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莉安·弗琳的《消失的愛人》開啟了暗黑系婚姻的小說敘事。如果說《消失的愛人》讓我們見識了覺醒后女性的殺伐決斷，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呈現了愛情在婚姻的日常中漸漸坍塌的過程，那么，勞倫·格羅夫的《命運與狂怒》則描繪了另一幅關于婚姻的圖景，它嘗試說明愛和恨往往一線之遙，婚姻仿佛巨大的黑洞吞吐著日常生活中的萬物，伴侶之間的相處變成了兩個溺水者在海底的茫然摸索，一切都被淹沒了，包括彼此間的愛和秘密。

“秘密”是關鍵詞，婚姻因那些未被說出口的話和未被戳穿的情節而得以暫時幸存。“婚姻就是由謊言組成的。但大多數謊言都是善意的隱瞞。如果你每天把對配偶的看法說出來，婚姻早就被你毀掉了。她沒有說謊，只是有些事情沒說而已。”于是，整部小說在結構上形成了一則羅生門的寓言，這是關于視角的命題，“它們沒有區別，只取決于我們的視角，取決于你怎么看待所見之物。”

小說在敘事上形成丈夫和妻子兩種視角，以他／她說的分裂形式展開。上半部講述丈夫洛托的命運軌跡，下半部描述妻子瑪蒂爾德的心理歷程。當同樣的故事被二次敘述之后，我們發現視角的錯位和隱藏在看似波瀾不驚的婚姻生活中的暗涌。丈夫和妻子各有其秘密，在長達24年的婚姻中，秘密被深埋在心底或視而不見，他們無意欺騙對方，只是在曲曲折折又郁郁蔥蔥的生活拐點處同時選擇了沉默。“沉默”成了漫長婚姻中日常節奏的調控者，是與其讓矛盾爆發不如三緘其口的暗示和警惕。

但“沉默”同時制造了巨大的戲謔，當丈夫和妻子的視角并置在一起時，我們窺視到了婚姻在制造玩笑和幽默感方面的潛能，造物主試圖讓人生成為“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不確定的骰子。在小說下半部妻子的講述中，我們目睹了秘密被逐一揭示的全過程，這是對小說上半部丈夫視角的二次敘事，是將花團錦簇的繡面翻開，露出背面荒腔走板的凌亂針腳。過程是殘酷的，它將赤裸裸的對比推至人們面前，讓人嗅到大寫的“反諷”所散發的焦灼的糊味。當我們尚未從秘密的揭示中喘過氣來，秘密底下的秘密又浮出水面，形成了對秘密揭示的新的反諷。它讓我們看到平行時空中邏輯鏈條斷裂產生的荒誕感，這種荒誕感往往構成人生因果聯系的縝密序列。

與小說上半部普遍采用的線性敘事不同，小說下半部使用了多線敘事的寫作手法，插敘、倒敘頻頻閃現，很好地展現了瑪蒂爾德在洛托去世之后，面對不斷被揭示的秘密時輾轉反側的心境。只有在此刻，關于過去和未來的拼圖碎片才能匯聚在一起，完成對人生整體性的摹擬。原本不起眼的情節成為機關算盡的重要關卡，從前的配角站在舞臺中央引導著鎂光燈追蹤人物的軌跡。最終瑪蒂爾德頹然發現，自詡為操控者的自己才是從始至終被操縱的那一個，她一直被她的童年所操控，被缺失的愛、無跡可尋的安全感，被記憶中那個一再被重述的場景，被無法梳理和解釋的感情創傷所操控。在最后一刻，她選擇了放手，通過與婚姻的和解來完成與自己的和解。

“水蛭”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意象，它首先關聯著瑪蒂爾德的童年。她年幼時曾被水蛭叮住皮膚，卻任由它鉆進腿里吸血，她說她太孤獨了，需要朋友，即使是一只水蛭。洛托剽竊了這個故事，將之變成了自己的童年經歷。瑪蒂爾德駁斥他：“是我的故事，不是你的。你一直不缺朋友。關鍵不是你剽竊了我的故事，而是你偷走了我的朋友。”洛托答：“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寥寥幾筆，把配偶之間相互滲透、控制的真實生態展現得淋漓盡致。殘酷不是通過歇斯底里的嚎叫和激烈的復仇來展示，而恰恰通過對水面漣漪的抓取，來探幽海底的波濤洶涌。

《命運與狂怒》試圖講述的是人生的灰色地帶，是人物在命運漩渦中的優柔寡斷，他們通常沒有類型小說中人物所具有的主角光環和暢通無阻的打怪過程，不會令我們喜歡，因為他們并非那些“我們想要成為的人”，而是無數個羸弱、良善的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承認“愛”這個字常常被濫用，以至于現在成了指意不明的空殼、得以全身而退或激流勇進的借口，然而我們需要分辨出“愛”這個字眼下所包容的復雜性，在特定情境下，它往往指向更為精準的“欣賞”“認同”“依賴”“仰慕”……有些時候，它甚至成了“恨”本身。《命運與狂怒》試圖描繪的就是這種復雜的愛和愛的辯證法，它將人生置于不確定的天平之上，任其左右搖擺。

于小說的形式技巧上，這種搖擺和不確定性表征為一種“不可靠敘事”。寫到洛托的媽媽安托瓦內特處理洛托的私生子時，作者毫無征兆地跳出來評論：“這個故事有多少細節是被想象出來的，是被推測出來的……”隱含作者對敘事者行云流水的敘事直接提出了質疑，于是整部小說的敘事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即真相是永遠無法抵達的。更準確地說，不存在真相，只存在各自立場和觀點上的講述，如是配偶雙方的羅生門便成了關于整個人生的虛幻的象征，整部小說亦成了對人生不可靠敘事的隱喻。

小說下半部分瑪蒂爾德的心理敘事可視為心理治療中的復盤，它意味著你要重新解釋自己的人生，通過重新將人和事件排列組合來對情感創傷進行梳理和撫慰，以此形成對人生的正解和諒解。它呼應了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所提出的“敘事式自我”。在麥金太爾看來，人類本質上是一種不斷對自我進行敘事的生物，這關乎個體對自我身份和人生意義的確認。于是小說的結尾處，瑪蒂爾德重組了自己的記憶，在場景的不斷回放和閃現中她將自己的行為一一進行了安放，就如同她原諒了那個將弟弟推下樓梯的小女孩，在她對人生的假想排演中，她讓自己放掉了所有的停滯與躊躇，面對洛托的求婚，毫不猶豫地說出了那句本不存在的“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