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與“俗”是一對古已有之的審美范疇，但將“雅”“俗”與具體的文學樣式掛鉤，大概是在宋元戲曲、話本等通俗文學樣式興起之后。明清兩代，伴隨對傳統詩文的批評，小說、戲曲、說唱文學、民歌大盛，飽含真情實感的通俗文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贊賞。

普及知識 教化道德

按照俗文學研究奠基人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的定義，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這一定義將“俗文學”作為作家文學的對立面，涵蓋了今天所謂的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在鄭振鐸看來，它包含五大類：第一類是詩歌，包括民歌、民謠、初期的詞曲等；第二類是小說，專指白話小說；第三類是戲曲，包括戲文、雜劇和地方戲等；第四類是講唱文學，包括變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等；第五類是游戲文章，這是俗文學的附庸。這一分類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研究者所接受。20世紀50年代以后，民間文學以 “集體性”“口傳性”等特征，從俗文學的大家庭中分離出去。這樣一來，俗文學的內涵又有了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俗文學基本等同于鄭振鐸所界定的幾大類，而狹義的俗文學則僅指說唱文學和雜曲歌謠等。

如果說唐代以前雅文學居于中國文學史的主流和中心地位的話，那么從宋代開始，俗文學就逐漸占據半壁江山。與雅文學只能通過書本閱讀相比，俗文學的傳播方式更加豐富，傳播手段更加靈活，它既有書本的案頭閱讀，也有酒肆瓦子和歌臺舞榭的搬演，而走街串巷的藝人則可以將其傳播到城市和鄉間的每一個角落。

中國俗文學對于構建民族文化、塑造國民心理起著重要作用，尤其對于民間社會而言，它承擔起對普通民眾進行知識普及和道德教化的重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重大影響，深深扎根在他們身上的那些觀念和意識，并非全是由《論語》和《詩經》等經典形塑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那些被稱為“小道”的小說、戲曲和民間說唱的影響。正如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的那樣：“一般的婦女們和不大識字的男人們，他們不會知道秦皇、漢武，不會知道魏徵、宋濂，不會知道杜甫、李白，但他們沒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沒有不知道左儀貞、孟麗君的。”

更新觀念 隱括雅俗

對中國古代俗文學的研究是20世紀初興起的一股學術潮流，以研究當時剛被發現的敦煌遺書中的“俗文學”資料為開端。1916年，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針對敦煌俗文學資料，在《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最早提出了“俗文學”的概念。隨后，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自序》中也提出了“俗文學”的說法，說明了俗文學資料的重要性。北京大學歌謠征集的展開，王國維的戲曲史研究，以及魯迅、胡適的小說史研究促進了學術界對俗文學研究的關注。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鄭振鐸先后發表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敦煌的俗文學》等文章，介紹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以及敦煌俗文學的價值，《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經典著作更是引領了俗文學研究的潮流。

對俗文學的發掘和研究擴大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范圍。俗文學研究興起之前的幾部中國文學史都堅持以傳統詩文為主體、排斥俗文學的文學史觀。隨著俗文學研究的深入和文學觀念的更新，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框架發生了重大改變，文學史的敘述中心也發生了轉移，俗文學的內容不斷被寫入文學史，逐漸形成了雅俗共存、互相交融的中國文學史書寫模式。以鄭振鐸為例，他的《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在進行俗文學研究的同時，構建起了一個中國文學史的新架構。其《中國俗文學史》更是完整地闡述了他的俗文學觀和對中國文學史的新思考。

一百余年來的俗文學研究表明，今天的文學史書寫如果只重視作家文學而忽視俗文學是不符合文學史實際情況的。當然，我們也不能矯枉過正地將俗文學當成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那同樣有失偏頗。其實，俗文學與雅文學并不是截然對立、涇渭分明，而是相互補充的。就像劉勰《文心雕龍·通變》所說的那樣：“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化俗為雅 互動發展

俗文學是質樸的，但它卻常常成為雅文學學習的對象和取材的源泉。很多文學體裁最初都是通俗和質樸的，而雅文學最初又都起源于俗，最終又化俗為雅。當最初的通俗文學雅化后，新的通俗文學體裁也將為了適應民眾的需要而不斷出現。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說“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指的就是俗文學這種綿綿不斷的發展與不斷雅化的過程。另外，俗文學也從雅文學中汲取藝術營養。詩、文、賦等雅文學也從語言、思想觀念等方面為俗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

在當前中國古代文學史書寫中，說唱文學等狹義的俗文學還有進一步擴大篇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雖然說唱文學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還不能與小說、戲劇研究相比，但也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說唱文學（曲藝）通史、概論類著述紛紛出版，鼓詞、彈詞、子弟書、俚曲等說唱文學單一門類的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說唱文學各門類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說唱文學與地域文化、商業文明、傳播媒介的關系等問題也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關注。說唱文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升，將會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提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