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從衛校畢業的我攜帶新婚不久的妻子到鎮上開辦了一家私人診所。很清楚地記得，我與妻子到小鎮上開門診時，一輛架子車拉去了我們所有的家當：一張用槐樹打的簡陋的床，一條板凳，兩張椅子，還有母親送給的十來斤大米。我們另立新家時，不僅沒要父母一分錢，還替他們背負了六七千元的債務。再加上我上學、結婚和開門診時借的錢，加起來足有上萬元。記得門診開起來后，每當小鎮逢集，到我診所里坐著的，大多不是來看病的患者，而是來討債的債主。每每此時，我只能竭力賠著笑臉，好言寬慰那些討債的人。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對文學創作的癡迷，成為我唯一的精神追求。為了改變生活面貌，我白天忙著應診出診，夜晚則挑燈夜戰，讀書寫作。幾年下來，我不但在全國數十家報刊發表了小說、詩歌、散文等作品，而且多次獲得全國性大獎。我也因為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小小成績，而被當地媒體譽為“小鎮上的作家”。

自此，我應邀到各地參加筆會的次數便多了起來。因此，每次參加筆會，如何留下聯系方式成為困擾我的一大問題。記得1997年9月，我到鄭州市參加一家期刊社舉辦的文學筆會。由于我家里沒有安裝電話，當會議舉辦方制作通訊錄時，我只好將同在鎮上開診所的堂哥的電話號碼留了下來。后來，文友每每有事打電話找我時，堂哥不得不很遠跑過來通知我。這給工作本來就異常忙碌的堂哥又添加了很大的麻煩，讓我至今想起來都心存不安和感激。

1998年，當我的經濟條件稍微好些時，為了方便與外界聯系，我決定安裝一部屬于自己的電話。我算了算，安裝一部電話，加上選號費、走線費、座機費等，整個兒下來大概需要2000元。負責安裝電話的工作人員說，按照上面的規定，如果能提供退伍軍人傷殘證，就可以享受500元的優惠待遇。500元，在那時是不小的數目。于是，我自然想起初中同學曉春曾說過，他的哥哥從部隊退伍時被評為九級傷殘。于是，我當即騎上自行車，奔赴距離小鎮數里外的小山村去找曉春。

令人欣慰的是，當曉春得知我的來意后，立刻爽快地答應了。不過，曉春提出了一個條件：關于借傷殘證的事情，他是以個人名義向哥哥借的，千萬不能讓他哥哥知道是借給我了。據曉春說，他的哥哥是個脾氣比較古怪的人，他在借給曉春傷殘證時，曾再三強調不能把證件借給外人，否則他發現后立即翻臉。

沒想到，我把傷殘證借來沒多久，曉春的哥哥還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透露真相的，不是別人，正是曉春。曉春的哥哥怒氣沖沖地來到我的診所，暴跳如雷，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讓我立即到郵電所要回他的傷殘證。當曉春的哥哥大吼大嚷時，恰巧我的另一位初中同學老甘和他的愛人正帶著不滿周歲的兒子在診所里輸液。見此情景，老甘趕忙好心勸說曉春的哥哥。誰知，曉春的哥哥不僅不領情，反而罵罵咧咧，沖上來要與老甘干仗。幸虧我和老甘的愛人及時拉開了他們，否則一場意外將不可避免地發生。

后來，我不得不到郵電所要回了傷殘證，當初享受500元的優惠待遇自然也被取消了。因為這件事，我很長時間沒再搭理曉春，總覺得是曉春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情，才讓我和老甘陷入一場尷尬與不愉快中。曉春也多次向我解釋，表達對我的歉意，但我每次都拂袖而去，對他一直耿耿于懷。我還讓其他同學給曉春捎話說，此生不再與曉春有任何交往！

從此，我與曉春“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彼此之間的隔閡很長時間都難以消除。

再后來，因為對文學創作情有獨鐘，我棄醫從文，離開了小鎮，到省城一家雜志社做了一名編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社會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相較以前，每個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多年后的某一天，當我與曉春在鄭州的某家餐館相聚時，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幾杯酒下肚，彼此間的不快，在觥籌交錯間早已煙消云散。因為一部電話的事，我就與曉春形同陌路，這種處理問題的極端方式，恰巧暴露了我年少時的偏激與狹隘。現在每每想起當年的事情，我都羞愧不已，萬分自責。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十幾年過去了，感動我的事不少，但大多印象模糊，唯獨當年安裝電話的事情記憶猶新。如今，由于通信工具的多樣化，人們對電話的依賴已不再十分強烈。我們家里早已人手一部手機，而且經常更換自己喜歡的品牌。

每天早晨去上班，行走在寬闊的馬路上，迎著燦爛的朝陽，我都會被一種生活的美好感動著，斗志昂揚。此時，我覺得自己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人。毫不夸張地說，我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作為農民的兒子，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很難走出固有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也很難奢望有機會到省城從事自己心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