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凌晨，父親離我們而去，永遠地走了，我和姐姐妹妹在屋旁的梨樹下拼命地哭喊，灰暗的天空就像要塌了下來。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當天的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就是這個巧合的日子，開啟了我四十年家國情懷與個人故事的書寫。

金秋九月，姐姐背上小木箱，送我去區中學讀重點初中。剛剛過去的1977年成為了高考重生年，我趕上文革后第一屆小學畢業生以文化考試成績為依據錄取升學的政策，成為了幸運兒。但我站在校門口為姐姐送行時，卻看見遠去的她分明在哭泣，為永遠失去了上學讀書的機會。還有一件事情發生了。鄰居家與我一起長大的好伙伴小升初落榜，其父沉默，其母給公社一位副書記送情求幫忙，遭遇婉拒，便邀約上幾位同樣情形人家的主婦，跑到公社大院去鬧，說在校說過反動話的地富子女（指我）都讀上初中了，貧下中農的兒女卻被擋在中學大門外，這還是不是共產黨的天下！三年后，我考上了師范學校，恰恰又是這位母親，讓她的大兒子送來5元錢，那時算一份重禮。

11月下旬，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發生了“18個血紅指印”的具有非凡意義的故事，這也是我后來才知道的。不久后，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大約是新年前的一個晚自習吧，班主任親自組織讀報活動學習全會公報。公報的內容較多，我和同學們還不能全面深刻地去理解，但在班主任興奮的神色和語調中，“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等字眼還是讓我們睜大了眼睛，有了“世變”的感覺。緊接著，四川等地陸續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大包干，改革開放、機制轉型首先從農村拉開了帷幕。我清楚地記得，1980年放暑假，我剛一回到家，姐姐就拉上我和妹妹去看“自家田”里種出的水稻，稻穗已經長得沉甸甸密匝匝的了，稻子飽滿得令我禁不住伸出手去撫摸它們。妹妹在一旁喊：“哦，可以多吃白米干飯了！”

我所就讀的中學是川北山區小鎮上的一所高完中，集中了三個相鄰行政區幾乎所有優秀的高中生和少量初中生，國家每月給每位住校生補助12斤大米，加上文革“饋留”給學校一批來自各地的“臭老九”，學校生活正規而活潑，體育、勞技和三操排進課表，史地政生與各類活動，一樣不撂下，全校高初中各班還開設了英語課，升學質量一度與縣中相抗衡。因為大中專學校招生人數少，升學的競爭和壓力很大，要先預選上才能參加正式的招生考試，但我和大多數同學沒有感受到讀書本身有多辛苦，倒是另外一件事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的寒假前，一天下午課外活動時間，我和同學正排著隊輪序打乒乓球，操場里突然有同學呼喊：“區公所拉回來解放軍的尸體了！”我們沖破學校門衛的阻攔，一路小跑到區委大院里，看到兩張黑油漆的大木桌并列著，每張木桌上面擺放著兩個紅色的骨灰盒，后半部分覆蓋著國旗，兩位解放軍戰士挺立兩旁，佩戴武裝帶和手槍，很威武。我們第一次看見部隊帶來的留聲機，它旋轉出的《國際歌》哀樂聲比廣播里播放的更有沉重感。肅穆的氛圍里，我們知道了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家鄉出了四位英雄烈士，莊嚴與自豪感油然而生。只是當時還不明白，那場戰爭對于國家、對于改革開放的事業，甚至于對于整個世界的冷戰格局的改變，所產生的深遠意義。

直到1981年初中畢業，我以一顆農村少年的心靈，首先感受到了人們餐桌上食物的變化，從量變到質變。供應票證逐步取消，物質一天天豐富起來，溫飽在一步步走向解決。雖說那時的人們，尤其是農民，還普遍缺錢，城鄉差別仍像鴻溝一樣分明，但三天逢場的制度恢復了，集市漸漸活躍，手表、自行車和收音機不再緊俏，人們開始向往新的“三大件”即冰箱、彩電和洗衣機了。我有一位農民的姑父住在鎮上，就在那年的農歷年后，他從北京的大哥家里搬回來一部彩電，每晚使用“王”字天線接收信號播放節目，庭院里一度熱鬧非凡。不久后，地方政府又鼓勵和樹立“萬元戶”了。

當然，現在回過頭去看，那短短的幾年里，以“月”、甚至以“周”或“日”產生著的變化，包括深圳特區的設立，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根本和最具決定意義的變化，應該是人的思想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自由度的增加。沒有這個“根本”和“決定”，我能以考試成績讀上書嗎？家里種出的水稻，畝產量能大幅度地增加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能快速地走到今天的發展狀態嗎？答案是值得深思的。

1981年9月，我考入地區師范學校學習，跳出了“農門”。我們將自己的身份視為“秀才”。國家對“秀才”們照顧有加，家里除了轉戶口交點糧外，基本上不為我們在校的生活、床鋪等費用操心了，我和同學們還將寒暑假的飯票（發正常月份的一半）兌換成回家的車票，以減輕家里的經濟負擔。在校師范生除了接受各項職業技能訓練外，文化課不分文理，基本上學的是普通高中課本的基礎部分。語文學科受到重視，基礎課程外，閱讀與習作頗讓我們得收益。同學中有專業思想不鞏固者，有人甚至瞧不起自己的中師生身份，但實踐證明，幾代中師畢業生中的絕大部分，成千上萬，在鄉村、在基層，像星星草一樣，支撐起了祖國基礎教育的一片藍天，功莫大焉，可歌可泣。

1984年8月，我去到一所戴帽初中的鄉小任教；一年后，被調到曾經就讀過的區中學作教師。整個80年代，祖國大地上最為明朗與活躍的兩條戰線，除了經濟建設外，就是教育和科技的發展了，國家加大了對基礎教育的投入，高校逐年擴大招生人數，科學技術人才開始吃香。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區委號召，各單位協調組織，人們敲鑼打鼓，抬上豬肉、捧著系有鮮紅綢子的“尊師重教”大禮單，到學校開展慰問活動。在慶祝大會上，女教師們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聲情并茂；男老師們朗誦了《科學的春天》一文中的選段，引起共鳴。另一方面，那時的鄉村學校缺專業教師，我一邊自學一邊教初高中英語；國家也在這方面積極探索條件加以改善，同時加大人才流動的政策力度。所以，兩年后，我參加了成人高考，以后又根據形式的要求不斷提升學歷，最終拿到了英語教育專業碩士學位；工作單位也發生了一系列的改變，從鄉小到區中學，到縣中，到市外國語學校，現在在省城一所公立重點中學就職。

“大河漲水小河滿”，個人的命運崛起，離不開國家與民族的興盛和發展。四十年里，在幾個大的時間節點上，我與偉大的祖國同歌唱共振奮。1984年中國女排奪得五連冠，我和師范同學當夜跑到操場上敲擊盆碗，再度喊響“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198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我作為在校大學生，捧著報紙而沉思而鼓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我在省城出差，參加了大學生與市民們自發組織的游行歡慶活動；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我賦詩謳歌，手舞足蹈；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我與學生們一起振臂歡呼......

今年夏天，我回到老家。鄉下早已經實現“村村通，不沾泥”了，我將車直接開到老屋。

姐姐和姐夫是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三年冬天離開老屋的，他們搬到鎮上，住進了政府補貼修建的村民新街。

我在老屋前四下張望。老屋閉門上鎖，成了一位默然的老人，不知道哪一天會倒下，但那株梨樹依然在舒展墨綠色的葉子，閃現著青色果子。來年，它一定還會花謝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