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文藝工作者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史詩是人民創造的，不論多么宏大的創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而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

任何時代，史詩從來都是文藝創作應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學價值經典性的體現。在快節奏、娛樂化、碎片化的消費文化語境下，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詩性，甚至以消解史詩性為前衛，取而代之的是專注于日常書寫的“小長篇”。不可否認，小長篇中確有很多優秀作品，但也不乏為湊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內容注水現象，以致出現評論者所說的“時代之重與寫作之輕”的不對稱感。縱觀歷史，能經得起淘洗和沖刷的流傳之作，或氣象宏闊，或精神深邃，它們構成了文明的精華和文化的經典。創作出優秀的文藝作品，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藝術家不能總是深居在書房里，不能總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脫離中華文化之根和遠離豐富的民間生活。只有不斷汲取傳統與民間的源頭活水，才能書寫出高質量的史詩之作。

高爾基曾說：“各國偉大詩人的優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間集體創作的寶藏，自古以來這個寶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詩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確，文學藝術中的優秀之作，都蘊含著豐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傳統與民間文化的承載。民族性不僅是文學的重要精神資源，而且是身份徽標，是其獨特性、創造性的體現。

民間文學資源是文藝創作的資源庫、素材庫，并給予創作以靈感和啟示。從中國文學演進和嬗變過程看，很多文類與體裁的出現和繁榮，都可追溯到廣闊的民間。如《離騷》《九歌》等作品與民間祭祀歌謠密不可分，傳奇小說受到口耳相傳的俗講和變文的影響。而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鵲橋相會等瑰麗的文化遺產，構成了中國人獨有的創造與想象，也沉淀成為民族的原型意象與潛隱結構。

民間文學所蘊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內涵、美學價值乃至語言藝術，是民族文藝的立身之本、生機所在。別林斯基評價民間文化對于果戈理文學成就的意義時指出：“如此可愛的托名為養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誰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里面有多少機智、樂趣、詩意和人民性！”其實，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烏克蘭民間文化沃土，體現的是民間文藝的偉大和豐饒。

很多優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間文化的決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達民間文化對于創作的意義：“我覺得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數典忘祖。我們要‘以故為新’，從遺產中找出新的東西來……特別是民間文學，那真是一個寶庫。我甚至可以武斷地說，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家的。”賈平凹在談創作體會時也強調作品要有現代性、傳統性和民間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傳統。他們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傳統，浸潤了民間滋養。

文藝創作與生活、時代的關系，永遠是作家、藝術家要正視的第一要務。文學藝術要與時代同頻共振，作家、藝術家要做時代的發現者和感知者，要用宏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統攝時代的變遷、心靈的悸動，感應時代的召喚，完成為時代而歌、為人民抒懷的文學使命。

1991年5月，巴金在寫給全國青年作家會議的賀詞中說：要用心寫作，將心交給讀者。巴金的這句話，飽含他對文學和讀者的深切摯愛，至今聽來依然心潮澎湃。的確，要想創作出經典的史詩之作，需要創作的勇氣、智慧和創造力，更需要真誠地思索、真誠地回歸生活。文學創作不是純粹的智力活動，不能脫離生活，應該力戒浮躁，一頭扎入生活。故事可以編，生活不能編。路遙的文學道路對于創作與生活的關系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為了寫《平凡的世界》這部長篇小說，他專門提前準備了兩三年時間，深入生活，實地采訪，觀察各階層人群的日常生活細節，翻閱報紙文獻潛入歷史，克服各種困難，忍受各種痛苦，孤獨地行進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以熱烈的情懷，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創作了當代文學的名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出版以來，年年加印，經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說類圖書暢銷榜上名列前茅。路遙懷著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動情而真誠地書寫了時代變遷、不同人的命運及青年一代的人生奮斗，《平凡的世界》稱得上是一部中國城鄉社會改革的歷史畫卷和時代史詩。這部作品的成功，印證了歌德關于經典的民族作家產生的論述：“他在他的民族歷史中碰上了偉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運的有意義的統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偉大處，在他們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處，在他們的行動中抓住了堅強和融貫一致處；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滲透了，由于內在的天才，自覺對過去和現在都能同情共鳴……”

一個時代文藝創作的高度，取決于優秀與經典之作的多寡。而優秀與經典之作取決于作家、藝術家的才華與追求。只有拿出“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耐得住寂寞與清苦才能創作出史詩性之作。眼下的文藝創作存在質與量之間的嚴重背離與不均衡。有人說，這是一個長篇狂歡的時代，一切似乎都以長為美，以快為佳。這不計其數的海量作品，能夠成為經典的寥寥無幾。有的作家不是幾年創作一部長篇，而是一年寫兩三部，這當然與以利潤思維碾壓審美取向的商業邏輯和眼球經濟直接相關，在靠頻繁地“露臉”“出鏡”來刷存在感的時代風氣下，作家藝術家們唯恐自己被邊緣化、被淡忘，不得不隨波逐流。不講質量，只講數量，不求品位，只求長度，注定難以產生精品。

精品的打造和淬煉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做到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缺少偉大的作品，沒有史詩之作的產生，這不僅是文藝界的遺憾，也是時代的缺憾。要深刻認識到，史詩之作不僅是民族文化的柱石，也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