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胡適、聞一多，到廢名、梁宗岱，這一粗略線索代表了早期新詩在借鑒外國詩學和藝術本土化方面的部分思考與探索：無論是立足語言、探索格律，還是重釋舊詩、關注文化，又或者是更加強調現實歷史的關注與介入等等，這些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各有推進、各有收獲，共同構成了中國新詩本土化探索的歷史圖景與傳統，也成為百年新詩的寶貴遺產。“本土化”并非周全嚴謹的文學概念，但它的確提供了一個視角，有了這個視角，寫作者得以更加自覺地關注“此地”與“今時”，關注寫作所面對的各種對話性語境。這是一種自覺的“當下寫作”與“在地寫作”，它真正符合大多數詩人運用和錘煉自己的語言、寫出自己的文化與現實體驗這一樸素而終極的目標。

一

1922年，胡適在《嘗試集》四版自序中說：“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后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放腳鞋樣”一說后來不僅常被用來比喻胡適過渡性的歷史地位，而且也多用于形容新詩發生期的困惑，即在“新/舊”二元標準下，新詩如何處理自身與舊詩傳統和西方詩學之間的關系問題。

早期新詩對舊詩的反叛姿態和取法西方詩學資源的做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種“薄古”“厚西”的傾向，甚而有時會造成評判標準上的古今中西的混淆，即把“中”等同于“古”、“西”等同于“今”的簡單化現象。這在當時的語境中可以理解，但也必然在后來的詩歌史中被不斷反思。比如梁實秋1931年提出的“新詩，實際上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的說法，即是一種反思性批評。1932年，胡適本人也在反思中適度修正了以前的說法，他說：“我當時希望——我至今還繼續希望的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這是我理想中的‘新詩’的意義——不僅是‘中文寫的外國詩’，也不僅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式的詩意’的詩。”在堅持“現代”追求的同時強調“中國”立場，這既體現了胡適本人詩學觀念的調整，更說明了“本土化”問題在新詩史上開始受到關注。

1930年代中期，廢名在北大課堂“談新詩”時曾說：“新詩作家乃各奔前程，各人在家里閉門造車。實在大家都是摸索，都在那里納悶。與西洋文學稍為接近一點的人又摸索到西洋詩里頭去了，結果在中國新詩壇上又有了一種‘高跟鞋’。”這個說法并不針對胡適，但巧的是兩人都以鞋和腳來比喻，體現出詩學主張的差異。一方面，廢名代表著“現代派”關于“化歐”與“化古”兼美的主張，對于直接“歐化”的“高跟鞋”有所批評；更重要的另一面是，與“放腳鞋樣”相比，廢名關注的重點已不是“新詩”之“新”，而是“新詩”之“詩”了。換句話說，當新詩已“站穩腳跟”，其“鞋”（藝術）的樣式則比是否“天足”的問題更加重要。廢名反對“高跟鞋”，提出要通過觀察總結“已往的詩文學”找尋“今日現代派的根苗”，為新詩的“天足”尋找一雙屬于自己的新鞋子。他特別認同林庚和朱英誕的詩，提出“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些，因為他完全與西洋文學不相干，而在新詩里很自然的，同時也是突然的，來一份晚唐的美麗了。而朱英誕也與西洋文學不相干，在新詩當中他等于南宋的詞……真正的中國新文學，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學的影響的。林朱二君的詩便算是證明。他們的詩比我們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了。”事實上，說林庚朱英誕“與西洋文學不相干”并不準確，但廢名此說強調的是“更新而且更是中國的”問題，無疑是在表達一種重建新詩審美標準的自覺。

二

1923年，聞一多為郭沫若的《女神》寫過兩篇著名的評論文章，分別題為《〈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在前一篇中，聞一多高度肯定了《女神》的“時代精神”之“新”，提出：“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卻對“《女神》之地方色彩”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女神》不獨形式上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是一種“地方色彩”的缺失。在聞一多看來：“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他說：“我認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底經線，同地方底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后才是我們翹望的新藝術了！”這兩篇文章體現了聞一多詩論中不可割裂的一體兩面：“地方色彩”和“時代精神”。而以往的新詩史則因偏于肯定郭沫若的“時代精神”而忽視了聞一多的深度與苦心，尤其忽視了他對“本土化”問題的獨到思考。聞一多以“此地”的概念糾正了片面強調“今時”的偏至，提出新詩在“保存本地的色彩”和“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兩個方面不可偏廢，這個觀點在新詩探索期的1923年堪稱難能可貴。

聞一多所說的“地方色彩”包含“形式”與“精神”兩個方面。他不僅批評郭沫若喜用“西洋的事物名詞”甚至“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等寫法，更不滿于他“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以及過于“富于西方的激動底精神”而“對于東方的恬靜底美”的“不大能領略”的問題。也就是說，聞一多的本土化思想中包含了語言、文化、審美、現實等多個層面，而他后來著力提倡的“新格律”即可被視為其在語言方面的一種探索。

在此借用聞一多的一句話“新詩的格式是相體裁衣”來比較他與胡適、廢名在新詩本土化問題上的理念：如果說“放腳鞋樣”和“高跟鞋”都涉及腳和鞋的問題，但對于其間關系的分析卻略顯淺弱，那么相比之下，聞一多“相體裁衣”的思想則更深入地思考了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問題。他不僅更自覺地把本土化作為一個目標，同時也將本土的語言、現實與文化特征放在了“體”的位置。詩藝的新衣正是要服務于“本地”之“體”，完成“時代底經線，同地方底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而“只有各國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冠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后并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才能“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而不是“將世界各民族底文學都歸成一樣的”。可以說，聞一多的“相體裁衣”糾正了早期新詩——甚至新文化其他領域中——混淆“古今中西”標準的偏頗，已然提出了一個更客觀更全面的新文學標準。

三

真正實踐并創造出中西詩學的寧馨兒的，是以廢名、卞之琳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群。一方面，“在白話新體詩獲得了一個鞏固的立足點以后，它是無所顧慮的有意接通我國詩的長期傳統，來利用年深月久、經過不斷體裁變化而傳下來的藝術遺產”，“傾向于把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另一方面，他們已走出非中即西、非新即舊的簡單思維模式，自覺地將“現代的”與“傳統的”、“外來的”與“本土的”詩學傳統進行融合，不僅在實踐上以“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同時在理論上兼收“純詩”理論、英美現代主義詩藝和“晚唐詩風”等中國古典詩學資源。

即如那位批評“高跟鞋”的廢名，英文系出身的他不僅沒有盲目模仿西詩，而且以“高跟鞋”為喻批評簡單模仿的弊害。他提醒說：“當初大家做新詩，原是要打倒舊詩的束縛，而現在卻投到西洋的束縛里去，美其名曰新詩的規律”，這是另一種值得特別警惕的新“八股”。廢名強調“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的關系問題，不僅提出“胡適之先生所認為反動派‘溫李’的詩，倒似乎有我們今日新詩的趨勢”，而且還響應周作人“文藝復興”的文學觀念，認為“本來在文學發達的途程上復興就是一種革命……中國文學發達的歷史好比一條河，它必然的隨時流成一種樣子，隨時可以受到障礙……西方思想給了我們撥去障礙之功，我們只受了他的一個‘煙士披里純’，若我們要找來源還得從這一條河流本身上去找。”

相比于聞一多強調格律（語言角度）和審美（文化角度）的本土化主張，廢名的重心更偏于對舊詩傳統的重釋和選擇性發揚。比如他特別看重晚唐“溫李”在感覺方式和傳達方式上對新詩的啟發，他曾說：“溫庭筠的詞簡直走到自由路上去了，在那些詞里表現的東西，確乎是以前的詩所裝不下的。”他的“具體的寫法”、“視覺的盛筵”、“馳騁想象”“并不抒情”也“用不著典故”，“給我們一個立體的感覺”；而李商隱的詩亦是如此，“作者似乎并無意要千百年后我輩讀者懂得，但我們卻仿佛懂得，其情思殊佳，感覺亦美”。在“溫李”身上，廢名看到了現代派詩所追求的自由與完整，也看到了這種長期未能受到主流文學史認可的詩歌美學是怎樣在精神和技巧兩方面都驚人地與現代詩學發生了聯系。

與廢名相比，同屬“現代派”的梁宗岱既有對舊詩傳統的重視，但又有不同的側重。1935年，身為《大公報》“詩特刊”主編的梁宗岱在該刊的發刊詞中提出，新詩“已經走到了一個分歧的路口”，自由詩已是“一條無展望的絕徑”，“除了發見新音節和創造新格律，我們看不見可以引我們實現或接近我們底理想的方法”。由此，“詩特刊”發起了一場創作實驗，強調探索和發揚現代漢語的語言特征，尋求與之相應的詩歌寫作策略。在此過程中，梁宗岱多次重提屈原、陶淵明、陳子昂、李白等人的詩學遺產，意圖溝通古今中外，建立一種具有綜合特質的“東方象征詩”和漢語的“現代詩”。在兼顧文化和語言兩個層面的基礎上，“詩特刊”著重探索新詩格律，強調“探檢、洗煉，補充和改善”新詩的語言，“以中容西”、“以新納舊”，希望最終找到一條充分體現現代漢語語言特征與優勢的獨特道路。今天看來，梁宗岱指出的或許并不是最合適中國新詩的道路，但其立足漢語寫作、力圖確立中國新詩主體意識的獨特思路仍深具啟發意義。他將西方“純詩”理論中的“音”“義”結合的思想與中國傳統詩學中的格律化的藝術方式相結合，不僅聯接了世界詩歌與漢語詩歌，同時也聯接了現代詩學理念與古典詩學傳統，其理論意義已超出了格律探索本身。

從胡適、聞一多，到廢名、梁宗岱，這一粗略線索代表了早期新詩在借鑒外國詩學和藝術本土化方面的部分思考與探索：無論是立足語言、探索格律，還是重釋舊詩、關注文化，又或者是更加強調現實歷史的關注與介入等等，這些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各有推進、各有收獲，共同構成了中國新詩本土化探索的歷史圖景與傳統，也成為百年新詩的寶貴遺產。“本土化”并非周全嚴謹的文學概念，但它的確提供了一個視角，有了這個視角，寫作者得以更加自覺地關注“此地”與“今時”，關注寫作所面對的各種對話性語境。這是一種自覺的“當下寫作”與“在地寫作”，它真正符合大多數詩人運用和錘煉自己的語言、寫出自己的文化與現實體驗這一樸素而終極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