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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在《韓愈論》中評價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這個評價杜甫是當得起的。既博采眾長，又獨辟蹊徑，最后自成面目，是大師的一把標尺，杜甫概莫能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在詩的立意、用典甚至字句、句法上，深受南北朝詩人庾信的影響。例子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舉了。庾信之于杜甫，有隔世的淵源，經有關學者統計，杜甫本人一生評價過80余位詩家，贊譽最高的仍是庾信，且出于仗義，曾為庾信被時人埋汰慷慨賦詩，打抱不平。

唐上元二年（761年），定居草堂后的杜甫，創作了一組以詩論詩、題為《戲為六絕句》的七言詩，第一首即吟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前兩句是對庾信詩賦、尤其是庾信晚年作品的稱道和點贊，后兩句則別有深意。當時文壇有所謂“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的流風，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言語文辭間常對庾信的文賦譏嘲菲薄。有感于此，杜甫慷慨陳詞，加以駁斥，借《論語·子罕篇》所謂“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的文意，表明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拿今天的話說，杜甫的態度是：以庾信的非凡成就，我老杜并不覺得他到了“畏后生”的地步，實際上是對時人不識庾信之才加以反諷，兼表不屑。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庾信生于公元513年，卒于581年，相距約200年光景，說杜甫是庾信的隔代知音毫不為過。杜甫對庾信的推崇，在當時也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氣和擔當，因為弄不好會引起一番口誅筆伐的心力消耗也未可知。以當時的輿論氛圍，杜甫不見得能占上風，但理性的杜甫還是感性地出手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他贊美庾信的詩句竟得以千古流傳，且成為一種鐵板釘釘式的評價，后人只要一提到庾信，就會吟詠這幾句詩，以佐證觀點，傳達底氣。行文至此，不得不略費些筆墨，簡要介紹一下庾信此人。

初唐時期的文壇，仍處在陳隋的余暉之中，詩人們的吟詠，仍未脫離浮艷柔靡的“上官體”和六朝遺風。到了“初唐四杰”，才有所開拓和嘗試。他們標榜復古，厭薄齊梁，講究風骨剛健的文風，但從根本上講，并無大的突破。倒也正常，因為藝術的創新，若理念現行，則創作實績多半滯后；但創新意識的萌發，和一種新的氣象的形成，大凡都要樹幾個射擊的靶子和批判的典型，否則就缺乏起始的力度和擴散的張力。

庾信很不幸，作為六朝文壇最后的大師，成了眾矢之的。當時的史學家令狐德棻甚至惡評庾信“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并稱其為“詞賦之罪人”；另外，庾信本人在由南入北后歷仕數朝這個所謂“大節”問題上頻遭非議（與漢武帝時李陵降于匈奴而終身未歸故土的遭遇十分相似），當時人們還不能像后人那樣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來看待庾信。縱觀庾信一生，經歷過兩次大的變故：侯景之亂（庾信的喪子之痛，在《傷心賦》中有記錄：“二男一女，金陵喪亂”）與江陵之亂。以他四十二歲時出使西魏為界，一生又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在梁，作品雖富辭采之美，但綺艷靡麗，頗多應酬；羈留北朝后，詩賦多抒發羈旅愁緒、鄉關之思，充滿了對個人身世的感懷悲怨，僅舉一例：“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重別周尚書二首》其一）。

其實，南朝梁亡國之時，庾信作為亡國之使，在他國起初雖曾被軟禁，如其自述：“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但后來的境遇卻越來越好，比之當年的蘇武、李陵要強得多。他身居高位，被尊為文壇領袖，受皇帝待見，成為諸王的座上賓；另一方面，他作為文人，又懷念故土，思歸無望，仕周慚恥，飽受離苦（其母、妻及女兒都先他而亡）。最終，于隋文帝開皇元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歲。庾信晚年這種復雜和分裂的內心，對他的文學思想不可能不產生影響。“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于別離之世”（庾信《趙國公集序》）；并把文學“駢儷雕飾”的傾向稱作“雕蟲篆刻”，提倡屈騷、漢魏古詩以及建安文學“哀怨之深”“以悲為美”“沉摯質勁，語少意永”（錢鍾書《談藝錄》）的藝術風格。由于他出色的文學才能，竟由此結出“窮南北之勝”的碩果，寫出了《哀江南賦》《枯樹賦》《傷心賦》等名篇，這便是杜甫另一首詩中提及庾信的名句：“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五首其一》）的詩意所指。

交代了這樣的人物與時代背景，就比較好理解杜甫為什么在當時庾信倍受爭議、不為時人所識的情形下如此推崇庾信——相似的生活遭際。安史之亂時，潼關失守，杜甫在投奔肅宗的路上被叛軍俘獲，押至長安。后來，在顛沛流離中寫出了不朽名篇“三吏三別”。命運的跌宕，山河的破碎，使杜甫更能體會庾信前后詩風的變化；更能理解庾信的羈旅之苦和思鄉之情。對庾信晚年作品所呈現的蒼涼、悲怨更有了一份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在文學創作上受到庾信的深刻影響。杜甫作詩取法詩騷、漢魏及六朝諸家，而六朝之中，庾信文學風格的多樣性，且詩歌、詞賦、駢文、碑志等創作類別無一不精，古體、永明體、樂府各體皆擅，以及庾信題材內容上的“鄉關之思、隱逸之念、秋景之悲”，對杜甫的文學創作有諸多啟發。清代學者李調元說：“觀其神氣之間，杜詩本庾子山”（《雨村詩話》）；另一位清代詩人、詩論家陳祚明說：“庾開府是少陵前模”，都是對庾杜文學內在淵源的一種認定。我想，杜甫雖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高于庾信，但從文脈傳承的角度上看，說庾信是他的隔代先師是不為過的。庾信作為南北朝文學的杰出代表和唐格律詩的先驅，是文學史的定論和公認。但從當時來講，可謂“浮云一時遮望眼”，對庾信的認識和評價尚未到位，他的文學地位也未真正確立，由此，就不得不讓人佩服作為大詩人的杜甫眼光的獨到和深邃，其睿識、審美、膽魄和才具由此可見一斑，這真應驗了那句話：眼高是手高的前提。

穿過1300年風云變幻，杜甫當年所傳遞出的那份溫暖古厚的情懷，既屬對庾信文學公正理性、高屋建瓴的價值判斷，也被時間所充分印證。

如此說來，庾信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