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和園長廊和昆明湖之間，黃色落葉中的綠色長椅顯得特別扎眼，椅子上坐著一個60 多歲的老人和一個6、7 歲的小孩，‘為什么樹葉掉下來就會黃了呀？’孩子甩著胖胖的小腳在問，老人耐心地講解后還會反過來提問，你知道為什么嗎？……那個孩子就是我，老人就是我的父親——焦菊隱。”

這是我初中時寫的一篇作文，題目為《我的父親》，也是我第一次用文章回憶父親，也是第一次堂堂地對人講“焦菊隱是我的父親”。

“文革”一開始，父親在北京人藝第一個被揪出，被剝奪導戲的權利，失望、孤獨、氣憤……最終被癌癥奪去了生命，不得已地離開了他摯愛的“戲”，離開了他用心血培育的北京人藝，離開了他喜愛的演員和觀眾們，也離開了他最最疼愛的兒子，那年我還未滿11 歲。

不到18 歲的我，想要繼承父親事業，曾經申請進入北京人藝的學員班，那個年代還沒有完全恢復焦菊隱的地位，被冷冷地拒絕了，隨后進入了青藝，從跑龍套開始學習，1983 年，日本的外婆打來電話，希望我能去日本學一些先進的知識，一去就是26 年，26 年啊，我把父親一個人留在北京，摸爬滾打，直到2005 年父親百年紀念的時候我才覺悟，我應該為父親做一些事，應該回到他的身邊，應該回到生我養我的地方，就像流浪在外的孩子，應該早一些回家，為家里做一些事情。

2007 年的國慶，為了不忘記回家的日子，我選了10 月1 日，關閉了在日本經營的三家公司，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了生我養我的北京。

提起我的父親大家都會知道，北京人藝創始人之一、總導演——焦菊隱。他生前導演了《虎符》《蔡文姬》《龍須溝》《茶館》等眾多著名劇目。曹禺先生曾經說過：“沒有焦菊隱就沒有北京人藝。”除了這些之外，在我眼里，他還是一個慈祥的父親，和世界上任何一個父親一樣，是一個非常疼愛孩子的父親。

我又來到了史家胡同，闊別40 余年的人藝宿舍。我就是生在這個院子里，父親還是人藝總導演時，20 號（以前是56 號）院最里邊有一個小院子，我們就住在那里，記得院里有海棠樹和葡萄架，一家過著幸福的生活。

父親第一任太太曾經為他生下兩個兒子但都不幸夭折，我還有兩個姐姐，是第二任太太生的，父親對兩個姐姐雖然愛如心肝，但還是從內心希望有個兒子。我母親是第三任太太，她回憶說，當父親聽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說生了個兒子時，竟然脫掉衣服，舉著酒杯，在小院里狂奔，忘形地喊著:“我有兒子了！”那年父親59 歲。父親對我的疼愛是世上少有的。聽我母親說，我生下來就很胖，一直要母親抱著，一放下就哭。父親在家是不準許聽到我哭的，所以母親就得一直抱著沉重的我，心里盼著父親趕快出去上班，好能歇歇。父親很愛干凈，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聞洗過的衣服和我的尿布，只要有一點兒肥皂味就要重洗，而且我的尿布必須我母親親自洗，怕家里的阿姨洗得不干凈。母親回憶說，我小時候不僅胖，腦袋又大又沉，有一次在學步車里竟然頭沖下地摔了跟頭，把一邊的臉蹭了，這可嚇壞了母親。父親回家后，母親就抱著我，將蹭破的一邊臉藏在懷里，在家里轉著圈地不讓父親看見。最終還是被發現，于是乎雷霆滿堂，連母親帶阿姨一通訓斥，自己也氣得渾身哆嗦。從此，回家后多了一件事，聞衣服前要先對我進行人身檢查，而且查得非常仔細。

好景不長，在我2 歲時“文革”開始，我們一家星散，父親被趕出小院，沒收了財產，住進他負責打掃的廁所后不足8 平米的陰濕小黑屋。我和母親被隔離住在后院一個小小的房間里。大院里整天在翻天覆地地搞運動，批斗會就在院里的小操場上開，每天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來，我當時很小，只為見不到父親而恐慌，院子里哥哥姐姐們也不和我玩了，自己一人在院子里的小鍋爐房和泥砌墻地能玩上半天，有時站在一邊看著別的孩子成群成伙地玩耍，心里好是羨慕。記得當時家里有一只小貓，整天陪著我，我每天給它喂水、喂食，它高興時在我面前打滾兒，我視它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貓不見了，我急得到處找，不停地問母親：“我的小貓呢？”母親只是一個勁兒地流淚，她無法告訴我，是造反派逼著她親手掐死了小貓……緊接著，就是紅衛兵不許我母親拉窗簾，理由是要日夜監視我們的行動。父親在院里勞動時，眼睛總是在不停地尋找。他是在找我，他哪怕是遠遠地看上一眼他的兒子，也是當時最大的幸福了。母親回憶說，在一個靜靜的夜晚，父親悄悄地找到她，匆匆地對她說:“看來我是逃不脫這一劫了，我同意離婚，你趕快帶著孩子逃命去吧！”他肯定是想了許久，下了很大的決心，他說這話時，肯定心都碎了……

母親為了保住焦家唯一的血脈，抱著我無奈地改嫁離開了這個大院兒。之后，我就是每星期六來到大院看父親，星期日父親再把我送回去。只有一個晚上和一個半天的時間，那又潮又暗的小屋里充滿了幸福，充滿了父愛。

父親對我很慈祥，要求也很嚴。到父親這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寫作業，不許分心，寫字要工整。之后會拿出這一星期出版的所有小人書，教我先包好所有的書皮，然后按順序看書，絕對不許折角，看到半截時要用書簽，告訴我書是最好的老師和朋友，也是最珍貴的財產。他不會一開始就給我講道理或教給我什么，總是盡量地啟發我。為了要我明白鐘表為什么會自己走，把他那唯一的鬧鐘拆了裝，裝了再拆，直到我把那個鬧鐘拆壞了，他才告訴我原理。記得有一次我看院里大人們打家具很感興趣，第二天父親就買來了一套兒童用的木工用具，讓我自己隨便做個什么。當時父親已經咳嗽得很厲害，屋里有一個痰盂總是有很多的痰，我想父親這么愛干凈一定要有一個痰盂蓋，我就在院里向打家具的叔叔要了兩張下腳料的木板，把它們對在一起，中間立上一個木棍固定住，但是怎么也無法把木板弄圓，就這樣吧！當我把這方頭方腦，帶把兒的痰盂蓋拿給父親看時，父親的眼圈濕了，他異常地興奮，眼里放著光，拿著那我覺得很不理想的痰盂蓋走出小屋，對周圍鄰居自豪地顯示，“你們看看我兒子給我做的，兒子知道孝順我了！”

沒多久，我父親就住進了醫院，就連每周能見一見兒子的短暫的幸福時光也被病魔無情地斬斷了。那時兩個姐姐輪班照顧父親，在一個寒冷的清晨，好像是夜里4 點多鐘，傳呼電話的大大喊我的名字，母親下意識地渾身一抖，“壞了，小寧趕快去醫院，多穿點，你爸爸可能走了！”當我趕到醫院時，父親已經被送進了太平間，按照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處理，不許穿衣，只能用床單裹著。聽姐姐說，他走之前起來躺下地十幾次找我，他那是不放心我。我們姐仨去太平間給他穿衣服時，他的后背還熱著呢啊……

現已45 歲的我，站在20 號院里淚水不停地涌出。雖然門前的大核桃樹沒了，雖然以前的排練廳變成了樓房，雖然院里蓋滿了小房子已沒有了往日的樣子，但是，這里還是我熟悉的人藝宿舍，回到這里就像回到了久別的家，這里有我熟悉的氣息和氣味，這里有我的親人。

著名演員牛星麗與影后金雅琴的女兒牛響玲陪我在院子里尋找兒時的痕跡。我們都是在這個院里出生的，響玲姐姐又是從沒離開過這個院子，我們邊走邊商量如何開始我們想要干的事情。

院子里還住著許多比如葉子阿姨、藍蔭海叔叔、顧威叔叔等老一輩的人藝人，他們見到我是那么地親，就像見到自家孩子一樣。每當他們見到我都會回想當年與父親共同工作時的情景，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我長得太像父親了。

當來到我出生的小院時，院里蓋滿了小屋，已辨不出當年的模樣，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酸酸的感覺。這個小院不僅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這個院子里，我父親焦菊隱對北京人藝、對話劇事業、對文化發展事業默默耕耘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到如今已面目皆非，如果能在這里建一個焦菊隱故居或紀念館該有多好呢？無論是作為子女還是一個喜愛人藝的人，我都認為應該這樣。

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焦菊隱戲劇藝術研究中心，組織了幾次紀念父親的活動，多次做客電視臺訪談欄目，又能見到小時候熟悉的叔叔阿姨們，他們對我的關懷與支持，讓我感動而且激勵著我努力。

無論是大師的焦菊隱，還是作為父親的焦菊隱，他永遠是我的驕傲，他對中國話劇的貢獻，對北京人藝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我不如父親的千分之一，但我可以做到不給父親臉上抹黑，我可以盡我所能努力地繼承和弘揚。不僅是我父親，他們這一代老藝術家們對藝術執著的追求和探索，永遠是我們這一代，下一代，和熱愛藝術的年輕人們永遠的楷模。我和熱愛藝術的人們很懷念您，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