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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盤峰論爭”之后，1990年代先鋒詩歌因為“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之間的分化，而呈現出美學趣味上的二元對立。這種二元性雖然有些過于簡化了1990年代詩歌相對復雜的格局，但是由此出發來重新思考那一時段的詩歌寫作，則顯得十分必要。回到1990年代的詩歌現場，我們會發現它并非詩歌的灰色地帶，詩人們其實是在消費主義時代讓先鋒詩歌恢復了常態，他們有著更為明晰的現代性探索路徑，比如對個人化寫作、敘事性、中年特征和知識分子寫作的關注，正是他們的創造性和問題意識之體現。這些顯然要比1980年代詩歌表象上的運動性復雜得多，詩人們更傾向于對詩歌本體性的挖掘與闡釋。在被有意淡化或者簡化的豐富歷史背后，也許“盤峰論爭”只是拉開了我們重識1990年代詩歌的序幕，探索其重返的必要性和詩歌內部的復雜性，才是更為具體的研究實踐。

【關鍵詞】 1990年代；先鋒詩歌；現代性；復雜性

可能在不少人印象中，1990年代就是先鋒詩壇的一片“灰色地帶”，除了上世紀末兩場被描述為爭奪話語權的論爭，它儼然成了當代文學史的盲區。而我們一談及當代詩歌，首先想到的就是“燦爛輝煌”的1980年代，從朦朧詩到后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歷時雖短，但每一個時期都有著明確的代際和美學對應，且所有關于詩歌的現代性與先鋒精神，似乎都在那十年得以建立并完成，之后詩歌的光芒瞬間射向了新世紀的網絡時代。這樣的推斷顯然預示了一個前提：1990年代詩歌是沉寂，冷清的，無成就，可忽略的。其實這就將問題簡單化了，1990年代表面的平靜，卻掩飾不住詩壇內部的暗流洶涌。立于新世紀的現場，重新回望1990年代現代性的詩歌美學，這種重返式的歷史建構，或許能引領我們對1990年代先鋒詩歌進行重新認識，以探尋這一階段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的位置，也可為新世紀的詩歌寫作和研究提供諸多啟示。

一、何以重返1990年代的詩歌現場

1989年夏天，詩人肖開愚在一篇題為《抑制、減速、開闊的中年》的短文里提出了“中年寫作”的概念，相對于這一概念本身，我倒對“抑制、減速和開闊”這三個詞更有興趣，它們從某種程度上提示了先鋒詩歌由1980年代向1990年代過渡的征兆：之前的寫作是張揚的、加速的、狹隘的青春期寫作，而如何超越這種寫作，必須要進行深度轉型。肖開愚對“中年寫作”的定位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1990年代的寫作是否就印證了他的預測呢？時隔四年，詩人歐陽江河在一篇名為《89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的長文中，對肖開愚的“中年寫作”進行了拓展與深化。他以詩人和批評家的雙重身份，總結了從1980向1990年代過渡時期詩壇的整體特質：詩人的寫作都開始變得慢下來了，沉穩、平和、內斂、厚重，但凡符合中年特征的詞匯，好像都可以用來概括此一階段的詩歌命題，且與1980年代左沖右突的寫作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這是詩人與批評家們想要的結果嗎？1990年代先鋒詩歌在超越1980年代的基礎上，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格局，既要與國際接軌，又力爭本土化，對此，只有跨越了1989年且保持寫作活力的詩人，才可真正體會到這一時期詩歌寫作的復雜性。其實在很多大眾讀者眼里，包括一些詩歌愛好者也傾向于認為，相比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先鋒詩歌是沉寂的，因為它普遍的無影響或在小圈子里微弱的發聲，是被多數人所忽視的。這種忽視不僅是因為詩歌這一文體被邊緣化，更多的可能還與政治、經濟和消費主義因素有關：一個物質至上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某種人文精神的失落。詩歌作為一種文化風向標，它的沉落與萎縮，意味著我們精神生活中那朝向“無用”的文學之光的黯淡。一方面，詩歌在大眾層面受到冷落，與一些詩人的寫作轉向或“離去”不無關系；另一方面，隨著國家轉型和商品社會的到來，1990年代成為了一個長篇小說和類型散文盛行的時代。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當代文學史，會發現新時期以來重要的長篇小說幾乎都出自1990年代，先鋒作家們的現實回歸、陜軍東征、女性寫作的興起，這些都足以壓倒那并不顯豁的詩歌鋒芒。詩的愈益退守，在于它被強大的時代推向了后臺，而先鋒詩人們的自我邊緣化，則成為“無可奈何的選擇”，可是這些外在的“失落”，或許正是詩歌自身獲得內部修正的最好時機。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1990年代先鋒詩壇，會發現它于沉寂中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經典的文本，相比于轟轟烈烈的1980年代，這一時期詩人們的寫作顯得理性、冷靜，且沉穩、低調。在新世紀看似豐富的詩歌寫作內部，先鋒性在技藝和精神上都有著強烈的外顯特征，因此，很多人選擇重返1990年代詩歌現場，或許與其在當代詩歌史中“隱性的重要”不無關系。很多研究者都意識到了，這一階段的詩歌成就，不僅是少數詩人為我們提供了“個人化寫作”的文本，而且還在不斷的反省中激活了某種原創性詩歌精神。這是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狂熱的集體主義式的沖動型寫作，詩人們真正回歸到了詩歌的本體性，看重它的內在肌理，而非那些傳聲筒式的吶喊；詩歌在1990年代也由此多少從政治返回到了文學本身，不再過多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干擾，這種相對的純粹和干凈，可能就在于它領受了一個時代精神上的裂變與“失敗”。

如果以1990年代先鋒詩歌作為參照，來向前回溯和往后延伸，我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印象：1980年代詩歌有著很強的運動性，大部分年輕的文化人被卷入其中，詩歌為此獲得了龐大的受眾基礎；而新世紀以來的詩歌，因為網絡的助勢，又再次獲得了某種繁榮，但不同于1980年代的那種聲勢，它顯得更隱秘。當大家普遍都將思緒直接從新世紀位回到1980年代時，難免會有一定程度的懷舊心態，而對夾在中間的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回溯，這種懷舊心態可能要淡得多。然而，1990年代所獨有的隱秘性和孤獨感，不與主流合謀的民間立場，還有那種向下沉的思想姿態，都與其前后兩個時代拉開了距離。與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先鋒詩人們“能耐得住寂寞，甘于在青燈下、黃卷里捕捉并釋放人生的風景，使寫作日趨沉潛，悄然回到詩本位的立場，在放大后朦朧詩已有的個體視角、承接后朦朧詩已涉足過的藝術方式基礎上，銳意開拓，最終促成了先鋒詩歌從意識形態寫作、集體寫作以及青春期寫作向個人化寫作的轉型”。[1] 詩人們的這一寫作轉向，是對1980年代前中期集體主義詩歌寫作格局的反撥與改變，讓詩歌回到了其正常的狀態。這對于新世紀詩歌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早在此一時期也已經埋下伏筆：1990年代的先鋒意識，對于詩人們來說顯得更為自覺，體現在寫作中不乏豐富性和復雜性。正是在這種豐富和復雜里，才出現了上世紀末的那場詩學之爭，它也直接促成了網絡時代詩歌寫作上的多元共生與接受中的民主美學。

詩歌可能是靈感的產物，但它一定不是喧囂的事業。1990年代先鋒詩歌正因其規避了喧囂與浮躁，詩人們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拉幫結派的一涌而上，靠激情和陣勢取勝；也不像新世紀詩歌在寫作上降低了門檻，在評判中失去了詩意的標準。只有正視了這兩點，1990年代先鋒詩歌才是有個性的人內部精神的發聲，且具有它的獨特性、神秘感與思想高度。在有些人看來，消費主義時代的來臨，瓦解了詩歌的崇高精神，讓它徹底淪為了消費主義時代的產物；后來“中生代”詩人的出場，更是對1980年代“第三代”詩人日常生活流寫作變本加厲的解構。這些說法雖有其道理，但日常經驗入詩并非1990年代的首創，它早已因為對朦朧詩的反叛而深入人心，這些都構成了對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獨特認知。解構意識所帶來的偽鄉土抒情的終結，日常經驗的返璞歸真所引起的敘事詩學的興起，恰恰是1990年代先鋒詩人們所完成的使命。幾代詩人在反叛與傳承里創新，既前行，又退守，既破壞，也重建，這不斷翻轉的格局，將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復雜性真切地呈現出來了。

大概就是因為1990年代先鋒詩歌有其獨特的個人化屬性，才會吸引研究者重新返歸當時的現場，尋找新世紀詩歌的階段性源頭；尤其是詩人寫作與詩歌文本所具有的潛在的豐富性，足夠我們去挖掘、闡釋和解讀。1990年代先鋒詩歌有它的低調與不張揚，這種內斂氣質更符合“第三代”詩歌運動之后詩人們對待詩歌的真實態度?；诖?，帶著重返與探尋的目的，將1990年代先鋒詩歌放在整個當代詩歌史的大背景下，作更全面、深入的探究，而非單一、平面的處理，其實是對研究中歷史意識的一個有效印證。這樣一種綜合視角，也有利于從整體上認識這一階段先鋒詩歌的成就與不足，以及個體詩人們創作上的技藝困惑和美學難題。

二、詞的重量與1990年代詩歌的審美

不知是不是一種巧合，在肖開愚發表那篇《抑制、減速、開闊的中年》之前幾個月，青年詩人海子選擇了臥軌自殺，這似乎意味著某種詩歌理想主義的終結，也預示著一個抒情寫作時代的遠去，“詩歌中的神話寫作大致畫上了長長的休止符。”此后，繼續堅守在詩歌現場的詩人們面臨著如何進入不同于過往的1990年代，而新世紀之后的我們也面臨著怎樣回望并審視1990年代的先鋒詩歌寫作?！把⒁酝甑臉幼颖挥涀?。/中年：一條終于松開的繩子，/雙手從打了死結的事實縮了回來。//雪的浪漫身子牽涉到光線變化，/哦雪，即興風格的最后閃耀，/肖像從面孔吹拂過去，詞回到詞。//隨著詞的改變，/我們也改變著自己的肉體。/事物變輕了，詞卻取得了重量?！睔W陽江河1994年的這首《雪》，似乎就是為1990年代文學格局的變化而寫，或許它恰好印證了小說、散文上升而詩歌“下降”的局面。很多人雖然曾置身于1990年代，但并未能真正感受到一種內在的變化。一切可被娛樂的東西都能獲得關注，只有嚴肅之物事回到了它應有的小眾位置上，這一讓位，或許就是先鋒詩歌的命運。在1990年代語境的變化中，先鋒詩歌的革命整體上在向內轉，它從集體走向了個體，從喧囂走向了平靜；詩人們也相應地開始真正進入到個體的對話，這一群體被取消的光環，折射出了詩歌只有回到內部才可獲得力量。詩歌的運動性因與其社會功能緊密相聯，因此，它所顯現出的力量就相對外在化，缺乏一種內在的歷史感。而19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是趨于內傾型的語言創造，它在消費主義時代的興起，則體現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過渡，詩人們的寫作以某種美學的變化作為切入點，并從中找到了轉型期的緩沖地帶。

消費主義時代的來臨，的確給詩歌創作和詩歌閱讀都帶來了沖擊，且不乏審美上的影響。但正是在這種環境下，能夠考驗詩人們如何抵抗誘惑并沉下來寫作。詩歌氛圍的淡化，烏托邦抒情的慢慢消失，寫作者的大面積退場，從群體性向個人性轉化，無不體現出詩歌寫作在審美上的本體回歸?！霸谵D型時期，我們這代詩人的一個基本使命就是結束群眾寫作和政治寫作這兩個神話：它們都是青春期寫作的遺產。”[2] 因此，我們理解1990年代詩歌的角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個人化，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集體的表演性和江湖氣。無論是口語化，還是敘事性；不管是“民間立場寫作”，還是“知識分子寫作”；無論是1980年代就產生的女性詩歌寫作，還是上世紀末崛起的70后詩人，都是在個人化寫作基礎上的創造。在此立場與前提下，1990年代的先鋒詩歌相對來說還是獨立的，雖然漸趨邊緣，但其潛在的力量更強大，也更具自覺的先鋒性。這種先鋒性，既體現在形式實驗和創新上，也與因時代變化而具有的精神反思息息相關。在1990年代前中期，這樣的詩普遍表現為厚重的思想性和濃郁的歷史感。王家新《帕斯捷爾納克》，雖然是與俄羅斯詩人的心靈對話，實際上帶著強烈的時代感，直指本土知識分子們的現實境遇；于堅的長詩《○檔案》，形式上足夠先鋒，所有的詞語和意象羅列，針對的皆是荒唐的歷史對個人的扭曲，也另一方面折射出了現實的殘酷。1990年代中后期，年輕的“中生代”詩人出場，詩歌的先鋒性又有一種回到解構的傾向，反諷、敘事、口語、戲擬相繼出現，詩壇貌似混雜著多元的聲音，事實上，詩人們的困惑從未解決?！皩懯裁础迸c“怎么寫”的有效融合，一直是他們待解的難題，但多元化審美追求中那“詞的重量”，仍然是后來者進入1990年代詩歌的基點與核心。

無論是上升的抒情，還是下沉的書寫，語言創造中“詞的重量”都是詩之根本，這是任何形式實驗都消解不掉的。而“詞的重量”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聯于詩人的獨立寫作，不依附于政治與潮流，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都保持著自由的風度。因與主流的斷裂成為一種自覺，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個人性和民間立場，其實是它審美的重要立足點。從接受學的角度來看，1990年代先鋒詩歌不再具有眾星捧月的優勢，它不是在向外擴張，而是在向內收斂。從外部層面的傳播與生存角度來說，民刊已經形成了當代先鋒詩歌傳播的一個傳統，由于在官刊上發表的高門檻和嚴尺度，大部分詩人選擇了“自己玩”，民刊這一先鋒詩歌的“小傳統”由此繼續獲得了發揚。在內部層面，“等到1990年代的先鋒詩歌出場，意識形態寫作的歷史才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詩人們普遍感到真正的自我應該是‘非意識形態化’的個人，真正的詩歌應該放棄詩歌是什么的詰問，真正的個人化應該以‘個人歷史譜系’和‘個體詩學’為生命支撐；所以都不約而同地自覺向本質上屬于個人的詩歌本體回歸，遏制社會抒情，不再為什么寫作，不再為既有的秩序寫作，不再借助群體造勢，而注意個人生命體驗里潛存的寫作可能性探究和開拓，完全按照自己的標準喜好和詩歌觀念寫作，和集體命名無關。”[3] 當然，個人化寫作也呈現出多種樣態，它與1980年代流派紛呈的局面所提供給我們的反叛文本不同，沒有走極端的向上，也未選擇完全的向下，而是接受了平視中的經驗，這經驗可能來自個體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源于個人與時代、社會的對抗體驗。

個體經驗的凸顯，向真實生活的回歸，都體現為一種詩歌美學終結后的寫作突圍。雖然海子死后很長一段時間，為了向這位早逝天才致敬，大量的模仿也曾迎來了后田園時代的鄉土抒情，但最終，多數詩人還是選擇了從日常與凡俗人生中尋找詩意的可能。這種介入與及物寫作是他們普遍選擇的方式，同時，這一策略也對應了口語化和敘事性詩歌美學的出現。陳仲義先生早在總結1990年代詩歌時，就用了三個關鍵詞來作了概括：語感、綜合、及物?！熬攀甏蠕h詩歌在語感意識、及物意識、綜合包容意識共同推進下，全面進入個我化和差異性軌道，造就了相對主義詩寫格局和評鑒標準。語言意識引領著口語詩流，包容意識施放著跨體雜語，及物、介入意識深入俗常體驗，三者或互為對峙、或相互滲透，在本體論與語言自覺的高度上，把現代詩推進到一個新平臺?！盵4] 這是從詩歌技藝和詩歌精神層面對1990年代所作的綜合性歸納，它代表著個人化寫作的必然與成熟?！?990年代先鋒詩歌最大的建樹是以‘及物’寫作路線的選擇，敞開了廣闊的詩意空間，進一步加強了詩與現實之間的密切關聯。”[5] 這與其說是指出了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重要成就，不如說是為我們重新解讀這一階段的詩歌創作提供了一個認知的角度。我們以這樣的角度審視1990年代先鋒詩歌，就會發現沉潛的詩人們何以在那個時代普遍選擇了低調，趨于向內的先鋒，真正體現出了此一階段先鋒詩歌的思想內涵與現代意識。

三、內在的現代性、詩歌論爭及成敗得失

與1990年代先鋒詩歌內斂的先鋒性相對應的是，其現代意識更為節制和適度，這是先鋒詩歌追求現代性所要求的一種自覺，它不僅體現在1990年代，同時也貫穿了整個當代中國先鋒詩歌的歷程，并持續地影響到了新世紀以來的網絡詩歌寫作。當然，我們對先鋒詩歌所要求的現代性，并不僅僅是指那些表面的形式實驗，或一味地走極端的反叛之舉，它更多體現為詩歌的內在品質，包括獨特的語言創造、深度的精神探索與富有力量感的思想領悟，只有這些因素的綜合呈現，才足以構成先鋒詩歌真正的現代性。

然而，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現代性傳承和深化，也并非就一帆風順，它也是在不斷被解構與破壞中逐漸建構起來的。當更多的負面影響成為先鋒詩歌以現代性前行的障礙時，詩人們的定力和耐心，就決定了自己能否走出被外在的嘩眾取寵所裹挾的困境。這一點從詩人們所具有的自由精神上也可看出：當他們自覺地去打破寫作上的各種束縛時，其現代性的流露就會更趨自然。1990年代先鋒詩歌現代性建構的過程，從“第三代”詩人群的解散，到上世紀末70后詩人出場，這中間發生了悄然的變化：圈子化和流派性寫作消失得越多，現代性就越發變得個人化。尤其是隨著詩人身份認同上焦慮的加劇，與大眾之間的溝通愈來愈顯隔膜，他們徹底返回到了自我的內心。雖然還有詩人堅持介入現實，干預社會，對話時代，但從“大我”到“小我”的現代性轉變已成必然。這一事實在詩歌邊緣化和沉潛的1990年代應當不會引起太多質疑。詩歌現代性的漸變，也讓這一時期的詩歌審美有了相對的豐富性。雖然在與模仿海子大地抒情的同時，詩壇也曾短暫出現過“汪國真熱”，但那種格言警句式的寫作并未對詩歌的現代性構成多么大的沖擊與挑戰，一些詩人和讀者很快就對汪國真詩歌在現代性上的虛偽產生了警惕，因為他們所追求的現代性更具創新意識和啟蒙色彩。這種更具內斂氣質的現代性，其實成就了在1990年代發力的幾位重要詩人。像于堅、伊沙、張曙光、西川、王小妮和翟永明，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1980年代就已進入詩壇，經歷過朦朧詩、后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階段，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而到了1990年代，當很多詩人都棄詩而去時，他們堅守了下來，以個人化色彩濃郁的寫作賦予了現代性一種非凡的品質，并成為了“獨特的自己”。

在1990年代被經典化的詩人中，王小妮是真正踐行個人化寫作的典范，現代性在她的寫作中一以貫之，且有著深沉的歷史感。王小妮經歷了朦朧詩、“第三代”詩歌運動，以及整個1990年代，并持續性地將寫作延伸到了新世紀，愈發顯出了知性詩人的風范。我們無法將她劃歸到新時期以來的任何一個詩歌流派，但詩人在每個時期都寫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進入1990年代后，很多詩人遠離詩歌，王小妮卻選擇“重新做一個詩人”。她作為1990年代個人化寫作的代表性詩人，在詩學方向和文本的純粹性上，確實有她的獨特風格，節制，內斂，且不失詩性正義與探索意識；由于沒有參加過任何詩歌運動或加入某種詩歌流派，她一直在“孤獨”地走自己的詩歌之路，詩人的摸索、實驗和不斷的超越，正是她實踐現代性寫作的見證。

當王小妮在自己的詩歌王國里作個人化寫作實踐時，世紀末沉寂已久的詩壇因為一次詩歌會議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場影響新世紀詩歌風向的詩學論爭開始了。皆因這次“盤峰論爭”，表面波瀾不驚的先鋒詩壇自然地劃分成了兩大陣營——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F在看來，1990年代末的先鋒詩歌論爭，也未嘗不是這個時期觀念沖突與美學之爭積累后的總爆發，它在當時雖然也不乏意氣之爭、名利之爭、圈子之爭甚至演變為人身攻擊，但是，這樣的爭論對于廓清一些詩學盲點還是有益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爭，以1990年代詩歌沉寂歷史的終結擴大了先鋒詩歌和它們各自的知名度，使人們又重新開始對生態大為改善的詩壇充滿期待，這種多贏格局是論爭提供給漢語詩歌的最大收益?！盵6] 由此來看，這場詩學論爭很大程度上帶來了新世紀詩歌的某種復興，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和推波助瀾，更讓這場論爭在不斷發酵中為詩歌史書寫提供了相對清晰的思路。

當我們將目光重新拉回到1990年代末的詩壇，雖然已無法復原當時激烈的論爭現場，可很多詩歌上的成就與不足，卻早已暴露在了這場論爭之中。關于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成就，程光煒先生早在《九十年代詩歌：敘事策略及其他》《九十年代詩歌：另一意義的命名》等文章中就談到過，并重點闡釋和論述了詩人們的“知識分子寫作”；他以《傾向》雜志為1990年代詩歌的范例和樣本，總結出了“九十年代詩歌所懷抱的兩個偉大詩學抱負：秩序與責任?！盵7] “秩序與責任”確實是1990年代部分詩人所遵循的價值觀與恪守的思想立場，它給這一階段的詩歌確立起了某種嚴肅的格調。然而，1990年代畢竟是先鋒詩歌相對沉寂的十年，參與者少，響應者寥寥，它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990年代先鋒詩歌最大的遺憾是整體平淡，拳頭詩人和拳頭作品匱乏的‘心病’依舊，難以支撐起詩壇的繁榮。”此外，“1990年代先鋒詩歌在文本的精神探索上缺陷更加顯豁?！盵8] 尤其后期寫作上的“崇低”與解構之風愈演愈烈，直接影響了新世紀先鋒詩歌在網絡時代的游戲性、無厘頭和惡意炒作，導致事件大于文本的現象日盛。這些暴露出來的問題和病癥，也是我們辯證地認識1990年代先鋒詩歌的重要依據。

我們之所以在近二十年之后還會選擇重新探尋1990年代先鋒詩歌，皆因它在沉寂中也蘊含著更多還未被充分發掘的價值；同時，這一時期先鋒詩歌寫作也存在不少問題、困惑和糾結，這些也是我們整體解讀當代先鋒詩歌的重要角度。事實上，困惑正是我們清醒地看待新世紀詩歌的一種警示，這是1990年代先鋒詩歌留給我們的遺產，而它深潛于內部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更是值得我們去探究的美學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