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于魯迅逝世后的第三年，給法學家張志讓寫過一封拜托他索討版稅的信。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這是杜甫的名句，喻示生前的榮耀與身后的寂寞，雖有強烈之落差，但大致如此。試看古今，多少風云人物，幾乎都難以擺脫“俱往矣”之命運。不過凡事總也有例外，比如魯迅。自從這個名字在文壇出現后，將近100年來始終沒有寂寞過，生前沒有，身后似乎也沒有。

一封信展示了一個女人的無奈

關于魯迅先生的身后之爭，主要不外乎是論其思想、文學藝術、文壇地位之類，但還有一個容易讓大家忽略的就是關于他的版稅之爭。雖說這個版稅糾紛只是小范圍的事，牽涉的人物有限，也就是當事人及家屬和出版社之間而已。然而這紛爭，卻始終沒有停息過。早在魯迅生前，由于北新書局拖欠稿費遲遲不結 （包括魯迅本人以及魯迅約請的青年作者的稿費），并對魯迅的數次催促裝聾作啞，以至于魯迅一怒之下發(fā)出了律師函，書局老板李小峰這才請郁達夫等調停解決。而等到魯迅身后，版稅糾紛更是不斷，直到20世紀90年代，魯迅后人也還因版稅的問題與出版社打過官司。

許廣平于魯迅逝世后的第三年（1938年），給法學家張志讓寫過一封拜托他索討版稅的信。志讓先生：

北新書局本月份版稅二百元，至今尚未付來。下月初廣擬北上，亦擬向北新預支七、八月版稅，為此敬乞先生可否便中向北新交涉，最好連本月共付六百元，若他推托付不出，則可否減為付四或二百，其余之款，囑其寫一函，交廣在北平支店照支，如此他似不便抵賴。近來該局態(tài)度似不如前，恐人一離滬，更收不到。又聞天馬書店自魯迅先生逝世，其自選集等生意大佳，且聞有百余元版稅待付之說，但至今未得通知，不悉可否代詢一聲。至良友公司，自去年十月底結算版稅，至今春付出后，及今未有消息，又不知其結算期（時常變遷無定），亦乞先生便時探詢一下為感。凡此瑣屑，難以啟齒，先生又公務多忙，深覺煩擾。惟以先生俠骨剛腸，惟正義是伸，謹當感賴耳。

肅此，敬候臺綏

許廣平上六月廿三日

許廣平，魯迅當年任教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學生，在學生風潮中得到魯迅的支持和幫助，并由敬仰到愛慕，最后終于走到了一起，成了魯迅的第二任夫人。“志讓先生”，即張志讓，早年留學歐美，民國時法學家，魯迅逝世后他曾受許廣平委托處理魯迅的版權糾紛，1949年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許廣平的書信，最著名的莫過于和魯迅先生的“兩地書”了，雖說也是頂著“情書”的桂冠，字里行間透著關愛，情到濃時也不免語帶俏皮，然而倒也沒有“啊呀啊唷”之類魯迅素所討厭的“濃得化不開”的甜膩之語。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若從1927年至上海定居算起，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總共也僅十年不到的時間，所以魯迅在一首《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中，就有“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詩句。十年的相濡以沫，換來的是許廣平一生的追隨。在魯迅身后，尤其是魯迅逝世后的十余年間，許廣平守志撫孤，既要為保護魯迅的手稿而四處珍藏，又要為整理魯迅遺著出版而四處奔波，還要為魯迅留在北京的寡母和元配的生活費而四處籌措……時逢家國戰(zhàn)亂，米珠薪桂，個中艱辛真是難以言盡。

這封信藏于上海檔案館，似未見于許廣平文集，信的內容讓人讀出了一個女人的無奈。

和北新書局的版稅糾紛由來已久

信中所提的主要還是北新書局。盡管魯迅生前已經和北新書局有過一次版稅糾紛，但“調停”之后只要北新書局照規(guī)矩按計劃支付版稅了，魯迅依然不忘舊情，當北新書局有困難時，他仍將自己的幾部新書交給北新書局出版。要知道在當時，以魯迅在文壇上的地位，誰能獲得他書稿的出版權，就意味著誰可以賺大錢。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是魯迅在北大講課時的學生，也是當年北大新潮社的成員，“北新”之名，取自于此。就是靠著和魯迅先生的密切關系，北新書局從最初在北京翠花胡同放一張床賣書開始，到后來有了上海的壯大發(fā)展，最后逐漸變成了李小峰的家族產業(yè)。

許廣平后來在《魯迅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節(jié)述及魯迅與北新書局的關系。在魯迅眼里，盡管他竭力幫助，北新書局仍有許多“不地道”之處，但魯迅并未真正地與之決裂，總還寬厚地認為這是“（李）小峰這個人糊涂”。但在許廣平眼里并非如此，她在回憶錄中對北新書局頗多微詞，認為他們只是利用魯迅這塊招牌牟利而已。通過許廣平這封希望律師催討版稅的信，可以看出北新書局在魯迅逝后家屬困難之時，又故伎重演，一再拖欠版稅，難怪許廣平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了。

作為文壇 “大咖”的魯迅先生，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不差錢的。此話說對也對。魯迅晚年在上海時期，除了最初四年（1927年 12月至1931年12月）被蔡元培先生聘為大學院特約著述員，每月不用干活即可享受300元著述費外，其后則全部靠稿費來養(yǎng)家。有專家統計，魯迅的稿費收入，如以1932年至1936年計算，平均每年應在七八千元左右，若按現今的物價比，大概至少也有三五十萬元吧。這收入雖比不上老板實業(yè)家，但在文人圈內應該還是頭等的。所以說，魯迅僅靠手中的一支筆，生活過得還是非常優(yōu)裕的。那時他們已經是三口之家，還雇著兩個女傭。他自己寫作之余，喜歡看電影（幾乎每周都看，同妻兒或邀朋友共賞）、逛書店（每月購書花費數百上千）、下館子（或讓餐館的廚子燒好送來），還要交際應酬、迎來送往，尤其對身邊的青年朋友，時常慷慨解囊，出手援助。

眾所周知，除了上海的三口之家外，魯迅還要贍養(yǎng)北京的老母親和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元配朱安女士。雖是順從了母親之命，但魯迅與元配毫無一絲感情可言，從而導致了一樁從開始就宣告死亡的婚姻。不過，魯迅對于應擔負的家庭責任卻從未逃避，不管身處何地，他每月總會按時將兩人的生活費寄到，年節(jié)還格外從豐，并且預先另儲1000元，以備不時之虞。作為家中的長子，魯迅對母親的孝順以及對家庭其他成員的呵護，總是盡心盡力、不求回報的。二弟周作人，從跟著大哥到南京讀書開始，再到日本留學、北大任教等，一路上都是魯迅照應著，直到兄弟反目，再也不相往來。三弟周建人，才學不及兩位哥哥，所以魯迅更是多加照應，幫助介紹至商務印書館工作，指導其著譯書稿等。三弟家眷多、負擔重，同住上海時魯迅經常約他們一起來吃飯，并主動承擔三弟兩個孩子的學費……

這一切怡然融融之景，莫不以魯迅為軸心，滋潤而平穩(wěn)地運轉著。

生前輝煌難掩身后悲涼

然而，1936年 10月 19日，隨著魯迅的溘然長逝，大廈轟然傾倒，形勢便急轉直下了。盡管魯迅多少有些預感，在離世前一個多月，寫過一篇名為《死》的文章，但并未留下正式的遺囑，遺產的分配以及版稅方面的繼承均只字未提。

既然沒有專門授權，所以魯迅遺著版權的第一繼承者，就應是元配朱安和魯迅的母親魯瑞了。當然，無論從魯迅的本人愿望來說，還是從整理遺著、聯系出版等諸方面因素的考慮，許廣平都應該是繼承魯迅版權的最合適人選，何況她膝下還帶著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于是，在魯迅生前好友許壽裳等人的努力下，自然也經過魯母的首肯，由朱安寫了委托書，將出版權授予了許廣平。同時，許廣平也承諾，將以版稅所得來負責兩位老人的生活。

但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起初許廣平還是按魯迅原來的標準，每月按時寄上生活費，但隨著抗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北京、上海相繼淪陷，時局動蕩，物價飛漲，京滬兩地的匯兌乃至通郵皆不如以前那么順暢了。好在北京幾位魯迅當年的學生如李霽野、常惠均等，都竭力幫助照顧魯迅遺屬的生活，或籌募款項接濟，或先墊付生活費等。總之，在魯迅身后的十來年時間里，京滬兩地的遺屬生活都過得非常艱難。從相關的資料以及許廣平和魯瑞、朱安的來往信件中，都可以看出她們在經濟上的窘迫和艱難。后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身居上海的許廣平也自身難保，被日兵逮捕拘留了三月之久。那幾年，許廣平和北京基本中斷了聯絡，由此兩位年老體弱的婦人生活之艱可想而知！北京雖有周作人以及一些朋友的幫助，但仍然朝不保夕，時有斷炊之虞。這窘況在1943年魯母逝世后，朱安獨自一人生活時尤為凸顯，實在無奈之下，朱安只得祭出最后一招——變賣魯迅留在北京的一些藏書。

按理，朱安乃一字不識的舊式婦女，未必能想出如此妙招，不少魯迅研究專家分析認為，此招應為周作人所傳授。果然，朱安為生活所迫，欲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一經報紙刊登，京滬兩地頓時嘩然，采訪的記者絡繹登門。本來中斷數年聯絡的許廣平也立馬現身，一邊在上海登報申明魯迅遺產未得全體家屬同意，不得單獨處理；一邊寫信給朱安，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欲制止售書之舉；同時，又請?zhí)茝|等人專程赴京，當面勸說朱安，要以保存魯迅遺物的大局為重……

“你們總是說魯迅的遺物要保存、要保存！那么，我也是魯迅的遺物，誰來保存啊？！”——朱安終于向世人發(fā)出她此生最為經典的一聲吶喊：“我也是魯迅的遺物！”售書事件之后，朱安的生活費又有了著落，其實也僅是勉強度日，她已經是風燭殘年，如此又艱難捱了三年，終于1947年凄然長眠。喬麗華撰寫的《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一書，對這位長期被人們所忽視的人物作了系統的研究，非常有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若無當事人留下確切的資料和回憶，很多真相會愈來愈模糊。

這一封許廣平索討版稅的信札，向世人展示了魯迅逝后遺屬生活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