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1932-2018），原名歐文·阿佩爾菲爾德，“阿哈龍”為其名字的希伯來語發音，他曾明確地表示自己討厭這個稱呼，但無奈在一個強調猶太文化正統性的國家，他已經習慣了這件事。二戰時期，他曾逃往烏克蘭的森林并在其中生活了兩年。1946年到達以色列，開始學習希伯來語，1962年，在以色列國內對“大屠殺”緘默不言的時刻，出版了首部作品《硝煙》。

如果說，在耶霍舒亞的小說中，他過度堅信一座城市的作用，堅信自己是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正統性，那么在另一位以色列小說家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的書中，耶路撒冷、猶太人、希伯來語、大屠殺……這些事物統統籠上了一層流散的煙霧，他對希伯來文化的認同來自后天的旅程而非血液。他在去世之前留下了40余本小說，所創造的故事皆來自他的家庭、童年、人生經歷。九歲時就經歷“大屠殺”，目睹母親被子彈殺害，不得不和父親分散并逃到森林中避難，殘酷的命運讓阿佩爾菲爾德的神經長期浸泡于痛苦中，他在一個人們對大屠殺保持冷肅沉默的年代（上世紀60年代）站出來寫作，并始終保持悲觀和毫無愿景的情緒。在閱讀其他以色列作家例如格羅斯曼或阿摩司·奧茲時，我們總能從痛苦的情緒外感受到他們身為藝術家的才華流溢，但在阿佩爾菲爾德身上，才華是次要的。這一切，得從他是誰說起。

他是誰 耶路撒冷的局外人

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的小說來到中國，有些晚得讓人心痛。直到今年2月份，他才有一本晚期作品《黑暗之花》在中國出版，那時他剛剛去世一個月；5月份，他的自傳體小說《穿透煙霧的記憶》出版，內頁的作者簡介有了一段完整而冷酷的生卒年表：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1932-2018）。直到今天，這兩本小說在國內依舊沒有什么讀者。相比于菲利普·羅斯去世時媒體的大肆報道，這個被菲利普·羅斯稱贊為“大屠殺小說的最重要的編年史家”的作者一直默默無聞，在當下眾多以色列作家中，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可以說是最簡潔易讀的一位，沒有格羅斯曼和耶霍舒亞那么多的現代敘事技巧，也沒有奧茲那如杰克豌豆般在事物表面不斷攀升的詩性隱喻，他的小說既可以當作文學散文來閱讀，也可以看做非虛構紀實。同時，阿佩爾菲爾德獨特的身份和經歷也能讓對以色列及猶太人近代史感興趣的讀者有一種新的視角。

他是誰。這個問題不僅讀者困惑，連阿佩爾菲爾德本人也時常不知所措。他出生在一個更像是歐洲家庭而非希伯來家庭的環境中。母親是說德語的羅馬尼亞人，他的父親和祖父母也生活在羅馬尼亞，所以德語成為了他的第一語言，這似乎是個注定的命運——通過語言的形式將他懸掛在“大屠殺”的十字路口。語言、種族、宗教，多元的文化背景始終沒能在阿佩爾菲爾德的童年形成任何身份認同。在《穿透煙霧的記憶》中，他描述了童年的生活環境：

“我的母親的母語是德語。她熱愛德語，并培養了這門語言，當她說德語的時候，聲音就像水晶鈴聲般悅耳。我的外祖母說意第緒語，她的語言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因為它總能讓我想起李子蜜餞。家里的女傭說烏克蘭語……我們在家不常使用，但在街上隨處可聽到的語言是羅馬尼亞語……如果你正在說德語，想要說一個單詞、短語或諺語卻想不起來，這時，你會用對應的意第緒語或魯塞尼亞語來代替……這四種語言融合成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有著細微的詞義差別，形成巨大的反差，充滿幽默和嘲諷。”

雖然是以德語為母語的猶太人，但猶太省的處境十分邊緣，猶太人說的德語也和德國人說的德語有差異，所以阿佩爾菲爾德從小就深陷在文化的矛盾中。至于對以色列作家最重要的希伯來語，阿佩爾菲爾德直到快二十歲的時候才開始接觸，“十八歲的時候，我依然無法正確地寫作”。相比之下，阿摩司·奧茲的父親可以掌握十幾種語言，但在家里卻只培養奧茲說希伯來語。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阿佩爾菲爾德一直對自己的處境毫無認同感，他的身上一直流淌著身處流放地般的迷茫，他的出生地也在德國、烏克蘭、羅馬尼亞的戰爭中交替政權。等到1946年，逃難中的他才抵達了猶太人的國度——以色列，然而在他的眼中，即使耶路撒冷也并不具有精神家園的意義，而只是一個避難所。對大屠殺的沉默、戰亂、未知的前景以及尚不完整的文化歸屬，讓他一直以“流亡者”的形象對待自己，“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放棄了成為以色列作家的夢想，并竭盡所能成為真正的自己：一個流亡者、一個難民、一個在孩童時期經歷過戰亂的人，一個覺得交談很難并試圖盡可能少地說話的人”。

他是個以色列作家嗎——從國籍的現實性考慮，他是，但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也可以說不是。由于寫作主題集中于童年和“大屠殺”經歷，使他的作品更多地蔓延著一股歐洲猶太人的情緒，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他很少提及，因為在以色列被過度強調的猶太正統文化，使得他在這個國家也時常有異鄉之感，也難怪庫切在評價他的時候說，在當代以色列作家中，阿哈龍·阿佩爾菲爾德是最像歐洲作家的一位。

語言 作為尋找民族的鑰匙

阿佩爾菲爾德的小說是一行壓抑的路牌，他在74歲時創作的小說《黑暗之花》依然保持了這種氛圍，絕望、壓抑，以及自傳性質。小說主人公是個名叫胡戈的男孩，跟著女仆掌握了烏克蘭語——至此我們可以將胡戈視為作者的童年投影。在納粹種族清洗時期，胡戈被母親送到了妓院，由妓女瑪麗安娜藏在房間的壁櫥里。在德國人統治時期，胡戈每天都提心吊膽，同時滋生著異鄉與漂泊的意識，他在壁櫥里聽到德國士兵粗俗骯臟的德語及充滿侮辱性的動作，這讓他的心里對德語充滿排斥。與此相應的是，在那個對猶太人極端不利的時期，胡戈要隱藏好自己的身份，同時又要牢記自己的民族：

“你很清楚，我們沒有遵從我們的宗教信仰，可我們從來沒有否認我們的猶太血統。不要忘記，你戴著的十字架，只不過是你的偽裝，而不是信仰。如果瑪麗安娜或者別的我不認識的人讓你改變信仰，什么都不要跟他們說。他們讓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過在內心深處你得知道：你的爸爸媽媽、你的爺爺奶奶，都是猶太人，你也是一個猶太人……我想跟你說這些，為的是讓你的靈魂不會墮落。”

這段話是夢境中的母親對胡戈講述的，也意味著阿佩爾菲爾德對信仰追求的自我闡釋。二戰時期的反猶環境和社會氛圍把他擠出歐洲，讓他將耶路撒冷視為理想的綠洲。而那門后天掌握的語言則充當了維吉爾式的導游。阿佩爾菲爾德的個人經歷和以色列希伯來語文化的建立非常相似，18世紀之前在世界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希伯來語已近似死語言，人們只用它來解讀《圣經》等宗教著作，它遠離了日常生活。歐洲猶太人要么使用其他國家的語言，要么使用經過德語和希伯來語包裝過的意第緒語。18世紀，隨著“猶太復國主義”興起，猶太人才開始重新嘗試復活希伯來語，讓它能成為一門可以表達日常生活的現代語言。

阿佩爾菲爾德的個人經歷同樣如此，身邊混雜的各種語言都是“異鄉人的語言”，對他來說必須學會希伯來語，擺脫其他歐洲語言的陰影才能找到歸宿。然而，他找到了嗎？《黑暗之花》中的那個在童年時便被母親賦予猶太血統十字架的胡戈又找到歸宿了嗎——這個孩子在逃亡的路上不斷遭遇理想的破滅，在納粹的搜捕后，蘇聯人也對他充滿敵意，小說最后耶路撒冷也只是他內心的迷茫之地。而阿佩爾菲爾德在抵達“故鄉”以色列后，同樣遭遇了當地人的反對，人們認為他的小說沒有反映出猶太人真正的歷史——至于“大屠殺”和流亡經歷則是以色列人不愿看到的文字。《穿透煙霧的記憶》和《黑暗之花》都非阿佩爾菲爾德最知名作品，它們更像散文而非小說，但我們能從中直觀地看到作者的經歷。耶霍舒亞認為他“沒有在歷史中實現和解”，這正是阿佩爾菲爾德在以色列作家中的特殊之處。作為一個歸來的歐洲猶太人如何面對往昔的記憶，從主動追尋希伯來語到被強迫說希伯來語而產生的態度變化，以及由一個民族所構建的國家是否真能代表個體的歸宿，在阿佩爾菲爾德自傳式小說之外，這些問題都很值得人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