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暫停評選恐怕是今年世界文壇的一個大話題。2018年肯定不會有“新科狀元”出現了，明年如何也不得而知。至于圍繞評委會和瑞典政府、社會及媒體的口水仗，我們還是省點筆墨和版面吧。新聞也好，丑聞也罷，個中因由早被炒得沸沸揚揚。

說到諾貝爾文學獎，業界一些朋友總希望我聊聊所見過乃至熟識的有關作家。屈指算來，我認識和“親密接觸”過的諾獎作家居然也有八九個了。這其中自然包括莫言，但不包括我因故不想提起的。

由近而遠：莫言與大江健三郎

先說莫言，他的獲獎可謂眾望所歸。作品如何我們可以有所保留，也可以討論甚至批評；而瑞典學院沒有像對待蘇聯那樣接二連三地獎掖流亡作家，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我認識莫言是在20世紀80年代，適逢拉美“文學爆炸”硝煙彌漫，中國作家言必稱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莫言是我國“尋根文學”的主將，而我作為拉美文學研究、翻譯界的一員，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遭遇了。

說到 “尋根文學”，其實尋根這個概念本身便是從拉美文學借來的。早在20世紀 30 年代，拉美就曾產生過“尋根文學”，而魔幻現實主義即是其集大成者。這就牽涉到兩代拉美作家對民族文化的反思，其中拉丁美洲的集體無意識又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主要表現內容，而莫言也許是極少悟到這一深層內容的尋根作家。當他進入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這個寶藏時，他的“筆就飛起來了”（他甚至由此看到了前輩老鄉蒲松齡的影子）。

30多年過去，得“魔幻”真傳的莫言還是那么一個人——既敦厚，又幽默，而且不計較善意的批評。當然，一如那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他家門庭若市可想而知。踏破門檻事小，據說連他老家的蘿卜也沒能幸免。如今，大家期待他寫出更好的作品。我想他何嘗不想呢？真的關心他，就給他一份清靜吧！

說到老莫，我不能不提到我們的好鄰居、好朋友大江健三郎先生。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邀請，大江于2000年正式訪問北京。這是第一位接受中國“官方”邀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京期間，我們安排他與莫言見了面。二人彼此心儀已久，因此一見如故。我記得當時大江還悄悄地開了句玩笑，說莫言沒他的作品帥。此后，大江又先后三次訪華，每次都與莫言見面。眾所周知，大江先生深受魯迅的影響，而他在莫言和一些心儀的中國作家身上看到了魯迅的精神。而且關鍵是，他自 2000年起每年都向瑞典學院和已經獲得諾獎的同道推薦莫言，不遺余力簡直到了赤膊上陣的地步。相形之下，我的工作只能算是敲邊鼓。因此，每次見到大江，我都自嘆弗如。套用毛主席評價白求恩的話說，一個外國人，義無返顧地推崇一個中國作家，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這是人道主義精神。用大江的話說，中國占人類人口的1/4，她的作家被排斥在諾貝爾家族之外，是不公平的。如今，莫言如愿以償，大江先生也可聊以自慰了。

大江先生青年時代曾致力于研習法國文學，對薩特、加繆等法國作家有深邃的了解和認同。正因為如此，他始終視文學為改變社會現實的重要工具。而日本政治體制，尤其是右傾軍國主義自然成了他口誅筆伐的對象。我曾多次稱他為積極、勇敢的愛國主義作家，他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己信奉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也罷，角度不同而已。但有一種認識是我們共同的，那就是軍國主義只會給日本帶來毀滅。大江的作品在中國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的《別了，我的書》還曾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如今，在同事許金龍先生的不懈努力下，大江全集有望于近期在華付梓出版。

太親易疏：南美“雙雄”軼事

在拉美作家中，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和博爾赫斯（1899—1986）肯定是知名度最高的。后者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據說是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抵制。如果此說坐實，那么有趣的故事就來了。首先，博爾赫斯的確曾經是拉美左翼作家詬病的“資產階級作家”。所謂“作家們的作家”正是拉美左翼文人賜予他的貼切稱謂。這個蠹書蟲一輩子待在圖書館里，可謂兩耳不聞窗外事。因此，他的主要創作源泉和創作對象大抵是過去的作家作品。且說巴爾加斯·略薩曾以“小薩特”自詡，堅信文學可以改變世界。他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成為莫逆之交，也主要是因為類似的文學理念和政治懷想。

2010年，巴爾加斯·略薩終于等來了瑞典學院“遲到的承認”。翌年，他應邀訪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引來了無數“巴粉”。演講結束后，我駕車送他回賓館，途經北京CBD時，他激動得像個孩子。這讓我想起了當初我在曼哈頓的感受。說到激動，我又不由得聯想起他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恩怨是非。有關情況媒體和研究界說來說去，莫衷一是。

前不久，研究家伊蘭·斯塔文思順訪外文所。這位美國學者年輕時也曾熱衷于研究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我們不約而同地視他們為當代拉丁美洲文學的兩極，而后我們又“同時”轉向了塞萬提斯。所謂同時當然是相對的，我癡長幾歲，因此多少比他早出道幾年。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以各自的方式，但幾乎以同樣的力度關注和介入本國文學。但我想說的是，斯塔文思經過多年探賾索隱，終于揭開了加西亞·馬爾克斯VS巴爾加斯·略薩那場拉美文壇“德比之戰”。巴爾加斯·略薩小老馬9歲，1975年才39歲，依然血氣方剛，那天又恰好多喝了幾杯，狹路相逢，分外眼紅，二話沒說沖著老馬的左眼就是一拳。老馬正待還手，說時遲那時快，周遭人等早就橫亙在他倆之間了。斯塔文思說他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傳》將披露兩人公開反目的因由。他說導致兩人反目成仇的既不是先前普遍推測的胡莉婭姨媽，亦非帕特里西婭表妹，而是另有其人——他們共同喜愛的一位姑娘。那么此人是誰呢？我們期待解開謎底。話又說回來，除了爭風吃醋，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文學和政治轉向恐怕使這對拉美文壇的兄弟漸行漸遠了。巴爾加斯·略薩開始擁抱自由主義，而加西亞·馬爾克斯依然是那個加西亞·馬爾克斯：與卡斯特羅過從甚密，與哥倫比亞游擊隊多有往來……

至于我本人和老馬的交往，還要追溯到1980年4月的一天，在墨西哥訪學期間，我有幸見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我的好朋友蘇珊娜是他諸多干女兒中的一個，我們一起吃晚飯，聊了很多。有關這次見面的細節我曾有專文記述。1996年4月，在其新作《綁架軼聞》的全球發布會上，我對老馬解釋過其作品在中國的盜版問題，我告訴他，中國作家對盜版現象也很頭疼，慢慢都會好起來的。

坐看云起：誰是世界文壇的主要存在

2012年，為了籌備中德作家論壇，我和同事李永平等踏上了從柏林前往魏瑪的旅程。輾轉二日，總算找到了深藏在林間的格拉斯家。格拉斯家像座莊園，林間“種”滿了他親手制作的雕塑。我們在他的書房和他促膝長談。天南海北，幾可謂無話不說。他就像一位老朋友，或者一個和藹可親的娘舅。遺憾的是他因病未能如約來華參加2013年的論壇。再后來他駕鶴西去，成了我們永遠的記憶。

2008年5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邀請，帕慕克抵達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入我們的國土。因為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因為無法選擇東西，帕慕克表現出了矛盾與任性。這在他的諸多言行中流露出來，譬如鬧個小別扭，拉個小臉子，不參加研討會（理由是“既聽不得別人恭維，也難以接受任何批評”）；或者走在前去某個座談會的路上突發奇想，要去博物館看畫展。然而，一旦走上演講臺，他不僅機智幽默，而且天生一派浪漫的憂傷。他的作品更是如此。

關于帕斯（1914—1998）我沒有多少可說的，因為只不過是在墨西哥同學的引薦下對他有過一次禮節性拜訪。他雖然對中國頗有好感，還轉譯過王維的詩、模仿過中國絕句，但待人并不熱情。用現在的網絡語言說，有點“高冷”。相形之下，尼日利亞作家、白頭翁索因卡是除了大江之外最謙和的一位，他沒有預設條件，訪問期間（2012年10月，索因卡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之邀訪華）也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卻讓我們見識了非洲作家的睿智。不知何故，他常使我想起帕斯。

我喜歡勒克萊齊奧勝過老朋友巴爾加斯·略薩，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關心人類原生態文化。2006年，勒克萊齊奧先生的新作《烏拉尼亞》獲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聯袂評選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嗣年，他接到評委會的邀請，興致勃勃地表示將親自來京領獎。然而，頒獎典禮因故延期至2008年1月28日，但勒克萊齊奧還是風塵仆仆地如期趕來了。那天他似穿了一雙涼鞋，理了一個類似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于中國大陸的“會計頭”，在幾可謂無人問津的情況下安靜地坐在會場上，像個放下活計、稍事休息的老農。媒體對他愛搭不理，同行中也少有認識他的。他忍受了相當不公的待遇。我不會記錯，頒獎典禮前后請他簽名的僅有我等極少數幾個（兩個？三個？）人。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法國文學研究會攜手在京法語界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座談會，算是為我國學者和讀者挽回了一點面子。可是，2008年他是幸運的。是年10月，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后，他應邀到我院參加了外文所為他舉辦的研討會，并沒有如某些影視明星所說的：“今天你對我愛搭不理，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

但必須強調的是，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萬千作家才是世界文壇的主要存在。作家桑塔亞那的名言是：“衡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標準是人們喜歡的程度，而非讀者的多寡。”誠哉斯言！當然，這個程度不僅是深度，還有長度，后者乃時間維度上的、歷史的或未來的判斷。若論讀者或觀眾，隨便一部電視連續劇皆可超越任何經典作家作品。前者使萬人空巷是常事，而后者令洛陽紙貴卻并不多見。

如今，中國文學越來越為全世界所矚目。既有內核，又有外延；既以我為主，又兼容并包正在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壇的一個令人欣喜的局面；盡管民族的文學并不一定能夠成為世界的文學，但隨著中國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日益增長，總有一天，中國文學也會似曾幾何時并依然如是的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美國文學那樣，進入世界讀者的視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