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先生新書《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發布會在清華大學鄴架軒閱讀體驗書店舉行。改革開放40年來的傳統文化研究及其背后的人和事成為現場的焦點話題。40年前，陳來先生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研究生，從此開啟其哲學研究生涯。中華書局新近出版的這本《守望傳統的價值》通過訪談等形式，生動展現了陳來先生20年間對傳統文化的不懈探索，以及改革開放40年來傳統文化研究的態勢。

與會嘉賓、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先生如此評價：“陳來先生不僅做傳統文化的專業研究，比如大家熟悉的朱熹、王陽明研究，而且在海外儒學研究方面，在學界都具有典范意義。對于中華書局來說，陳先生這本新著還有另外一重價值，那就是在40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各種思潮激蕩的過程中，陳來先生從來都沒有缺席。他針對社會上很多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現象表達的意見，具有重要作用，這也是陳先生在文化方面對社會大眾做出的重要貢獻”。

本報根據現場發言，摘編陳來先生回憶早年從學馮友蘭、張岱年兩位先生的內容，以饗讀者。

談到我的學術經歷，大家都知道我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期間是師從張岱年先生和馮友蘭先生。實際上，馮先生長張先生十幾歲，從學術地位上講，也是應該馮先生放在前面。為什么我倒過來，把張先生放在在前頭，馮先生放在后頭？那是因為按我的學業來講，我的導師是張先生。1985年我博士畢業以后，系里就安排我給馮先生當助手，系里安排是一年，這一年算我的工作量。一年結束以后，馮先生說：“你還是接著給我做助手吧”。我說：“行”。我就一直做到1990年馮先生去世。助手雖然是給他幫忙，但對我來說，實際上就是向老先生學習的過程，我要感恩，不能忘記這段學習時光。

我總是講，我師從張先生和馮先生。因為我給馮先生做助手這幾年，在各方面學到了很多東西。像中國哲學的解讀、詮釋，這些最基本的技術方法，都是張先生教的，我也自覺按照張先生的治學方法去做，但進一步提升治學的眼界、胸懷，以及看問題的高度，這個不是在課堂上能學到的，這是我給馮先生做助手這幾年學到的新東西。

我這個助手體力方面的付出不大（笑），馮先生有三級助手，最直接的（第一級）助手住在他家里，是一位來自遼寧的哲學愛好者。因為除了宗璞先生負責馮先生生活上的事情之外，還需要有個人在旁邊照顧。這位生活上的助手給馮先生念報、念資料，寫作時，馮先生口述，他就負責記錄。我1985年見到馮先生的時候，他看書得湊得很近才能看見，到1987年就什么都看不見了，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動手來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我去的時候，《中國哲學史新編》寫到第4冊（全7冊），他說你就先看第四冊的稿子吧。我看完以后，等下次去就跟他談我對這稿子的意見，特別是前一部分王弼和玄學總論的部分。

我現在已經忘了具體是怎么表達的，關于“有無之辨”，馮先生就接受了我的意見，認為我談的是對的。他跟宗璞說，“陳來到底是個博士”。當然這有點自夸。宗璞先生后來又跟我說了這句話，我也很受鼓舞。有一天，我騎車經過燕南園一個小坡時，正巧碰上張岱年先生從三松堂出來，就趕緊下車，當時，張先生也重復了這句話，說馮先生表揚你了，張先生也覺得很高興。

我去馮先生家是不敲門的，主要是敲了他也聽不見（笑）。三松堂進去以后，這邊是大客廳，客廳里頭還套著房間，然后有個走廊到頭，再進去那間房子才是馮先生的書房，所以我要去敲他那個紗門，他也聽不見。我拉開紗門直接進去，落座，他的助手就說“陳來先生來了”。完了馮先生就帶著河南口音說：“陳來來了?！辈胖v到的第一級助手就負責所有事務性的工作，主要負責記錄。后來有所調整，讀報請了一位姓馬的老先生，聲若洪鐘，是清華胡顯章教授的岳父。胡顯章老師以前是我們清華黨委副書記兼人文學院院長，長期負責清華文科工作。不知怎么就找到這位馬先生給馮先生讀報。馬先生好像唱過京戲，讀起報來就像老生念白一樣，很好聽。馬先生看起來六七十歲的樣子，應該是已經退休了。下午，那位生活助手就繼續抄寫。

1988年，我請馮先生給我命字。馮先生說“好”。過了大約兩個月以后，馮先生的助手跟我說：“老先生都給你寫好了，寫得很好。”他拿出兩頁半很薄的400字稿紙，上面還印著“北京電車公司印制”。馮先生給我命的字是“又新”，典出《大學》中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往來”在《周易》里是一對哲學概念，“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待”，“來”字概括地講就是“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馮先生認為，以“來”字為名者，應以“又新”為字。這真不是一般人能寫出來的。馮先生當時是用古文來寫的。古代是有命字的傳統，我們看古代儒學大師的文集，有很多的字序、字說，即給人命字來寫成一篇文章。馮先生對傳統很熟悉，我覺得這篇《為陳來博士命名為又新說》是馮先生晚年難得的古文文字。

馮先生對古文是下過功夫的。馮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講古文，關于如何把魏晉和唐宋古文結合，他有一個說法：“追求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文”。馮先生寫過的比較有名的古文，一篇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那是20世紀的經典。還有一篇是《祭母文》，非常的真性情。1949年以后，大家都棄舊從新，不再用文言文，但馮先生仍然可以信手寫出來。

《為陳來博士命名為又新說》后來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三松堂文集》里，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少了三百多字。現在中華書局又有了《三松堂文集》新印本，相信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了。馮先生1990年冬天去世以后，我和宗璞先生說，打算另外謄寫這篇文章。當初，馮先生是用原子筆寫的，因為寫起來滑溜，而且是寫在稿紙上，不能存之久遠。我打算請位書家用小楷寫出來，蓋上馮先生的章，但是一直也不認識什么書家。

直到2010年左右，我有個學生在杭州工作，她找到了浙江博物館一位善寫小楷的副館長，終于完成這一夙愿。這次，我在文后面加了一段話，講這篇文章的緣起。2013年，我到浙江開會，有位研究陽明學的學者送我他出版的字帖，我請他重新再寫了一遍《為陳來博士命字為又新說》。后來我把重抄的文章拿到宗璞先生那里去，宗璞先生拿出馮先生的兩枚印章，給我蓋上了，那印章是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時給馮先生刻的，1949年以后已經很少用了。我把這幅蓋章的掛在我清華的辦公室里，沒蓋的那幅就掛在家里頭。后來，我把這段文字發到博客上（我的博客閱讀量不高，一個月也就一百多人看），有人把這篇文字發在微信上，就傳播開了。有一次碰到一個年輩比我長的先生，說沒聽說過這事，他問我，你的字也沒見你用過啊。其實，字是別人稱呼你的，不能自己稱呼。這說明即使年輩比我長的先生，都不知道字是怎么用的了。

以前我看龐樸先生的回憶錄，講他認識張岱年先生的時候，就提到以前人們的一些老禮兒。那時候龐樸先生住在語言大學（過去地質學院），龐樸先生去看望張先生，張先生過幾天回訪，臨走的時候，張先生就問龐樸先生有沒有字，有字以后就用字來稱呼。馮先生和張先生的關系就是這樣。從親戚的角度，張先生應該叫馮先生六哥，因為張先生夫人是馮先生的親表妹，見馮先生叫六哥，但張先生就叫馮先生，馮先生叫張先生“季同”（張先生字）。這是我親耳聽到的。

有關我的師從經歷，以及治學方法，我在這本書（《守望傳統的價值》）中也有所涉及。我剛才講的是師從馮先生的一些經歷，就是這樣一段密切的關系。在學術上，馮先生對我也是肯定的?？隙ㄔ谑裁吹胤侥兀狂T先生晚年出的幾本書，每次寫自序，都要寫誰誰誰幫我看稿子，最后說一句：“陳來同志提了重要意見。”其實我也沒提多少。提到的主要是現代的部分，比如熊十力，馮先生就提出了一些批評的意見。我覺得，批評意見以前已經有過一些了，再提就要有新意。我和馮先生說，“您再提點新的意見”，我下次再去，馮先生就又有新的意見了。其實，不是我提的哪幾條被馮先生吸收了，而是他會因此再進一步提升書中的細節。

馮先生全集在中華書局出版，很高興聽到張先生的集子也是由中華書局來出。這讓我想到收藏意識很重要。2002年，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我收藏了一冊東西，您能不能幫我看看是不是張先生的？”這位收藏者拿來了兩本書稿，我一看字跡就知道是張岱年先生的。兩秒鐘看完，我就還給他了，怕看到眼睛里拔不出來。這是張先生上世紀40年代寫的闡述自己哲學體系的著作。張先生這部書稿原本沒有名字，后來張先生接受了我提的書名，因為馮先生其間寫了《貞元六書》，我就建議這本書叫做《天人五論》。

40年代，清華、北大和南開大學三校南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大。當時北大、清華的政策是，教授去學校出路費，教授以下不給出路費，不出路費也可以自己去。因為師母身體不好，所以張先生沒能去成南方。張先生雖然留在北京，但為了保持氣節，他沒有去偽北大，而是在私立大學教書。抗戰勝利后傅斯年接收北大時，曾在偽北大任職的老師一律開除，這其中也有學問很好的老師，專門寫文章表示不滿。傅先生很強硬，說要是胡（適）先生來就手軟了，必須一刀切。張先生當時在（私立）中國大學教書，介紹他去的是王蒙的父親王錦第。

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就是在中國大學油印成冊作為講義，1948年交給商務印書館付鉛印，但沒有出成。直到“反右”結束以后才出版，用的筆名“宇同”。

改革開放以后，王蒙當了文化部長去馮先生家，跟老先生聊得很高興。走了以后，馮先生說：“王錦第有子矣”。馮先生跟王錦第也很熟悉，對王蒙評價很高。

《守望傳統的價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陳來著，中華書局201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