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的詩歌史證明，社會天平和詩歌內在性之間并不是孤立的。社會性和內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糾正成為每個時代詩歌發展的內在性動力和平衡機制。

在新的時代節點上，詩人和詩歌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命名和創設——而這正是“新時代”之“新”對詩歌提出的恒定要求。

從新時期到新時代，我們對詩歌的考察不只是對其內在的語言史和修辭史生成過程的內在邏輯的揭示，也是對詩人精神生活、思想能力以及詩歌與社會互動的動態結構予以綜合考察的。也就是說語言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視野是我們面對這40年詩歌所離不開的。

四十年來的詩歌可以用風起云涌和大起大落來形容。

從1978年冬，北島、芒克等人創辦《今天》所掀起的新詩潮開始——而這正是國家改革開放的文化層面的對應，“朦朧詩”的熱潮以及圍繞著“三個崛起”的相關爭論都代表了一個詩歌民主時代的到來。詩歌重新回到了個體、回到了生命、回到了人性，這也是真正詩歌精神的回歸。此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詩歌”熱浪以及轟轟烈烈的校園詩歌運動在1986年的現代詩群大展中達到了高峰。而詩歌的運動化也使得詩人的浮躁心理全面爆發，這導致的結果是運動大旗倒掉后的煙消云散。運動大于詩歌，這是歷史的教訓。

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尤其是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對詩人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在沒有英雄的時代重新做一個詩人成了最為嚴峻的現實問題和寫作難題。而新世紀以來，詩歌從當年的運動向活動轉化，詩人的美學分野也幾乎是前所未有的，“眾樹歌唱”、“眾聲喧嘩”的詩歌分眾化的時代開始了。

新世紀以來，詩歌媒介超常速度的發展和革新使得詩歌生態近乎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巨變，詩歌的形態、生產、傳播、接受和影響無論是在渠道還是在廣度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詩歌的日常化時代正在到來，而這正是詩歌碎片化時代的到來。與此同時，形成的巨大挑戰是碎片化時代的個人寫作還有意義嗎？如何在一個碎片化的個體時代重新找回具有總體性和方向感的詩人？

40年的詩歌史證明了，詩歌不單是個人生活的顯影，詩歌還是時代屋頂上伸出的針尖，在第一時刻感受到幽微的社會變化以及群體劇烈的顫動，“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北島《回答》）從社會學的層面以及詩歌整體性的發生機制來說，時代構成了一個顯豁或潛在的要求。天平傾向于哪一邊，孰輕孰重，誰予以校正和撥動，都是歷史法則的，都是有其規范和調控的。而從長遠的整體性來看，一個時代也許只是一瞬，但這一瞬卻與每個人乃至群體、階層和民族發生密切而復雜的關聯，“詩人——同時代人——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吉奧喬·阿甘本）

四十年來，我們總是帶著疑問面對我們的漢語詩歌。

北島當年的“回答”代表了啟蒙話語、英雄主義和精英知識分子的登場，那時的詩歌無論是在個人空間還是在廣場、公園、禮堂、校園和工廠等公共空間都發揮了巨大的社會功效，那時的朦朧詩人成了社會回音壁中最響亮也是最持久的聲音。那時的詩歌受到的社會關注度是前所未有的，詩歌的大眾化、公共性發揮到了極致。這樣的詩歌社會化的高峰期總是使得后來的讀者、詩人和批評家們心向往之，而對今天詩歌的個人化、小眾化、私密化和臥室化心存不滿，對今天詩歌越來越失去了社會功能和轟動效應而滿懷疑惑。那么，我們該如何面對詩歌的歷史和當代、個人與社會、大眾和小眾等問題呢？

40年的詩歌歷史證明，社會天平在很多重大社會轉型期對詩歌提出了諸多現實的要求，而詩歌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應。但是有一個基點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這就是詩歌的內在規律和本體性法則。無論詩歌回到個人還是面對社會，最終都是要回到詩歌和語言的內部來完成，反之，如果只是高分貝地吶喊或近乎呻吟的自語都只能是違背了真正意義上的詩人良知、語言道德和詩性正義。回頭看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的詩歌之所以能夠引起公眾的急切關注，之所以詩人能夠成為振臂一呼的英雄，也有很多不正常的成分在發揮作用。我們曾經有過一段詩歌和人性的冰凍期，而當1978年的社會大潮發生了轉向的時候，被壓抑太久的人性的呼聲和啟蒙的吶喊聲才真正得到了近乎火山噴發般的釋放。那時的詩歌運動和民刊運動以及民主化熱潮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那一時期的文學閱讀、詩歌寫作和文學活動的熱潮是人們重新找回自我、找回生命、找回人性、找回文學的社會化過程，而這一過程仍是以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實現的。90年代以來，詩歌逐漸回到正軌，詩歌和詩人都安靜下來的時候，“詩人遠離了時代”、“詩歌遠離了讀者”的不滿之聲就接踵而至。實際上，詩歌是真正的帶有小眾特質的獨特文體，它們回應社會和時代的方式也是極其個人化和特殊化的。詩歌不同于小說和紀實文學，詩歌往往是向內的，盡管也曾有過朗誦詩和廣場詩的熱潮，但是那更多是一種政治文化行為。

重說歷史正是為了面對當下乃至未來。

對于新時代整體情勢下的當代詩人而言，最大的挑戰必然是時間所帶來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備新質的時代經驗。這不只是與個體時間、命運遭際、現實場域和歷史法則有關，也與當代漢語詩歌寫作的當代性與變動性有關。從動態景觀來看，一個個階段構成了新舊交替。與新時代相應，必然發生一系列連鎖的先導性反應，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經驗等等。這些中心地位或邊緣區域的新質構成了一個時代文學的驅動力。與此相應，時代的新變，新現實、新思潮、新動向、新生活、新題材、新主題，都對詩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個人都處于現實和社會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異的景觀對寫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這一過程將是文學史歷史化進程的一部分，那么，寫作者就有責任有必要對比予以承擔。

我們還必須從“傳統”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新時期、新時代與詩歌的內在關聯。從精神世界的維度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文化和文學形成了一種穿越時間的傳統。我們所期待的，正是能夠穿越一個階段、一個時期、一段歷史的經受得起時間淬煉的精神傳統和詩學傳統。而新世紀、新時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傳統也許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由此來看，評價一個詩人的個人才能必須放在歷史裝置和傳統譜系中予以確認。也就是說，詩人的寫作和時代評價都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具有對一個時代風景的整體性關注和掃描。另一方面則來自于詩歌的常識和文學史內部的構造機制——詩性正義。正如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就是詩歌的內在性規定，任何流派、主義、思潮、運動、群體、社團的發展以及生息起落又無不遵從文學史的規律。任何新經驗的挑戰和時代的緊迫性命題都不能忽視詩歌的自律性以及內在生成的規律。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生學機制，而在不斷強化詩人現實話語和當代經驗的吁求中，在詩人與空間和公共世界的互動上，如何把個人的現實經驗轉變為歷史經驗，如何通過賦形和變形把個體的真實通過語言的途徑轉化為歷史的真實，成為了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命題。

無論是從個人精神生活還是從時代整體性的公共現實而言，詩人不可能做一個完全的旁觀者和自言自語者。無論是個人之詩和日常之詩，還是回應整體性歷史命題和時代要求的大詩甚至現代史詩，都必須在文學自律性內部進行和最終完成。具體到個體，其面對“新時代”的感受是有區別的，這進而體現在詩歌寫作的差異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為山峰，是因為其周邊有洼地、沼澤、河溝、土坡、平原。這些地貌對應的也正是文學景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大詩人，其千古卓絕的獨特個性和文本樣貌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改革開放40年的詩歌史證明，社會天平和詩歌內在性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單向度意義上的“整體寫作”和“個人寫作”都是存在問題的，而且往往是彼此交叉、疊合和相互發現、互動的動態結構。社會性和內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糾纏成為每個時代詩歌發展的內在性動力和平衡機制。尤其是在新的時代節點上，詩人和詩歌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命名和創設——而這正是新時代之“新”對詩歌提出的恒定要求。與此同時，詩歌內在性又呈現了每一個寫作者的差異性的心理結構和文本精神。四十年的詩歌史也證明在每一個時代，“反映時代”都不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