遇見了一個不諳世事、臉上寫滿寂寞的女人。這個男人風流成性，常在外尋求身心寄托。這女人的丈夫有錢，可她過得不開心，渴望新的生活。這兩個人，邂逅了，相愛了，不斷地幽會……未來怎么辦？她哭了，他也束手無策。

故事中人說：“我們不知道這段關系會持續(xù)到何時，但至少現(xiàn)在它不會結束。”有人會問然后呢？沒有然后，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這個“真實的”看上去庸俗撩人的愛情故事，來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牽小狗的女人》，有人譯成《帶叭兒狗的女人》的，也有人譯作《帶小狗的女人》，用詞不同，不作細究。說它真實，在于文學的真實。

這會是一次真的愛情么？對這個男人來說，是真的動情了，還是又一次風流？可為何他已經(jīng)深陷思念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女人是第一次出軌，因為婚姻生活的苦悶，她渴望呼吸新鮮的空氣。她是真的愛上了這個年紀大她一倍的男人？還是只要不是她丈夫，誰適時地出現(xiàn)在她面前、討好她、聽她訴說、帶她逃離目前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她的愛情？關于這起戀愛事件的結局和意義，契訶夫沒有表明哪怕半點態(tài)度。

美國作家喬伊斯·卡洛爾·奧茨，就不主張過于追求小說的意義，小說本身就是它的意義。對契訶夫這個故事的結尾，奧茨在《短篇小說的性質》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解讀：由于他們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會責任等等因素，他們不能結婚。故事的“意義”就這些。契訶夫使我們感覺到了他們進退維谷，他們極度的痛苦使我們經(jīng)久難忘。這就夠了，故事不需要再有別的意義。他們不是因為私通而受懲罰！——也不是因為不敢私奔，不夠羅曼蒂克而受懲罰。他們是平常的人，陷進了不平常的境遇。

對于故事的意義，奧茨認為這就夠了，但關于故事為什么會這樣，何至于此，她有著平實卻獨特的洞見。奧茨沒有否認他們應該受到懲罰。相愛就是懲罰，思念就是懲罰，痛苦就是懲罰，愛而不能相見就是懲罰，未來往哪兒去的煎熬就是懲罰。這就是奧茨的文學觀：平常人，陷進了不平常的境遇，感情只是其中一種，還有更多同樣煩惱乃至絕望的境遇。試問，誰又不是平常的人呢？如果有幸地或者不幸地，陷入不平常的情感或者其他不平常境遇呢？平常人的不平常，就是原因，也就是答案。由此，小說中的想念是真實的。男人以為風流過后就是煙消云散，他錯了，這次不一樣了，他開始瘋狂地想念她：他一閉上眼睛就看見她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顯得比本來的樣子還要美麗，年輕，溫柔……每到傍晚，她總是從書柜里，從壁爐里，從墻角處瞅著他，他能夠聽見她的呼吸聲、她的衣服親切的窸窣聲。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蹤著來往的女人，想找到一個跟她長得相象的人。

關于面前離家出走的女子的所思所想，契訶夫賦予在小說人物身上的清醒也是真實的。

她為什么這樣愛他呢？他在女人們的心目中總是跟他的本來面目不同，她們愛他并不是愛他本人，而是愛一個由她們的想象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她們在生活里熱切地追尋的人。

奧茨認為契訶夫忠實了這種真實。相比奧茨的一種解答，納博科夫的解答就顯得較為嚴肅，像數(shù)學那般工整。他以《論契訶夫》為題，收在《文學講稿》中，用文本細讀的方式，細致地講解了這篇《牽小狗的女人》。納博科夫開篇就先聲奪人：有人說契訶夫總愛寫一些可愛而一事無成的人物，這種說法不夠準確，倒是這樣的說法更確切些：他筆下的男女正是因為一事無成才顯得可愛。納博科夫認為，這篇小說沒有提出什么問題，沒有通常的高潮，也沒有一個有意義的結尾。然而這卻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之一。

納博科夫就是這樣，愛憎分明，高贊此篇為最偉大的之一。不得不承認，有一點納博科夫說得深刻：小說沒有明確的終結，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運動、以典型的契訶夫方式漸漸消隱……他倆都明白結局還遠得很，對他們說來，那最復雜、最困難的事情還剛剛開始。

沒有一個有意義的結尾，深刻歸深刻，有人會喜歡納博科夫的解讀，他忠于了生活自身的邏輯和走向。關于日常生活的延續(xù)，無論發(fā)生什么，生活始終勻速向前。然而，我個人覺得奧茨的“平常”一詞更加意味深長。所謂平常，就是最大的枷鎖，非不愿，不能也。“平常人，陷進不平常的境遇”，則跨越了時間、空間和民族，趨于某種永恒的人類情感和人性。

奧茨直截了當?shù)刈穯枺岸唐≌f的性質是什么呢？它沒有單一的性質，而只有多重的、不同的性質。就像我們各人的個性不同一樣，我們的個性所做的夢也不會相同。沒什么規(guī)矩可循。”當年的規(guī)矩都被打破，新的規(guī)矩正在被打破，即使這般不斷流變，奧茨還是鄭重建議：我們寫作，是要忠實于某些事實，忠實于某些情感，是為了“解釋”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為……為什么要忠于？這是一個人的基本道德，忠于自己內(nèi)心的幽暗，才可能看到光澤。奧茨繼續(xù)向自己發(fā)問：一個聰明的年輕人為什么會變得暴戾恣睢，會去殺人；一個無憂無慮的女人為什么會跟人私奔，結果毀了自己的一生，一個頭腦清楚的人為什么會去自殺？

契訶夫的這篇小說，當然是關于一段特殊情感的，但如果往更高一點的地方看，我以為他寫出了更為普遍的人類境遇，只不過這一次碰巧是愛情而已。在生命的長河中，無論平凡與否，總會遭遇到種種不同的際遇，進退不是，左右為難者多矣。作為批評寫作，我期望自己能夠說出奧茨這樣的話來，平常的但能道出部分普遍的話語。同樣，我也期望自己能夠像納博科夫一樣審慎地面對文本，從中發(fā)掘出生活恒定的河流。這樣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批評寫作者，才可能擁有一頂屬于我自己的帽子，當然不可能像珀金斯的一樣，必須是七號大的，必須是軟呢的。

奧茨的寫作出于一個很簡單的愿望：我想知道人類各種情感后面的“為什么”。關于她所列出的問題，我們都想知道原因，不是么？我們也想知道契訶夫為什么要寫《牽小狗的女人》這樣的小說。唯有忠于某類價值，才可能發(fā)出神圣的光澤，如果做不到忠于，寫也寫不出好的，讀也就讀不出好來。忠于某類意義，是不是就非得寫大事件呢？這似乎也是糾結在中國寫作者心中的大問題，奧茨更是不以為然， 她認為只有還沒入門的作者才會挖空心思，想什么“大”事件。業(yè)余作者往往想寫大事情，表現(xiàn)嚴肅的主題。但世上沒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筆。所有的主題都是嚴肅的，或者愚蠢的。好吧，話題又回來了。就文學而言，世上沒有“大”事件，只有大手筆。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主題都是值得寫的，就看你如何寫好，普魯斯特的小蛋糕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還有珀金斯的帽子，在別處就是一頂帽子，戴在珀金斯的頭上，就成了珀金斯的帽子，就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的細節(jié)。

問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觀，其實就是問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生活。刻薄地說，想要的生活常常就只能是想要，而不是能夠要到，就像契訶夫的《牽狗的女人》，平常人陷入了不平常的境遇，你又能如何解題？愿那些經(jīng)歷古里古怪的事件的人，都能安然歸來，因為現(xiàn)實中，很多人都沒能回來，都消失了。有些朋友再也見不到了，有些人再也不會謀面了。

批評寫作只有在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后，才會獲得流傳的可能。要成為文學的一部分，“忠于”就是不二的法則。忠于某些事實，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驅一時之趣味，不滿足于流行（因為有流行就會有過時），去體驗更為普遍的不會過時的人類情感和境遇，也許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文學觀，好像也可以算是一種人生觀。

關于珀金斯的帽子，這就是由來。

（本文選自作者李偉長《珀金斯的帽子》一書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