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十年前的1978年，我是一個臉上開始長痘的農村學生，在皖西南一個名叫黃土嶺的村子里上中學。

村子里的中學只能是初級中學。那年代，村還不叫村，叫大隊。大隊上面是公社，公社上面是區公所，區公所上面才是縣。高級中學或者完全中學只有在區公所駐地和縣城才有，初級中學多在公社所在地，大隊里很少設。我們大隊情況特殊，設了初級中學。主要原因還是生源足吧，當年我們班就有79名學生，老師點名要點半天。此外，可能還因為我們大隊師資力量強，高中畢業回鄉青年多，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英語各門課程，都能找到合適的授課人。那幾年，黃土嶺初級中學升學率在全縣可是名列前茅的。

1978年的那個夏天，我以15歲少年的目光，從一條漸漸推開、越來越大的門縫里，看到了一個令我興奮不已的世界。少年開始向往遠方。在此之前，我去過最大的地方是縣城。七十年代早中期，全國農村都在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同時也喊響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每個大隊都有象征農業機械化的拖拉機。那年頭在農村，拖拉機可是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了。一般人坐不上，大隊干部坐得多。因為我家與大隊部僅一墻之隔，平時常到大隊部里玩，與大隊干部混熟了，終于逮住一個機會跟大隊干部一起坐拖拉機去了縣城。

15歲那年，面前的門兒一開，激動人心的事兒就在眼前。先是幾位年輕老師遠走高飛，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的民辦教師。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他們一邊當老師，一邊做學生，認真復習功課迎接高考。那幾位老師都是農家子弟，沒有別的路子可以離開農村，唯有這中斷十年剛剛恢復的高考制度給他們帶來了機會。離開農村，幾乎是那個年代農村青少年人人追求的目標，多數人終究無法實現。恢復高考之前的十年，農村青年走出農村不外乎兩條路，一是“頂替”，二是參軍。“頂替”是有條件的，父親或者母親必須有人在外工作，多數農村青年不具備這個條件。參軍名額有限，一般輪不上，就算幸運輪到了，也不一定就此離開農村，極有可能三五年后還得退伍回鄉。1978年，一位農村少年十分驚喜地發現離開農村有了新途徑——高考。少年目睹了三位老師因高考離開家鄉，兩位上了大學，一位上了中專。有遠赴吉林長春、湖南長沙，也有近在本省合肥。

接著又見五六名高年級同學，參加中考被省內外中專學校錄取。這時，目標已經非常明確，踏著老師和同學的腳印，通過考試離開家鄉。最好是中考一舉成功，不用上高中繼續苦讀再去拼高考。當年的中考，從高分到低分，先錄取中專后錄取高中，成績特別好的才能上中專，成績好的上高中，成績一般初中畢業即回鄉務農。少年的目標定在“最好”。

15歲到16歲那一年，我上初三，真的下了一番苦功。每天學習時間近16小時，只有6小時睡眠。除上下午正常課程，還有早晚自習。早自習開始時，往往教室里光線還很暗，課本上文字模糊不清。晚自習分兩場，頭場在教室，那時沒電燈，教室橫梁上掛了一盞雪亮的汽燈。從前在農村晚上點汽燈必是辦大事，要么是上級宣傳隊下來演出樣板戲，要么是公社、大隊開大會，批斗地富反壞右。天天晚上點汽燈上晚自習，讓人覺得奢侈，因而大家特別珍惜，老師在不在場，教室里都很安靜。晚10點汽燈熄滅，第一場自習結束，第二場自習開始，繼續在教室，或者轉移到寢室，各自點亮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燈，在如豆的燈光下演算那些永遠做不完的數學題。初三那一年，許多人成了讀書機器，除了讀書還是讀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少年參加1979年中考，果然一舉成功，免除了讀高中之累、參加高考之憂，轉戶口，拿津貼，上了中專學校。三年后國家分配工作，從此離開家鄉。

離鄉四十年，恍若一瞬間。四十恰是不惑之年，它是我的又一次不惑，也是一個時代的大不惑。

四十年里，因為工作我走了許多地方。走來走去，還是沒能走出家鄉，每逢年節我便回到了家鄉黃土嶺村。如今家鄉修了水泥路，沿路裝有路燈，家家戶戶住樓房，用上了清潔的自來水，生活與城里已無多大差別，回到家鄉沒有任何不適應。

四十年前，那個少年作夢都想離開家鄉。四十年后，少年老成作夢都想回到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