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作為“語言皇冠上的明珠”，更有著其不同于世俗的高貴，它讓獨立的詩人持守于自由創造的狀態，對語言創造和修辭之美有著不遺余力的探索熱情，這樣，詩歌自會有其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介入之詩”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方可成立。不管是針對日常生活，還是涉及語言本身，沒有基于真誠和創造性的表達，都可能讓修辭顯得空洞，讓詩歌的審美趨于無力。在越來越多無聊、輕淺和平庸的文學接受中，真正的詩歌肯定是有難度的，不僅有寫作的難度、閱讀的難度，還應有思想的難度、命運的難度。

有些人雖然一直在堅持寫詩，有的甚至寫了大半輩子，仍然處于蒙昧狀態，這不是進門的問題，而是他可能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在寫作之路上，一旦有詩人作美學和精神的自我閹割，詩歌倫理上的背道而馳或許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就像學者周濂的一篇文章《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有些詩人不是在裝睡，而是真在睡。他一根筋地處于前行狀態，總想做個大詩人，然而，其作品出來，不是快餐就是符號，總也不能在時光的沉淀和淘洗下獲得詩意的轉化。還有的詩人雖然堅持自己的風格，但沒有突破和超越，長期一成不變，他以為這種持守是美德，其實很可能變成一種自我安慰的說辭，創造力喪失了，無法繼續在詩歌寫作的旅程中走得更遠。詩人如果缺乏創造性和探索意識，沒有文字上的冒險精神，他的寫作也可能就會變得平庸。沒有內在強力意志和理性的促動，那些夸張的激情昂揚，都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

有詩人說，“人生短暫，不做詩人實在是太浪費了/做詩人加倍浪費”。在世俗的生活之外，我們確實需要另一種向上或向下的求索精神，它可能就是由詩歌來引領的。詩歌是詩人精神生活的來源地，同時，也是讓他向內走的動力。一個永遠關注外在世界的人，不可能過多么優雅和從容的生活，在忙碌中一旦停下來，可能會變得浮躁、焦慮，無所適從。當人生走向越來越趨于功利化，往往是那些更為外在的東西在無聲地影響我們，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影響我們的人生選擇。我們的處境，正像學者楊國強所言，“身在變動之中而沒有一種可以歸依的價值來解說人生的圓滿和不圓滿”。當人一直處于為生存疲于奔命的狀態，什么樣的人生才有意義？做什么才有價值？似乎追問這類帶有終極意味的命題，在多數人的生活中顯得太過奢侈，然而，一旦刻意回避這些問題，我們最終所遭遇的可能就是精神的荒原。這才有詩人從物質和名利中返身回來，投身到詩歌的懷抱，追求有創造性的精神生活。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當哲學沉默，當科學陷入迷茫，當一切知識都因為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而默不作聲，藝術，尤其是詩歌，仍然對存在的未知有話要說。所以，詩歌，是所有的言說者都陷入沉默時的惟一言說者。”在很多人看來，當享樂的價值觀成為主流時，似乎只有物質是實在的，精神的務虛被認為是一場命運的反諷。其實，無節制地追逐物質所帶來的快樂，最終會讓人陷入生活的惡性循環，在悖論和困境中不停地糾結、掙扎，只會變得愈加茫然。詩歌的慰藉是源于比物質更為柔軟的精神，它是我們內心的砝碼，以平衡人生世界里虛與實的經驗。的確，在虛與實的辯證法里，詩歌作為一種“無用”的文學體裁，就是一種無功利的參照，只聯于一個人的內在的精神世界和對美的向往之意。

因此，這個時代我們重拾詩歌，其實是在尋求那久違的飛翔之感，如同“心有猛虎細嗅薔薇”般的詩意畫面與內心震憾。詩歌更多時候應該有這種大與小、輕與重之對比，在對比中張力才會凸顯，詩意才會呈現。詩人白瑪在《我的詩歌里》寫道：“我的詩歌里有我自己的天空和領土/有寒夜里溫暖的爐火/有為我拭去淚的手/有迷茫的遠方和回不去的故鄉/若細聽，我的詩歌里有獵豹奔跑的喘息/有火車的滿腹心事。有愛情帶來的萬里晴空/偶爾也能聽見尖叫、哽咽和低泣/在絕望的時候，我的詩歌里有一座羅馬城/等到白發蒼蒼，回頭看，我的詩歌里/有一條光陰之河，有一個女人絢爛的一生”。詩歌可以寫下一切高興和憂傷、憤怒和悲憫，那些情感世界里的孤獨發聲，現實世界里的真情流露，想象世界里的天馬行空，都會在字里行間獲得它的位置和高度。當詩歌可以寫盡一生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詩歌可以成為俗世生活之外的另一種精神向度，它能讓我們不那么現實和功利。它中間那特殊的精神力量，可以引領我們向前走，而不至于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感。這樣的說法，可能會讓人覺得夸大了詩歌這一文體的社會功能，其實，詩歌讓我們的心靈變得純粹，寫詩之人會覺得有道理，通過自己的寫作體驗和實踐，我們會自覺地求真，向善，尋美。

因此，讓詩歌為我們帶路，正是這個時代尋求內在變化的一個路徑。其純粹、真實與不屈服的美學，正是我們當下所缺少的品質。“越是迷惘的時代，人們越是希望通過詩來領悟人為什么要活著，領悟存在的意義。宗教在表達，詩也在表達，宗教和詩歌在某種情況下是殊途同歸。”于堅的言說是有道理的，從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來看，他的話或許正印證了個體內心的困局。面對那么多現實的沖突，很多人可能都是分裂的，會處于善與惡的掙扎中，內心的矛盾令人有著精神上的不安。這時，詩作為一種審視的力量，能在適當的階段引領我們以更澄澈的方式面對人生。一旦某首詩能觸動我們日漸麻木的心靈，總是能部分地喚回我們對語言之美的信任感，引領我們走向思想性文學的內部。她會成為我們內心和信念的一種尺度，促使我們去完成關于思想的使命。詩歌與思想并不沖突，就像布羅茨基在詩中所言：“只有灰燼知道被燒毀意味著什么。”現實中的灰燼真的知道有什么秘密嗎？此時，只有詩歌中的灰燼知道現實和哲學之鏈。思想在詩歌中的浮現，并不是要代言某種切實的精神，而是借助于言說來揭露冥冥中存在的某種關系，它可能是天真的、幼稚的，也可能是靈動的、純粹的，而詩歌很多時候就需要這種無邪之感。這種無邪正是赤子之心的美學。當我們被功利化的現實裹挾著向前走時，更多人只剩下了物質心理和焦慮人生；當抒情遭遇了殘缺的現實時，一切都散成了碎片，更為瘋狂的物質浪潮向我們席卷而來，只有詩和哲學的“無用之用”可以抵擋。

如果一味沉溺于消費主義，很多人可能就會處于短視之中，這也是某些盲目的心理追求所致。我們還愿意回到一種童真狀態嗎？還愿意退守到一種赤子格局嗎？詩歌還有在物質化的時代拯救人的力量，只要我們愿意去接近它，去安守這寂寞的心靈存在。“今天的現代詩，似乎已流落于自由無羈的街頭，但它曾沖擊過的那架沉重的文化機器仍固若金湯。它只是偷偷沉默著。只要灌注燃油，它會突然起動——整體的、固有的中國文化，其實一直對現代詩冷眼旁觀，陰森地保留著長久不散的批判特權。”（徐敬亞《朦朧詩，那一群憂傷峻峭的翅膀》）現代詩遭遇冷落和邊緣化，可能是一種必然，也可能是一種宿命，有時我甚至覺得那就是詩歌的常態。在文學的世界里，詩歌作為“語言皇冠上的明珠”，更有著其不同于世俗的高貴，它讓獨立的詩人持守于自由創造的狀態，對語言創造和修辭之美有著不遺余力的探索熱情，這樣，詩歌自會有其思想和精神的力量。而“介入之詩”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方可成立。不管是針對日常生活，還是涉及語言本身，沒有基于真誠和創造性的表達，都可能讓修辭顯得空洞，讓詩歌的審美趨于無力。在越來越多無聊、輕淺和平庸的文學接受中，真正的詩歌肯定是有難度的，不僅有寫作的難度、閱讀的難度，還應有思想的難度、命運的難度。

所以，我理解一些詩人閱讀有難度的作品，他從小眾里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個詞語，一個意象，或一個句子，一種情緒，都可能在不經意間觸動他，讓他寫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和理解。因此，詩人的閱讀必須高端，守住理想的惟一底線就是向下的挖掘與思考，任何投其所好，都可能滿盤皆輸。正如翟永明在長詩《靜安莊》中所寫：“并非高不可攀，而是無物可攀”，那種傲視的力道，不是悲觀絕望，而是一種更高層次和境界的美學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