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冰瑩（1906-2000），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首位女兵作家，早年與陳天華、成仿吾并譽（湖南）新化“三才子”。她作為經受北伐戰火洗禮的女兵，成名作《從軍日記》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陸續發表于《中央日報》副刊，深得主筆孫伏園及林語堂的鼓勵和賞識。

北伐革命失敗，女生隊解散，女兵生活戛然中止，回湘所遇極度失望，1928年，不甘沉淪、追求自由的謝冰瑩決意離開湖南，取道漢口乘船往上海。初到上海舉目無親，兜里僅剩一元多錢，好在得到孫伏園熱情歡迎。不過，10天后的一個早晨，當她鋪開稿紙欲續寫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時，幾個巡捕沖進她租住的房間，不由分說將她拘捕。謝冰瑩如墮云霧，不知禍從何降，在黑暗、潮濕的牢房里度過了3天既不給飯吃，也不提審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來，經孫伏園營救方獲保釋，原來起因是她不明就里住進了綁匪家，房東事發，她不幸受牽連，差點扯進大案。這次遭難，使她失掉了行李、書籍和幾篇嘔心瀝血撰寫的文稿。此后，囊空如洗，忍饑挨餓衣衫襤褸，只得以鬻文為生，作品散見于當時的《時事新報》和《申報》副刊。

忽然有一天，在上海亭子間過著清苦生活的謝冰瑩，從翻譯家汪德耀手里接到一封由法國寄來的信，從里到外滿是法文，原來是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發來的信函，大意是：“……從汪德耀先生譯的《從軍日記》里面，我認識了你，年輕而勇敢的中國朋友，你是一個努力奮斗的新女性，你雖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鳥，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沖出云圍，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記著，不要悲哀，不要消極，不要失望，人類終究是光明的，我們終會得到自由的。”

1928年秋，在一次作家聚會上，謝冰瑩結識了郁達夫、王映霞夫婦及張資平等，此后不幾日，她出于“想多知道一些作家寫作的經驗，了解他們的家庭生活及寫作環境，我終于一個人鼓著勇氣去拜訪郁達夫先生”，在法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郁達夫寓所受到主人的熱情接待，邊交談邊飲酒甚是投緣。那段時期，孫伏園辦了一個綜合性刊物《貢獻月刊》，社址就在他家，哈同路（今銅仁路）民厚南里嚶嚶書屋，謝冰瑩常常在周末去探訪，告別時總會帶走幾本剛問世的文藝刊物。孫伏園出于對謝冰瑩文學才能的憐惜，建議她考大學，愿意親自出面去交涉，以使她免交學費，且由他承擔膳費和書費。但素來主張自食其力，不愿依賴家庭或朋友的謝冰瑩，卻打算先解決生計問題，即使當工人、保姆也成，等到有積蓄后再深造。就在她為找工作陷入苦悶而徘徊時，得知此事的錢杏村（阿英）關心道：“這學校的教務主任，還有好幾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進去可以免收學費；至于膳費和書費，可以靠賣點文章來補助它。”

由于阿英的介紹，她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借宿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014弄，同時入學的還有她中學時好友王克勤，即后來一度成為電影明星的王瑩。在朔風凜冽的寒冬，她連件御寒的棉襖都沒有，王瑩便送給她一件，謝冰瑩日后動情地回憶道：“這件棉襖是我唯一的財產，白天當大衣穿，晚上當被子蓋，我永遠忘不了克勤，也永遠忘不了那段忍饑受凍的生活。”最窘迫時，她竟然連續4天無食可進，連喝一杯開水的錢都沒有，餓得實在熬不住，便找約定出版《從軍日記》的春潮書店夏康農借錢。《從軍日記》出版那天，她快樂極了，只見“春潮書店的大門口貼著一張用不同顏色寫的鮮明又動人的廣告”，書的封面上印著豐子愷女兒畫的小兵騎牛，但是，饑腸轆轆催促著她趕緊向書店索要那應得的幾元版稅款，聊以果腹及支付賒賬。

謝冰瑩就讀的上海藝大因學潮招致當局的粗暴干預，兩年前曾被解散過的學校再次封閉，她原本懷揣至少能安然讀兩年書的愿望，結果不到半年就破滅了。1929年春，正愁著出路，收到一封由孫伏園代轉的三哥信，里面附有一張30元匯票，勸其去北平投考女師大，她雖然有些猶豫，覺得“上海在當時，的確是文人薈萃的地方，也是文人們快樂的搖籃”，但在親情召喚和孫伏園勸慰下，于5月30日啟程，登上了開往天津的海船。

歷經種種磨礪，謝冰瑩在1931年再度輾轉來到上海。仲夏，她置身江灣幽靜的黑房子里，不停地構思小說里的人物，廢寢忘食地寫作。謝冰瑩文學創作始終充滿呼喚女性覺醒、抗爭、自立的精神。《拋棄》是一篇以1931年春上海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描寫的是一位外來女工因經濟困頓最終不得不拋棄自己親生女嬰的悲苦。筆下描述著世態炎涼，呈現著“夜的上海，中國的巴黎，一到電燈輝煌的時候是多么熱鬧呵，在黑夜中愈顯得上海的富麗，上海的繁華，上海的偉大，以及上海的罪惡”之強烈對比，小說在刻畫人物命運的同時還提及到上海的一些具體地名。文思敏捷，焚膏繼晷，天資加勤奮的她居然一天能寫13000字，僅用了不到3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青年王國才》和《青年書信》兩部書稿。《青年王國才》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稱寫的長篇小說。“在動筆以前，并沒有寫出大綱和人物表來，只把整個結構大略在腦子里構思了一下，以中學生為題材，內容描寫一個好出風頭，談戀愛的學生，和一個埋頭苦讀的學生，兩種不同的生活。人物是我從教過的學生里面挑出來的，把好幾個人的優點，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幾個人的缺點，加到王國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這樣，我不分晝夜地埋頭寫作，不吃飯，不睡覺。有時買幾個面包來放在桌子上，餓了，左手拿著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寫字；晚上，實在寫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結隊地跑來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這兩部書很快順利出版，使她總共拿到了650元稿費，這在當時可算得上一筆巨款，于是，她決定用這筆錢去日本留學，完成夢寐以求的讀書夙愿。

1931年7月20日，她乘船啟程去長崎，不久，“九·一八”事變消息傳來，國難恥辱令其悲憤不已，入學東京早稻田大學后，即和許多留日學生一起參加愛國抗日活動，與鎮壓的軍警發生沖突，是年底被遣送回國。1932年1月，經亦師亦友的柳亞子先生撮合，謝冰瑩與文人顧鳳城開始了過山車般的短暫婚姻，這也是她的第二段婚姻，結婚那天，沒有舉行儀式，只是在他們的新居辦了一桌酒席，去吃喜酒的有柳亞子、高爾松高爾柏兄弟、沈松泉及光華書局的幾位同事。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她隨即加入著作者抗敵協會，白天參加醫院組織的救護隊工作，晚上寫稿，編輯《婦女之光》周刊，還動員了三百多名各界婦女加入支援抗戰行列。這時期，她邂逅了女作家白薇，也結識詩人林庚白和古典詞曲研究家盧冀野，還一度搬到霞飛坊33號樓下，林庚白成了其二房東，并安排在一家咖啡館介紹她會見徐志摩、陸小曼夫婦，雖僅一面之緣，但留下深刻印象。由于法租界當局強令宣傳抗日的刊物停刊，加之與顧鳳城關系急轉直下，謝冰瑩深感失望和苦悶，遂離開上海去往福建。

謝冰瑩性格自由超脫，宣稱自己“不愿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渦”，包括對當年上海文壇的左聯亦較疏遠并有微詞。可是，她自以為疏離政治，有時政治卻不疏離她，盡管她在福建僅任職中學教員，1933年11月底卻被卷進“閩變”政治漩渦，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將領起兵抗日反蔣，豎幟“人民革命政府”，任命謝冰瑩為“婦女部長”，此頭銜使她在當局的檔案里備了案，故只能離閩至上海避風頭，在拜訪柳亞子時，柳公當即相勸，《申報》既已公布包含她名字在內的通緝名單，還是趕緊回故鄉湖南躲避為妥，于是，匆匆告別上海，隱居長沙妙高峰青山祠，但文學創作方面與上海的聯系卻未斷，應當時正在良友圖書公司主編中國文學叢書的趙家璧之約，閉門寫作《一個女兵的自傳》，趙家璧甚看好她的潛質，不斷寫信要求她在3個月內寫完交他出版，但出于諸種原因，斷斷續續發表了一些章節，直到1936年3月才由良友圖書公司成書出版，迅即轟動文壇蜚聲中外，后被翻譯成英、日、法、德、西、葡、意等文字。

1936年夏，二赴日本留學屢遭迫害、逃脫牢獄的謝冰瑩悄悄從東京返回上海，隨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1948年9月，謝冰瑩應聘去臺灣師范學院（臺灣師范大學前身）任教授，途經上海，臨行前特意去錢君匋辦的萬葉書店購買一批童書，托人帶給遠在北平的湘兒，從此漂泊海外，浪跡天涯。

筆者據史料梳理，自1928至1948年20年間，謝冰瑩前后六到上海，除第一次時間稍長，另幾次較短暫。相比好些著名的現代作家，謝冰瑩在上海居住的時間不算多，但首版于上海的著作卻相當可觀：由春潮書局出版的有《從軍日記》（1928年）；由從北京遷滬的北新書局出版的有散文集《青年書信》（1931年）、散文集《湖南的風》（1937年）、散文集《生日》（1946年）；由光明書局出版的有短篇小說集《前進》（1930年）、散文集《麓山集》（1932年）；由上海中學生書局出版的有長篇小說《中學生小說》（1930年）；由光華書局出版的有短篇小說集《血流》（1933年）；由中和印刷公司出版的有長篇小說《青年王國才》（1931年）、短篇小說集《偉大的女性》（1933年）、散文集《我的學生生活》（1933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有自傳體小說《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年）；由生活書店出版的有散文《在火線上》（1938年）；由上海遠東圖書館出版的有日記體散文《在日本獄中》（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