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今年71歲，家住杭州余杭區塘棲鎮丁山河村。村莊緊挨丁山湖、洪河洋，河流、池塘如星星一樣多，緩緩的河水記載著難忘的往事。小時候，我在田頭割過草、池塘捕過魚、劃小船打鳥、做小生意……一晃數十年過去了，落后的村莊已變成的美麗鄉村，而讓我最難忘的是家里的那三次建樓。

（一）

13歲那年，跟隨入贅我家的姐夫出門，姐夫來自祖祖輩輩靠打鳥為生的打鳥灣。他在船頭打鳥，我在船尾劃船，一共劃了整整四年打鳥船。直到有一天，姐夫出事了。大風將涼帽吹進河心，姐夫轉身撈涼帽，船一晃動，震開了槍的開關，子彈射中姐夫的手掌心……他便再也沒和我一起出船了。17歲，我跟隨父親劃船做胡蘿卜生意。

1966年那一年，我正好19歲，十二月初六，是我出嫁結婚的大喜之日。我正高興不得了，但是未婚夫家接二連三傳來不幸之事。十月初，未婚夫的祖父去世；十月二十日，未婚夫父親去世；十月二十五日，家里唯一的一頭大豬突死。未婚夫家接連遭遇厄運，讓我這位未進門的媳婦非常擔憂，嫁過去能有好日子過嗎？臨近大喜之際，我盼望著初六那天陽光普照，能給我的未來生活帶來幸福和吉祥。我不希望初三那天出現陽光。因為老古話說：初三日頭，初六落雪。正是初三那天有太陽，我十分擔心初六要下雪。比我更擔憂是未婚夫和家人，像熱鍋上的螞蟻。一連三天，我都提心吊膽抬頭眺望窗外的天空，到了初六那天早晨，天氣好，太陽好。這是個吉祥好兆頭啊！

我嫁入吳家后，我們一對新人和婆婆、小叔、小姑居住在一間房內，而家里只有一間兩樓的木屋。吃住在一間樓內，很不方便。況且再過幾年，小叔子也要找對象結婚。我想到了建新房子。但是家里錢非常少，每年生產隊分紅，全家人只分得二十元左右，哪里有錢建新房？掙錢的辦法我也想到過，但是那時還沒有改革開放，政府不允許個人經商賺錢。在那個窮是光榮的年代，經商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行為，被廣大群眾看不起，抓住了要游行批斗的，如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

當時家里的主要收入依靠農業，雖然不允許經商，但是還可以飼養雞、豬、羊等。雞沒有食料可以啄蟲子吃，羊嘛可以吃草，豬胃口大，經常吃不飽而鬧事。我約了小姑愛仙撈浮萍給豬吃。不久，聽到一個商業消息，湖州武康上柏山里的養豬戶，為喂豬需要買浮萍。浮萍可以變錢讓我非常高興，但是公社、大隊規定不得做賣買。我想到一家五口人塞在一間破舊房內，何況小叔子快到找對象的年齡，為了盡快建新房，我要出去闖一闖。天剛放亮，我與小姑愛仙劃著小木船穿過丁山湖，來到塘南、五杭那邊，用漏勺在河中撈浮萍，到天黑時分，船艙已裝滿了浮萍。劃船回家吃個晚飯，次日天還沒放亮，我倆劃著小船去湖洲，在碼頭將浮萍零賣。一般100斤浮萍能賣3角至5角錢，一船浮萍可以賣到6塊錢，我與小姑愛仙各分3元。撈浮萍雖然辛苦，但是讓我嘗到了甜頭。這點錢對全年只有二十元收入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從春天到秋天，我與小姑愛仙兩人劃小船、撈浮萍、賣浮萍。到了冬季，浮萍都枯爛死了。怎么辦呢？我倆也沒閑下，就做胡蘿卜生意，先去杭州上河收購，然后到水岸碼頭販賣。這就是領導在廣播高喊的投機倒把，遇上生產大隊搞整風運動，要抓現形的。有一回，大隊領導到家里查問我的去處。老公不想我被抓去批斗，只得用謊言搪塞，說：“她去娘家了。”

小叔的女友阿鈴，長得漂亮，是村里的一朵花。見我們做生意掙錢，提出跟隨我做胡蘿卜生意。這是未來的弟媳，我當然非常愿意。我們劃著小船去杭州上河收購了一船胡蘿卜，劃著船要去菱湖等城鎮碼頭零售，船還沒有劃到余杭地段，烏云蓋頭，刮起一陣陣狂風。姑娘阿鈴看水浪拍打著船幫，嚇得臉色發白，大哭起來。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我們載了滿船貨，被風刮沉了怎么辦？”我安慰她說：“不會的，我們的貨裝得不是很滿，這點風沒事的。”

阿鈴的膽子非常小，非要回家。他是準弟媳，我當然答應。我們回到家門前，生產大隊也在刮風，刮得是整治投機倒把的政治風。大隊廣播高喊在外面經商人的名字，其中一個就是我俞雙珠的大名。刮自然狂風我并不怕，但是這個政治風讓我害怕。我就叫老公背了一筐胡蘿卜到大隊上繳，當作“投案自首”。次日一早，我與阿玲偷偷劃著小船，去崇福碼頭銷售胡蘿卜。

不久，小叔和阿鈴正式訂親了。女方提出結婚前必須建新房。我認為非常合理，家里的木板床，翻個身都要“吱呀吱呀”響，兩對夫妻睡在同一房間非常尷尬的。我提出馬上造新房的建議，因為這幾年撈浮萍、賣胡蘿卜我手中也有點積蓄。

1977年，我們在自家自留地要造新房，此處東臨小河，北靠洪河洋，環境美。準備建兩間“靠家樓”，即兩樓兩底。泥匠、木匠我們出錢請來，小工從親戚、朋友、鄰居叫來幫忙。本打算五天完工，當房子建到一半就出事了。西邊住戶十多人跑進現場，喊停施工，說新建樓房阻礙了紅白喜字的進出。考慮到北面是洋，新房子在南面超過這些人家的樓房，說良心話，或多或少擋住了他們的采光，但是阻截紅白喜字的道路是牽強的，他們進出還有兩條紅白喜字的道路。我馬上泡茶，遞茶杯，但是他們的臉孔還是非常難看。我和家人也感覺委屈，此處是我家的自留地，什么時候當成了紅白喜事的公用通道。如果讓了他們，建在半腰上的墻壁要拆除，漂亮樓房的夢想撲滅。但是不答應，他們仗著人多勢眾，會吵鬧、阻止施工。怎么辦啊？

沈家十多人圍著我們，有一位長輩看到了，他就是本家堂爺吳阿咪。他跳了出來說：“你們這么多人欺負一家不對的，你們要通道在他們挖墻腳時就提出來，現在人家房子建了一半，你們說怎么辦。”

沈家一伙人聽感覺有道理的，靜了下來。吳阿咪看了看眾人，說：“你們要通道，也對的，我留給你們一條吧，把我家小房子拆除了，那個地方當通道。”

沈家這十多個人高高興興地離開了。這是我家第一次建樓，如果沒有堂爺吳阿咪跳出來撐腰，可能不行。為了感謝吳阿咪爺爺主動拆除小房子讓路，我們拿出100斤米表示補助。

新樓建成后，全家背負著220元多債務，當時是巨額債務。家里沒錢沒糧，經常揭不開鍋。婆婆是老實人，但是她有應付的法子，就是借唄。除了向生產隊集體借過錢外，還向親戚朋友、左鄰右舍都借過錢、大米。我想劃小船出去做點小生意，大隊干部經常來我家檢查，還對我進行割掉資產階級尾巴的思想教育，若發現有投機倒把的行為，說要抓住直接送到公社處置。家里斷油一個多月了，我與家人都寡得難受。菜油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配料，家里負了這么多債，哪里還有錢去買油啊？我們全家人一個個面黃肌瘦，我非常難過，我決定去掙錢、就是被抓住了拉出去游行批斗絕不后悔。一個早晨，我約了本村衛雪南劃著小船出門，在外面做四天茹菇生意回家，我拿著賺來的錢買了半斤菜油，幫助全家人渡過了一個難關。

家里債臺高筑，小叔、小姑都想著留一手，這種大鍋飯吃不好了。我想到分家，小叔子還沒有結婚，債務由我夫妻承擔。小叔卻說：“不行。”我說：“為何？”他說：“還沒有結婚，要求大哥大嫂幫助結婚。”我與老公協商，村里青年人結婚都是父母親幫助的，沒有聽說大哥大嫂出錢給弟弟結婚。小叔的意思，父親早逝，長兄為父啊，應該出錢幫助結婚的。我們正在協商之際，他的未婚妻托媒婆傳來狠話：要是大哥大嫂不給結婚錢，她不同意嫁過來了。為了小叔的幸福，我與老公決定退一步，承擔了結婚費用350元，另加220多元債務，一共承擔債務570多元。

小叔子終于娶上漂亮的媳婦。

生產小隊長老周也確實是好人，他聽說我們背負了巨額的債務，主動上門慰問，臨走他說：“按照一年二十元的分紅，你們家的債務需要二十多年才能還清。”

當天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怎么睡也睡不著，徹底失眠了。二十多年之后，我已經人老珠黃了，我的一輩子就是還債啊！

面對巨額債務，我連續好幾天失眠。老公阿吉非常心疼，當然他也非常擔心，怕我想瘋（神經病）了，跑到赤腳醫生家給我配了安眠藥。

為了還債，老公出去學泥匠，學徒期滿，他每月工資38元，上交給生產小隊買工分33元，每月剩余5元填補家用。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我感覺整個身體舒服，以前出去經商像做小偷似的，從此以后可以挺直腰桿出門經商。

我約了衛雪南劃著小船合伙做小生意。冬天我們做茹菇、荸薺生意。夏天我們做蘋果、梨子生意。冬天手凍傷，夏天屁股在船上磨破了皮。但是我從不感覺累和苦。

鄰居見到我，總是很熱情地說：“阿雙，你們做生意回來了。”村里也有不少人當面問我：“阿雙，你個子矮矮的，怎么不怕吃苦啊？”

我總是笑笑，心想不感覺累也許沒有政治思想包袱，也許與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1978年之后，鄉里村里辦了幾個企業，有的婦女上班去了，有的在家里搖沙織布。我經商的空檔期，就在家里搖棉沙、織布。操作搖車先將棉花搖成棉線，然而用織布機將棉線織成長長的布，最多一天可以織布10多尺。一尺布可以賣到3角錢。

經過三年多時間的辛勤勞動，我和老公居然還清全部欠債。小隊長老周得知這個消息，趕過來說：“你們能提前二十年還清債務，要感謝黨的好政策。”

（二）

我們分家后，新房子與小叔各拿一間，原來的老屋前半間歸我家，后半間歸小叔家。我有兩個兒子，小叔有一兒一女。我想到兩個兒子長大要討媳婦的，每個兒子總要有一間房子，如果連一間房子也沒有，誰家的姑娘愿意嫁過來。不像我，當年兩兄弟合湊一間房就嫁了。

還清債務后，我與衛雪南兩人又劃著小船經商，雖然累點苦點，但是心里非常甜的。漸漸地家里也有了積蓄。我就與小叔商量，買那半間房子。小叔說回去與老婆商量一下。我當然明白小叔的意思，他是“妻管嚴”。我耐心等了幾天，不見小叔回復，我開始著急起來。每回見到小叔想問，但他總是避開我。我把這個事告訴了小姑愛仙。愛仙就幫我們做二哥、二嫂的思想工作，但是一直沒有結果，我想這事可能黃了吧。那天天氣好，小叔和弟媳卻進了我家大門。小叔說：“那半間房子同意賣給你們，畢竟你們有兩個兒子。”我又不太會說話，只知道傻笑。弟媳阿玲說：“我們考慮了很久，這個房子如果不賣給你們，我們老了也會被兩個侄兒（我兒子）指著脊梁骨罵的。”我們買了半間舊屋后，最終目的就建新房。

1980年我們生產隊將部分土地、農田承包到戶。塘棲出名產枇杷，我家也有幾棵枇杷樹，可是當時枇杷經濟效率非常低。有人引進了甘蔗。甘蔗產量高，價格也高。我們也與其他村民一樣，砍掉了自家的枇杷樹，在自留地上種上的甘蔗。清明前，我們約去姐夫等幾個人，借上一條水泥船，搖上三四天到達上海等地零售甘蔗。十多年以后，枇杷效率高了，家家戶戶又種上枇杷樹。

老公阿吉也被新組建的宏畔建筑隊招了進去，因為他讀過幾年書，不僅右手會打算盤，而且左手也會打算盤，人稱吉先生。不久，被建筑隊安排在財務室。

大兒子小學畢業未能考進初中，那一年他們完小考進初中未到三分之一，他回來后跟著我學做小生意。我帶著大兒子劃著小船做了一年小生意。大兒子見做小生意不適應他，提出要讀書。老公阿吉在宏畔工作，就托了人讓他大兒子進了宏畔中學讀書。這次上學，改變了大兒子的人生命運，比如后來他進入機關工作，也成為省作家協會會員。

過了幾年，家里積蓄2000元左右，我們打算把那間舊樓重新建造，當時西洋樓比較流行。舊樓東西兩邊都是人家，東邊是沈文旗家，西邊是吳建松家。要去商量，最好的方案與左鄰右舍同時建房。如果東西兩側不同意建房，我們是沒法建房的，因為先建要讓出一定的土地空間。我去沈文旗家問。文旗說：“還沒有準備好，小孩子還小，等等再說吧。”我問吳建松。吳建松說：“房子剛建過兩三年，再建浪費啊。”

我說：“我們兒子慢慢成長了，我們要建房。”

吳建松說：“你們建房我不反對的，但是不要影響我們房屋的安全。”

我說：“這是應該的。”

這兩次碰釘子后，我建房的夢想可能要泡湯。

時間真是好的東西，有些問題的答案時間會告訴我。一年之后，沈文旗到我家來說：“他們要建房，問我們愿意不愿意一起建造。”

我說：“當然愿意，兒子快小伙子。”

沈文旗說：“老婆進了鎮上的化工廠上班，結識了幾個姐妹，她們非常支持建房，愿意借錢給我們。”

這次是建一間新樓，用了3天時間，我花錢了請了幾個木匠師傅、泥匠師傅，小工我們叫了親戚、鄰居、朋友幫忙。建好后，我心里有點底氣，因為家里沒有負債，還稍有點余錢。過了一兩年，吳建松見到我們樓高大、漂亮，他也提出建房，我是個特別好說話的人，就答應讓他們擱在我們的墻頭上。吳建松非常開心。

（三）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本地推廣后，我們自己完成雙種雙收就可以了，老公也不用在生產小隊買工分了。

我家的樓房在兩處地方，這給存放糧食等事宜帶來不便。我擔心以后年紀大了，在兩個兒子家吃輪流飯，搬來搬去極不方便，如果兩間房子連在一起就好了。1989年春天的一天，好姐妹金蘭悄悄告訴我：“他們四家已經調整了自留地，要在河西埭對岸建統一的三樓洋房。”

三樓洋房，當時全鎮也沒幾戶人家，非常流行、漂亮。我連忙說：“這是大好事，祝賀啊。我經常在外面做生意，不知道情況。”我想家里是兩樓房，如果建兩間連在一起的三樓，兩個兒子往后找對象也會成為“搶手貨”。

金蘭見我很可惜的樣子，她低聲說：“現在還有兩間空地可以建樓，生產隊其他人也要來建樓，但是我們希望你來，你的誠信，你的為人，我們非常欣賞的。”

我回家與老公阿吉商量此事。老公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但是這個地方我們沒有自留地，怎么建樓？”

我說：“難道金蘭他們都建在自家的自留地上嗎？”

老公說：“當然不是，他們去調換自留地。”

“那我們也可以去調土地。”

這塊土地涉及到三戶人家，他們都姓沈，與我們吳氏姓不是同門同宗，難易度我心里沒有底啊。

涉及土地的三戶人家，分別是沈建章、沈建忠、沈阿升。我和老公阿吉先后上門商談。

第一戶是沈建章家，沈建章家條件好，他是丁河水泵廠的供銷員，小兒子沈福偉與老公阿吉是朋友。我們把調換自留地建新樓的想法和盤托出，沈建章微微一笑說：“這等好事，我當然支持你們的。”

第二戶是沈建忠家。沈建忠是沈建章的親弟，他與我老公阿吉也是朋友。我們向沈建忠提出調地建房的意見后，沈建忠哈哈一笑，說：“都是一個生產隊的，又是朋友，我同意的呀。”

第三戶是沈阿升家。阿升好說話吧，平時見到我，總是遠遠地大著嗓子喊：“阿雙，阿雙，你做生意回來了。”想想他的熱情，我想應該問題不大。當我說明調地建樓意見后，阿升笑一笑，然后說：“我很忙，空了再說吧。”

過了一周，我們又去阿升家，阿升說：“他很忙，空了再說吧。”

我回家后，想來想去，不對吧。他再忙，談話商量的時間應該有的。難道他不愿調地，如果不愿意，為什么不直接拒絕啊？

老公開始打退堂鼓了，他認為阿升沒有誠意，打算放棄調地，反正家里也有兩間樓房。”

我經過認真分析，認為阿升如此回答，一定有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可能要點經濟好處。我決定一個人前去面談。

我進入阿升家的樓屋。他正在低頭吃飯，見到我一個人進門，他放下筷子說：“阿雙，不是我不調給你們土地，找我們調地的人有好幾個人，而且都是本家，我也很為難啊。”

我說：“我們給你一點補助，他們總無話可說了。”

阿升笑了笑，說：“給補助是對的，我也有借口了，但是數字由我來說了算。”

“你要多少錢？”

“四百元。”

嚇了我一跳呀，四百元太多了，相當一個男力四個月工資。錢雖然多點，阿升既然開口談錢，我也看到了希望。我連忙說：“阿升叔，我回家與老公商量一下。”

我把阿升提出的條件告訴了老公。老公認為家里不富裕，去建三樓洋房要缺一大筆，如果土地給補助錢，真是雪上加霜。他有點不愿意。

我天天跟老公講建樓，我的觀點有三點：一.兩間樓房在兩個地方，兒子分家后，我們老頭老太要么輪流住，要么就一人分給一個兒子，分開過。二.現在的房屋已經不適應新的潮流，遲早也要重建的。三、錢嘛，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放心，現在政策好，我會去賺的。

老公經不住我軟磨硬泡，最終答應了，但是他提出一個疑問：給了沈阿升補助，沈建章、沈建忠知道后，也要補助怎么辦？”

這事阿升已經說過，要求我們絕對保密，我們不說出來，我保證他也不會說出來。

1989年冬天，建房大事定下來，我安心了，然后約了衛雪南劃小船做荸薺生意。回來發現老公出事了。原來老公買回建房材料干石灰，挖了土坑化石灰，石灰化得如沸水一樣冒泡，溫度非常高。老公的腳一不小心滑進了石灰坑，馬上拔出腳，雖然穿著鞋子，但還是大面積燙傷。后來經過三四個月的治療，腳結疤好了。

建三層洋樓，不是以前那種三五天完工的建房。這種建樓工程量大，每層都是五洞板。這次我不是請泥匠、木匠，而是直接把工程包掉，包頭是老泥匠柴忠良。他叫來一批人，足足建造了一個多月，兩間三層洋樓完成。

當時欠債二萬多元，我一點也不擔心。因為改革開放之后，政府讓我們放手去經商。我只要劃小船做生意，這點欠債不必擔心。

衛雪南是做生意的黃金搭檔。我和雪南劃小船余杭、良渚等地買了荸薺，載了一船去凌湖等碼頭零售。為了早點還債，我們一天吃兩頓。清晨早早起來在菜場設攤零售。不吃早餐，肚子餓就吃幾個小荸薺。如果是茹菇生意，就讓肚子咕嚕咕嚕叫。現在想想真傻。

這個時候，社會上流行販賣廢鐵，雖然是廢鐵，但是非常吃香，我與雪南劃著小船去收購廢鐵。在杭州、良渚等地方收購，有一個男子過來說，夜里有廢鐵賣給我們。晚上，他們送過來廢鐵。這個鐵半新半舊，不完全像廢鐵。我怕是偷來的贓物，不敢收。被他們罵了一通，說我們膽小鬼，說我們不講信用。

當我們載著一船廢鐵劃回來時，途經余杭東塘，一條掛槳船“突突突”開過來，浪水沖入了船頭，小船一點點往下沉，我是掌舵的，大喊道：“雪南，船要沉了！”雪南看到船頭往下去，面色發白。我拼命將船尾劃向岸邊，雪南也及時配合我。船尾靠近水岸時，我跳下水，一把拉了船，此時木船漸漸地沉下去，在河底擱著了。我倆把船里的廢鐵搬出來，然后將船里的水舀出來。這兩件事情后，我們就不敢收廢鐵了，回到老本行，做小生意。

新樓對岸是河西埭村，住著老公的泥匠師傅阿時。每次我做生意回來，他在對岸總說：“阿雙啊，你家的建房主要依靠阿雙，阿吉這點工資，遠遠不夠的。”

在船里做小生意，大家都以為我沒有退休工資。其實我有退休工資的，現在每月2000多元，這是組里征用土地農轉非買的。

這大半輩子，我和老公建了三次樓房，一次比一次好。現在我慢慢變老了，但是經常回想，回想劃著小船撈浮萍、叫賣胡蘿卜、蘋果、梨子、荸薺……這種回想讓我感覺非常甜蜜，非常幸福。正如習總書記所說，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