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場秋雨之后，天空放晴。秋高氣爽，風和日麗。我們來到蕪湖傻子瓜子公司，又一次見到年廣九父子。

提起傻子瓜子，改革之初幾乎家喻戶曉，而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傻子”年廣九和他的次子“小傻子”年強也聲名遠揚。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安徽文學》任職，曾多次采訪過傻子瓜子公司。這次在我們到達蕪湖的前一天，年強剛從國外回來，答應明天一定把他父親年廣九請來接受采訪。

第二天上午9時許，年廣九來到傻子瓜子總公司會議室。他的形象與以前相比有不小的變化。穿戴十分齊整，打著花格領帶，頭發梳得一絲不亂。雖然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依然精神矍鑠，容光煥發，面對采訪，侃侃而談。如果說有什么沒變的話，那就是他性格依然爽朗豁達，快人快語，談吐之間，不時引起陣陣笑聲。

在交談中，我向他求證，他的名字到底是年廣久，還是年廣九。因為外邊的報道中有用年廣久，也有用年廣九。對于這個問題，他和他的兒子都肯定地說是年廣九。“廣是廣大，九是數字中最大的。”年廣九特地解釋說。言外之意，很為自己的名字得意。

年廣九沒有文化，但他有頭腦。有報道稱，他只會寫五個字，即“年廣九”“同乙（意）”，其中還有一個是別字。他早年賣水果，后來又賣瓜子。很多年前，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說：“我是一只早叫的雞。”他兒子年強說得更全面：“早叫也是為了生存，我們不是呼風喚雨、先知先覺的改革家。”但中國有句老話，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子爛。先行者常常要付出代價。為此年廣九遭遇了三次牢獄之災。然而，他從來沒想到退卻。跌倒了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繼續干。他笑談當年與“打擊辦”（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游擊、捉迷藏的經歷。賣瓜子時，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炒瓜子時，檢查人員來了，他就翻墻而走。小“傻子”年強插話說，當時有關部門曾規定他們產量不準超過五千斤，超過要上報。那時他們夜里4點等在檢查站口，等到5點檢查人員換班吃飯時再過去。有時檢查人員突擊檢查，發現他們的灶是熱的，他們便謊稱是燒水洗澡。

年廣九說他從小就搞“經濟”。如果從他上世紀六十年代販水果算起，至今已五十多年。不過，他的經商之道不是從課堂上學來的，而是從生活中學來的。有一年，瓜子市場打起價格戰。一些企業為了擠垮傻子瓜子，不惜血本，將價格降到成本以下。

年廣九耗不起，便另尋出路。他在瓜子質量上下功夫，開發新品種，同時內部挖潛，調動員工積極性。“當時一般干部月工資八十多元，我給五百元至八百元。”年廣九說，除了高工資，每天還給他們喝茅臺酒，最差也是汾酒，每天都是好幾瓶。“這得多少錢啊？”年廣久說，“有人說我傻，但將心比心，員工們愿意跟我干，連軸轉也沒有怨言。”最終傻子瓜子依靠產品質量，依靠上下同心，站穩腳跟，取得競爭的勝利。有位研究經濟的朋友對我說，年廣九的這套做法是有經濟學基礎的，因為價格戰是低層次的競爭，而產品質量的競爭才是高層次的競爭。“他這是抓住了根本。”這位朋友評價說。當然，年廣九也許說不出這樣的道理，但生活和實踐教會了他該怎么做。

年廣九忘不了1989年9月13日。那一天上午，檢察院來了四個人，宣布對其逮捕。最初的罪名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貪污罪。年廣九說，公司是我的，何來貪污、挪用之說？我問年廣九當時怕不怕，他說怕也沒用。“我回過頭來對家人說，不出三年我就會回來。”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發表。他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后不久，年廣九便被釋放了。

說起這段往事，他們父子都特別感激鄧小平，感謝黨的開放政策。“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年廣九的今天，也沒有傻子瓜子的今天。”年廣九發自肺腑地說。

我問年老這一路走來最難的是什么時候。他說：“自己思想不穩定就難，思想穩定就不難。”

他的話頗有哲理意味。年老雖然沒有文化，但他的話常常閃爍著樸素的哲理之光。說起他的兒子年強，“我這個兒子了不起，比我強！”年廣九說起來贊不絕口。早在十四歲時，年強就接過父親的水果攤，后來又離開父親，自立門戶，單獨創業。在傻子瓜子最困難的時候，是他繼續堅持，直至今日。如今的年強是傻子瓜子總公司的董事長，真正的掌門人。年廣九說起他的培養之道是：“我給路不給錢。錢再多總有花完的時候，但給了路你就可以自己走下去。”他的三個兒子后來都各自打開一片天地。

年強比他父親有文化，他也愛與文化人交往。1987年，《安徽文學》曾發表過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更生介紹年強的長篇報告文學。那段時間，我幾次去蕪湖，與年強有過多次交往，有時就在路邊的小攤上一起吃飯，毫無拘束。盡管那時傻子瓜子的經營狀況不好，年強還是對文化事業多有支持。他曾捐贈少年宮，向安師大捐款。如今，年廣九已經不再成為焦點，一個傳奇似乎也歸于平淡。而我認為，這正是社會進步、改革進步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