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時代屋頂上伸出的針尖，在第一時刻感受到幽微的變化以及劇烈的顫動。從社會學的層面以及整體性的詩歌發生機制來說，時代構成了一個顯豁或潛在的要求。天平傾向于哪一邊，孰輕孰重，誰予以校正和撥動，都是有歷史法則的，都是有其規范和調控的。而從長遠的整體性來看，一個時代也許只是一瞬，但這一瞬卻與每個人乃至群體、階層和民族發生密切而復雜的關聯，“詩人——同時代人——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吉奧喬?阿甘本）。

對于身處新時代的當代詩人而言，最大的挑戰必然是時間所帶來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備新質的時代經驗。這不只是與個體時間、命運遭際、現實場域和歷史法則有關，也與當代漢語詩歌寫作的當代性與變動性有關。從動態景觀來看，一個個階段構成了新舊交替。與新時代相應，必然發生一系列連鎖的先導性反應，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青年、新經驗，等等。這些中心地位或邊緣區域的新質，構成了一個時代文學的驅動力。與此相應，時代的新變，新現實、新思潮、新動向、新生活、新題材、新主題，都對詩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個人都處于現實和社會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異的景觀對寫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這一過程將是文學史歷史化進程的一部分，那么，寫作者就有責任有必要對此予以承擔。當然，這一承擔必須是詩性的承擔，即所謂的“詩性正義”。

我們還必須從“傳統”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新時代與詩歌的內在關聯。從精神世界的維度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文化和文學形成了一種穿越時間的傳統。我們所期待的，正是能夠穿越一個階段、一個時期、一段歷史的經受得起時間淬煉的精神傳統和詩學傳統。而新世紀、新時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傳統，也許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由此來看，評價一個詩人的個人才能不是憑幾個詩歌獎、評論家的文章以及詩人的幾本詩集所能說了算的，必須放在歷史裝置和傳統譜系中予以確認和評價。也就是說，詩人的寫作和時代評價都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具有對一個時代風景的整體性關注和掃描。另一方面則來自于詩歌的常識和文學史內部的構造機制——詩性正義。“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就是詩歌的內在性規定，任何流派、主義、思潮、運動、群體、社團的發展以及生息起落，又無不遵從文學史的規律。任何新經驗的挑戰和時代的緊迫性命題都不能忽視詩歌的自律性以及內在生成的規律。質言之，在中國流行的傳記閱讀和社會學批評的視野下，評騭者和搖旗吶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動、運動和事件的喧鬧中，在強化了成長環境、青春人格、校園文化、文化生態、社會語境的同時而導致對文本閱讀和自足批評的僭越——發生機制、發展合力等內在動因，卻往往被另一種向外打開的社會化的合力、共謀和助推器所遮蔽或者整體取消。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生學”機制，而在不斷強化詩人“現實話語”和“當代經驗”的吁求中，在詩人與空間和公共世界的互動上，如何把個人的現實經驗轉變為歷史經驗，如何通過賦形和變形把個體的真實通過語言的途徑轉化為歷史的真實，就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命題。無論是從個人精神生活還是從時代整體性的公共現實而言，一個詩人都不可能做一個完全的旁觀者和自言自語者。無論是個人之詩和日常之詩，還是回應整體性歷史命題和時代要求的大詩甚至現代史詩，都必須在文學自律性內部進行和最終完成。具體到個體，其面對“新時代”的感受是有區別的，并進而體現在詩歌寫作的差異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為山峰，是因為其周邊有洼地、沼澤、河溝、土坡、平原，這些地貌對應的也正是文學景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大詩人，其千古卓絕的獨特個性和文本樣貌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社會天平和詩歌內在性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任何單向度意義上的“整體寫作”和“個人寫作”都是存在問題的，而往往是彼此交叉、疊合和相互發現、互動的動態結構更令人信服。社會性和內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糾正，成為每個時代詩歌發展的內在性動力和平衡機制。尤其是在新的時代節點上，詩人和詩歌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命名和創設——而這正是“新時代”之“新”對詩歌提出的恒定要求。與此同時，詩歌內在性又呈現了每一個寫作者的差異性的心理結構和文本精神。在每一個時代，反映時代都不是一句空話。而真正無愧于一個新時代和偉大時代的詩人，他們已經在文本和人格上給我們的后來者做出了曠世的典范。新時代需要新的創造者、發現者、凝視者和反思者。在一個紛紛“向前”的新時代如何來一次駐足、凝視和“轉身”的自省？在人人爭先恐后趕往新時代聚光燈的時候如何在暗處感受隱秘的心靈顫動？在人人爭搶抒寫新現實的時候，詩人如何能夠在那些逸出現實的部分找到暌違的隱秘之門？在人們力圖給出新食物答案的時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為詩人的精神生活？歷史不會收割一切。那么，新的時代到來的時候，你作為一個寫作者做好準備了嗎？新時代需要新的傳統和個人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