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熄滅了的那盞“明燈”

快快上山吧，勇士們，

我們在春天加入游擊隊。

敵人的末日即將來臨，

我們祖國要獲得自由解放……

不經意間，還會哼出童年時唱過的歌兒。而童年時的歌兒都是革命歌曲，多是國產的，也有少數外國電影插曲。所謂“外國電影”，不過是一兩部有關列寧的蘇聯老電影，三五部朝鮮新電影，還有三五部阿爾巴尼亞電影。

阿爾巴尼亞，這個今天很多年輕人幾乎沒聽說過的國家，那時卻是“歐洲的一盞明燈”。它不大，只有二百多萬人口，從地圖上看去像是一只耳朵，但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卻巍然聳立，是響當當的一條好漢，我們最親最親的兄弟。對于一個孩子來說，它也是唯一能從銀幕上帶給自己奇域風情、異國風光的國家。《海岸風雷》《寧死不屈》《地下游擊隊》《第八個是銅像》……這些影片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對白至今還能脫口而出。前面的那首歌就出自《寧死不屈》。

然而，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那種“最親最親的兄弟”的感覺卻不知不覺淡去了，直到有一天，兩個國家在報紙上公然鬧翻，人們才驀然發現，此前發生的就是那種淡去的感覺。隨后，中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突然精彩起來，有比《地下游擊隊》更好看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有比“快快上山吧，勇士們”更好聽的“啊，朋友，再見！”，更有“封閉的貧乏”不可比擬的“開放的豐饒”。我們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憂慮，那個叫阿爾巴尼亞的國家還有消息嗎？不知道，沒注意！直到“蘇東波”頓了一下，延遲抵達阿爾巴尼亞，我們才驚嘆：啊，山鷹之國也變了！隨后又忙別的去了。

大國與小國。地緣政治與文化傳統。雖有“天涯若比鄰”的古句，也有“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表達，但“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若不是兩個國家“創造歷史”的境遇偶然相似，那種親如兄弟的幾率并不比母豬上樹多。而常態多半是：盡可能掩飾起來的傲慢VS不用去表達的漠然。

不必去問：歐洲那盞明燈還亮著嗎？

“……出了個卡達萊”

其實，國際間“無私的援助”一直是個神話，國際關系總是被功利主義所左右。這也相應地影響了國民心態，人們總是以“大”、“強”和“發達”為坐標，來選擇自己“看得見”的國家。大國、強國和發達國家如此，小國、弱國和不發達國家也如此，這幾乎成了民間隱形的國際關系第二定律。

但也有一條邏輯卻能始終有效地抗拒它，那就是精神和文化的邏輯。這就像喬伊斯、葉芝之于愛爾蘭，赫拉巴爾、克利瑪、昆德拉、哈維爾之于捷克。但無論是那時還是現在，中國讀者一直很少讀到阿爾巴尼亞文學作品，后來再也看不見這個國家，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了。連鳳凰臺晚近的一部有關阿國的專題片，也被冠以“被遺忘的國度”。

但突然，“阿爾巴尼亞出了個卡達萊”，消息不脛而走。短短的五年內，已有六部卡達萊小說中譯本出版，花城出版社更是在二〇一二年一下子推出了卡達萊的《石頭城紀事》（李玉民譯）、《錯宴》（余中先譯）和《誰帶回了杜倫迪娜》（鄒琰譯），作為該社大型叢書“藍色東歐”的第一批圖書。人們在驚愕之下不禁問道：“誰是卡達萊？”

誰是卡達萊？其實中國讀者應該與他最早相遇。阿爾巴尼亞選擇反修路線時，正是卡達萊創作的成名期。一九六三年，他就出版了蜚聲歐洲的長篇小說《將軍的亡靈》，一九六七年又修訂重版。作為阿國親如兄弟的盟友，中國曾熱烈地介紹過他，只是中國的介紹側重于他的政治抒情詩。也就是說，在卡達萊名聲如日中天時，作家的兩個身份——發掘民族歷史的小說家和頌揚領袖、黨和國家的歌手，只被漢語擇其一。

卡達萊的寫作生涯也很奇特。他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八歲出版詩集，二十七歲在黨報《人民之聲報》發表長詩《群山為何沉思》（1963），意外地接到霍查的電話，也奠定了他在阿國一流乃至首席詩人的地位。此后，他又以同樣轟動的方式發表了長詩《山鷹在高高飛翔》（1966）、《六十年代》（1969），并成為阿勞動黨中央委員。《山鷹在高高飛翔》開首便寫：“秋天的夜晚來了，/共產黨員們向四處分散；/平原進入夢鄉，/躺在山腳下邊……”（鄭恩波譯）。中國讀者若在賀敬之、郭小川的延長線上閱讀卡達萊，應該大體上不會錯。

但卡達萊的小說卻是另一番模樣。繼《將軍的亡靈》后，他又在阿勞動黨統治時代出版了長篇小說《城堡》（1970）、《石頭城紀事》（1971）、《破碎的四月》（1978）、《夢幻宮殿》（1981）、《誰帶回了杜倫迪娜》（1986）、《H檔案》《音樂會》（1989）等。這些小說，幾乎每一部都帶給人們一個奇異的世界，我們根本無法在柳青、楊沫、梁斌或《卓婭與舒拉》的延長線上閱讀，也無法抱之以中國讀者慣常的東歐作家想象。那是我們期待和想象之外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雖因創作而遭遇過內部調查，似乎另擇資料也顯示他曾被“放逐”，但看起來并沒有遭到政治上的大麻煩；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和黨的領袖霍查的特殊關系保護了他。但總之，到一九九一年“蘇東波”沖擊阿爾巴尼亞時，他是因官方作家身份受到沖擊的。隨后移居法國，先后出版了《金字塔》（1992）、《四月冷花》（2000）、《阿伽門農的女兒》（2003，舊作）、《事故》（2008）和《錯宴》（2009）等，成為蜚聲世界的大作家。

那么，卡達萊帶給世人的是一個怎樣的小說世界？

奇異的小說世界

吉諾卡斯特城有兩位著名醫生：留學德國的大古拉梅托和留學意大利的小古拉梅托。他們仿佛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寓所或醫院里，而是生活在城里各種對立的閑談和輿論里。意大利人占領了城市，小古拉梅托便被推入輿論的風暴，有褒有貶；與此同時，大古拉梅托作為映襯，也被帶入風暴的中心，有貶有褒。意大利人走了，德國人來了，大古拉梅托和小古拉梅托又輪番作為主角或映襯，同樣被推進輿論的風暴……但這回卻是德軍上校點名要見大古拉梅托，就在廣場上，據說大古拉梅托來了，也邀請了他這位德國老同學赴家宴，但誰也沒有看到。人們看到的只是大古拉梅托家的燈光亮了一夜，還傳出了悠揚的音樂。“叛徒！”有人罵道。“不，英雄！”有人贊道。但那一晚，被德國人抓去的八十個人質，包括一位猶太人，全部釋放了——這是《錯宴》，是它的前半部分。

一個小伙子，在雪野中瞄準了他的鄰居，槍響人亡，他走過去，按照“習俗”把死者的槍放到他的腦袋旁，接著回家報信兒并告知全村，隨即申請了三十天休戰協定，參加了死者的葬禮，然后尊父命走一天的路程去交五百格羅申血稅。這是對半年前另一樁血案的復仇，而那一樁血案又是仇家對更前一樁血案的復仇……這樣的循環血案已經發生了四十四起，持續了七十年，雙方家族各堆起了二十二座墳墓。而這一切都起自七十年前一位陌生人的投宿。清晨，陌生人離開了，卻在村邊被鄰居開槍射殺，因為死者的頭朝向村里，按照《卡奴法典》，陪伴過客人的人就要負起復仇的責任——這是《破碎的四月》的開頭部分。

在拜占庭和羅馬教廷爭奪公國的時代，弗拉納也家的九個兒子在同一個季節相繼死去，此前，家里唯一的女兒杜倫迪娜剛被嫁到遙遠的中歐。一夕之間，一個旺盛的、受人尊敬的大家族只剩下母親一位老太太。可三年后的一個夜晚，那遠嫁的女兒突然被三哥康斯坦丁帶回家中。老太太驚訝不已，因為康斯坦丁早在三年前就已葬入墓地；杜倫迪娜更是驚恐萬分，因為在十五天的路程中，坐在她前面的那個騎馬人竟然是個幽靈！消息迅速傳開，地方治安官也立即趕到現場，他從說不出話的杜倫迪娜眼神里得到了證實。可這一切怎么可能？一定是有人假冒，一定是杜倫迪娜的錯認，親王和主教也下令讓他查清——這是《誰帶回了杜倫迪娜》。

如果地球是圓的，那些房子怎么沒有掉下去呢？不對，既然他們的飛機很兇，他們的人民怎么可能和善呢？人能比飛機還好嗎？“你這小崽子，先學會擤鼻涕吧！”她母親沖我罵道，把她領走了——現在會出現什么事呢？我也得下到一口口水井去找嗎？在童言無忌和童話般的眼光中，飽受轟炸和各路占領軍輪番蹂躪的城市，連同那帶有記憶的石頭房子和石板街，連同街上的行人和屋里的親人、串門的鄰人，連同人們的言談、呼吸、夢想、憂懼、迷信、淡定，以及日常瑣細中的快樂，非常時期的背叛和勇氣，幻化成一個平凡的奇異世界——這是《石頭城紀事》。

二十多年前，一支外國軍隊占領了這個國家；二十多年后，一位將軍來尋找這支軍隊留下的遺骸。戰爭的主題被表現于和平年代，宏大的歷史收攏于一個外國人的眼簾，其中交相輝映的是記憶與現實，死人的時代與活人的時代，哀子母親眼中高尚的兒子與異國戰場上的殺人魔王，戰爭期間對侵略軍逃兵的收留與和平時代對異國將軍尋找遺骸的怨恨，一個民族高傲、剽悍的脾性與同一個民族的通情達理，以及從海上登陸和在地下靜眠的兩支亡軍的將領……還有從墳墓里爬出來實現諾言的幽靈，被市民們高舉著游行的英國飛行員的半只手臂，被《卡奴法典》規范著的家族世仇——這是《亡軍的將領》，此后幾部小說的線索也在這里埋下。

在奧斯曼帝國首都的一個顯赫的阿爾巴尼亞家族中，歷代都有人充任蘇丹的重臣，但也常遭受流血清洗的重創。這一切都跟夢幻宮殿有關。這是帝國的一個重要機關，從帝都到鄉鎮，遍布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負責搜集每個臣民每晚的夢，然后進行甄別、篩選、分類、評級，最后從中分析帝國的安危。一只蝴蝶也能煽動起千里外的風暴，庫普利里家族便安排他們的外甥入夢幻宮殿就職。于是，懵懵懂懂的馬克-阿萊姆猶如K走向城堡，也如K走進訴訟程序，開始了充滿詭異、神秘、恐懼、疏離……的夢幻宮殿經歷；宮殿里既無生氣，也無人格，仿佛完全籠罩在卡夫卡筆下的氛圍里——這是《夢幻宮殿》。

中國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從解放區走來的革命作家提倡“一本書主義”，即一個作家一生寫出一部優秀作品足矣。這個提倡雖后來遭到批判，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作家卻大多只寫出一本書，優秀與否則另論。然而，卡達萊在阿共領導期間就寫出了那么多長篇小說，而且部部奇特、字字珠璣，使中國讀者不禁好奇：這一切怎么可能？

政治社會與小說中的政治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的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猶如一顆原子彈在國際共運內部炸響。隨后，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向，跟隨蘇聯告別斯大林時代。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則義無反顧地堅持把斯大林當作革命導師，走上了一條獨特的“反修”道路。兩個國家也迅速親近起來，成就了一段傳奇般的神圣友誼，卻也因相似的政治路線而各自收獲了重重創傷和悲劇。

在中國進行“文革”期間，阿爾巴尼亞也開展了“思想文化革命”。盡管我們對此所知甚少，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阿國作家絕沒有蘇聯和東歐他國因顧忌西方輿論而留給作家們的那一小點寬松。阿爾巴尼亞的殘酷政治清洗，直到中國走入改革開放之后還在持續進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既能理解卡達萊何以寫出了真誠的頌歌，但又納悶他何以能出版內涵深邃、藝術完美、注定名垂青史的小說。

這是意識形態曾經相同的兩國間的一個有待揭開的歷史奧秘……

既然從那個嚴酷的政治時代走來，那么中國讀者也會和西方讀者一樣，關心卡達萊小說的政治性。但與西方讀者僅關注文學的直接對抗性不同，中國讀者可能會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探尋貧乏與豐滿、字面和隱喻、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張力，以及從這種張力中擠出來的“政治性”；還會借此探尋恩維爾·霍查的意識形態對于文學實施規范的邊界。

曾經被西方視為政治寓言的《誰帶回了杜倫迪娜》，寫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于一九八〇年，正值阿爾巴尼亞與中國決裂，選擇了徹底與世隔絕之際。于是，西方批評家從中讀出了卡達萊以古老傳說抵抗國家現狀的含義：杜倫迪娜遠嫁他鄉“來自與世界交流的愿望，小說就像海上的漂流瓶”；而康斯坦丁從墓中站起來，開始了漫長的穿越歐洲之旅，是“張揚了誓言、諾言，否認了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召喚個人在更美好的自身里持有的東西”（法文版編者序）。

但奇怪的是，這本書出版后雖受到了批評，卻并沒有遭禁。在一個有著類似歷史經驗的中國讀者看來，這部小說的政治性當然不會是政治對抗，也不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沖突，而是蘊含在“迷信”（幽靈）與“理性”的對立中。卡達萊站在了“迷信”一邊，也就站在了阿共中央一邊，因為代表“理性”的恰恰是拜占庭教廷——那個和羅馬教廷都在覬覦阿爾巴尼亞的國際集團。

小說的“迷信”，是以古老的傳說形式出現的。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共產黨人并不排斥民間傳說，相反，很多時候倒是樂于從中發掘愛國主義的資源。無疑，從墳墓中站起來的康斯坦丁，穿越漫長的旅程把遠嫁的妹妹帶回來，正是這種資源之一。而這種神秘的傳說，則讓肩負帝國使命的大主教，讓異族的拜占庭感到緊張——“從墳墓里出來……”斯特斯重復，“一個愚蠢的謠傳！”

“這沒那么簡單，”大主教打斷他，“這是個可怕的異端邪說。極端的異端邪說。……今天，只有耶穌基督從墳墓里出來，你理解我的意思嗎，上尉？”正是從這時開始，一直以理性態度調查此事的當地治安官斯特斯上尉，開始偏離了“理性”，走向了“迷信”，因為“理性”被權力玷污了。

表面上看，治安官的調查路徑與大主教的要求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理性”，不相信神秘的“復活”事件發生，但大主教命令他拿出確鑿的證據：“要堅持不懈，到處去找，直到找到那個人。”然后話鋒一轉：“要是找不到，就要創造一個出來！”

追求理性（真理）到了喪失理性（真理）、欺世蒙人的地步，那么，迷信的古老傳說便掙脫出被規定的愛國主義軌道，顯現出它動人的穿透力。

小說的結局符合大主教的指令方向，也符合“理性”的原則：那個帶回杜倫迪娜的人，終于在國境線附近被捉拿歸案，治安官親自審理，案犯如實交代。審理報告遞交上去后，親王和主教安排了一個“破除迷信”的兩千人大會，由治安官宣讀調查結果。遠近的鄉民和貴族、遙遠的拜占庭的代表，紛至沓來。

但就在官方安排順利進行、漸趨高潮之際，治安官卻出人意料地宣布：帶回杜倫迪娜的人就是走出墳墓的康斯坦丁，那個被捉拿歸案的流浪漢是被人收買的。而他，相信康斯坦丁的復活，相信康斯坦丁留下的“承諾”。治安官也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小說的政治性是由引入了一種絕對的倫理性而被賦予的。

樸素風格與藝術迷宮

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在相當長的歷史中都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唯一道路。其間的困厄有種種，其中之一便是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往往被欽定為唯一的方法。但在中國靠一場“先鋒文學”運動才徹底引入并合法化的“藝術迷宮”式的表現手段，在卡達萊那里卻先天就存在著，而且是那么樸素、那么引人入勝，不似中國許多先鋒文學那般，充斥著人為痕跡和無病呻吟的矯情。這也為卡達萊廣泛展示阿國歷史畫卷和民族心靈史，以及無意間通過敘述張力保留著原始的政治性，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夢幻宮殿》是卡達萊為數不多的遭禁作品之一。如果依照中國讀者的東歐作家想象模式，而不考慮到阿國的政治現實和卡達萊的歌手身份，一定會認為這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即使有著設身處地的考慮，我們仍然不明白卡達萊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和遭禁后何以作家本人卻無礙的奧秘。小說本身寫的就是一個迷宮，長長的空曠無人的走廊，經常被迷失的方向，沒有任何標志的房間，無人格的面孔和極為克制的言談，操縱世人生殺大權的神秘存在和令人驚訝不已的荒謬事物，被作者自然而巧妙地組合進一個動人心魄的藝術迷宮里。而宮殿內的怪異靜默和宮殿外的日常喧囂，一個“特等夢”帶來的至親的人頭落地和馬克-阿萊姆的迅速擢升，小說里對夢的管控與現實中對思想的審查，也常常在閱讀中被置放在一起，形成一種特有的令人恐怖的黑色幽默。

從《亡軍的將領》開始，卡達萊就顯現出書寫民族心靈史的動機，其中最動人心魄的是《破碎的四月》。小說中分別寫了幾組人物，但焦點卻是一部扎根于北部高原人心中的《卡奴法典》。無論是背負血債的復仇者喬戈，還是在高原上蜜月旅行的作家夫婦，抑或是陰郁城堡內的血的管家，皆成為體現或觀察《卡奴法典》的流動的視角。結果，法典比作家成功塑造的幾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它的崇高性，它之于高原人的那種血性、生命感和一諾千金的規范性，還有它的血腥和破壞性，以及隱藏在破壞性中的某種奇妙的平衡……它是那么有魔力，以致讓熱情贊美者走向某種悖反，讓懷疑者不由自主地親近它的結果。小說中的多重流動視角，不僅具有敘事功能，也是思想性的，與現實中的思維一律構成強烈反差；或者反過來說，即使阿國再思維一律，也容得下一種對話性的小說思維。

這種流動的敘事視角也同樣出現在《石頭城紀事》。這是一部戰爭史，也是一座城市的心靈史。如前所述，小說的奇異性來自一個孩子童話般的視角，除此之外，還不時有其他視角飄然而來，有的是一個孩子視角的升華，有的則如飛翔的天使的目光，仿佛一系列遠近高低的攝影機，騰挪自如地刻畫出城市的皺褶和肌膚、脈搏和心動，立體的記憶之域和鮮活的人頭攢動……連霍查的影子也閃現其間；還有從山里來的游擊隊員，當門處決告密者父子，又搭上一條無辜女人的生命。時而一個閃念，被發揮到淋漓盡致；時而一個事件，被表現得極為克制……

這種跳動自如的多重視角，更被充分地表現于卡達萊晚近出版的《錯宴》中，讓人不得不驚嘆，敘事竟可以如此靈活，但卻不是為了敘事而敘事，藝術迷宮也不是為了藝術迷宮本身而存在。讀卡達萊，總會讓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為中國文學敘事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先鋒文學，卻也總覺得前者比后者多了些什么。什么呢？樸素風格？自然性？“及物”的許多許多內容？

是不是例外？

還有一個問題縈繞心頭：卡達萊是否只是阿爾巴尼亞文學的一個例外？

由于沒有更多的中譯本，很難直觀地得出結論。但據阿爾巴尼亞文學專家鄭恩波先生透露，卡達萊現象并不是孤立的，他只是阿國文學眾多璀璨明星中耀眼的一顆，“擺在同一個天平上的杰出人物”還有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馬爾科、雅科夫·佐澤、澤瓦希爾·斯巴秀等，只是我們很少能讀到他們的作品。中譯本似乎只有阿果里的《居遼同志興衰記》（鄭恩波譯，重慶出版社，2009）和《阿果里詩選》（鄭恩波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為中國觀眾所熟悉的電影《第八個是銅像》，就改編自阿果里的小說《邁默政委》。

我在讀卡達萊時，又重看了這部老電影，其中有一個片段令我驚訝不已：游擊隊員易卜拉欣受傷后被秘密送進城里，由老醫生冒死收治在自己家里。德國人已經聽聞風聲，在城里四處搜捕時，易卜拉欣卻指責醫生在醫院里也給德國傷兵治病：

老醫生：你把問題簡單化了。我了解你，有某種信念的人為了堅持這種信念總是把問題簡單化，但每個行為都有好壞兩方面。……我能夠給地下工作者看病，是好的方面；壞的呢，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時候也為德國人治病。

易卜拉欣：大夫，您照顧我是因為受朋友之托，這意味著你的行為不是自覺的，但你為德國人……

老醫生：自覺的？

易卜拉欣：我并不這樣說，如果為了害怕德國人去工作，那還是得承擔責任。（含有未來審判的意味）

老醫生：那好吧，你是按照你的標尺來衡量人的，我的孩子。

在“中立即罪”、“不純即罪”的意識形態主宰性聲音之外，竟被“復調”出“你是片面的、有限的”聲音，怎不令人驚訝？不管統治如何嚴酷，阿國作家也沒有完全喪失反思能力。

這讓人更加好奇，想知道卡達萊及他的同胞在社會驟變后，又是如何正面反思阿爾巴尼亞當代史的。可惜，在目前出版的六部中譯本中，只有《錯宴》屬于這個范疇。但我們仍然可以一斑窺豹，見識到作者反思歷史的宏大視野。

解放后，大、小古拉梅托在經歷了短暫的被錯捕后，一直平靜地服務于他們所在的醫院。但到了一九五三年，一樁奇特的間諜大案又把大古拉梅托醫生裹挾其中。起因是他當年救下的那位猶太人從以色列寄來的一封信，卻正值克里姆林宮“間諜案”發生，一個來自領袖的小小懷疑，卻被發展為具有國際背景的猶太人的陰謀，牽扯到蘇聯和東歐諸國。東柏林來人了，莫斯科也來人了，大古拉梅托被拖入神秘的夏妮莎洞穴接受酷刑，還有無辜的盲人游吟者。

事情遠沒有僅僅一封問候信那么簡單，檔案顯示，當年醫生接待的德國上校也是假的，真人早已戰死于蘇聯。問題不在于醫生和德國人勾結，而在于那個德國上校與企圖扼殺共產主義的猶太人組織勾結。終于，斯大林死了，莫斯科的人也回去了，但因痛失國際領袖而精神崩潰的本國辦案者，卻私自處決了這個已為城市做過一萬兩千次手術的著名醫生，莫名其妙地，連同一起被捕的小古拉梅托醫生……

“提起阿爾巴尼亞，許多人往往會隨口說出兩個人的名字：恩維爾·霍查和伊斯梅爾·卡達萊。”（翻譯家高興語）的確，仿佛有緣似的，在一盞明燈從歐洲隕落后，又一盞明燈在悄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