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隨著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發展以及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對少數族裔的關注，無論是涼山地區彝族文學的發展，還是涼山地區彝族的社會流動，都分別是相關學科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在現有的研究看來，涼山地區文學的發展和彝族社會流動及外出務工的現實處境似乎不相關聯，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一關聯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期民族關系建構的一個側影，十分值得研究和探討，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將涼山地區文學的發展和彝族社會流動的關聯作為切入點，陳述中國社會轉型期下的彝族詩歌發展史，其后以地處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若干位彝族工人文學創作者的案例為主要的調查目標，輔之以珠三角企業與涼山彝族流動地區的詩人/知識分子頻繁互動、調解、開展公益事業的案例，最后指出在文學和現實中彝族共同體建構的異同與關系。

一 涼山彝族文學的當代發展

彝族地處中國西南，具有悠久的詩歌傳統，其傳統的生產生活離不開豐富的文獻長詩，而當代的作家文學也通常以詩歌為主要的創作文體。學者巴莫曲布嫫在《彝族古代經籍詩學研究》[1]中，提及彝族詩歌形式多樣，包括祝咒經詞、古歌、歌謠、風俗歌調、祭祀經師、史詩、敘事長詩、謎語、諺語、格言等類型作品。

鑒于此，彝族最主要和最喜愛的文學創作形式是詩歌。在明朝，貴州、云南的彝族詩人詩作在數量和質量上均較為可觀，有高乃裕、高程、祿洪等彝族詩人；在清代，彝族文學家族群體出現，代表人物有余家駒、余昭、安履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詩人。在復雜民族文化關系的背后，諸多詩人以精妙的漢語寫作能力聞名同時期的西南文壇。因此在多民族文學的研究視野下，古代西南地區彝族文學的創作十分豐富，對日后彝族文學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話語基礎。

恰恰相反，1950年代之后，四川涼山地區才漸漸接受漢語影響，因此漢語文學書寫出現較晚，然而，恰恰是由于地理環境、歷史因素的差異性，涼山彝族文學創作獨樹一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掀起了彝族詩歌的創作大潮，其集結性和異彩紛呈的雙語文學書寫，是中國多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在中國當代詩壇十分奪目。

值得一提的是，與文學的發展幾乎同時或者稍晚的時期，涼山彝族群體也逐漸進入公眾媒體的視線。具體來看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負面或污名化的新聞報道，比如媒體將關于“吸毒”、“艾滋病”、“偷盜”、“地下產房”等污名化的標簽與涼山彝族人相關聯，關于這一點，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其中包括作為2015年度暢銷書的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第二種則是全球化工業時代背景下大量彝族外出務工頗受關注。以珠三角地區為例，彝族打工者口述自稱有60萬彝族人在此務工，一些彝族工頭則認為“目前東莞已經有10萬左右彝族農民工，而珠三角則有30萬左右彝族農民工” [2]，而人類學學者進一步的調查數據顯示，至少有十萬人是作為流動人口的工人活躍在此區域[3]。

在本人前期研究中，曾觀察涼山彝族漢語詩歌的發展走向，如果重新返回到歷史現場，可以發現較晚時期彝族詩歌的創作與人口流動是密切關聯的。和同時期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脈絡一致，彝族漢語詩歌的發展流變也可分為三個階段，“十七年文學”時期（主要講述階級文學和民族屬性）；“萌芽與抒情”時期（實際上是宏大敘事及民族意識抒情的文學時期）；“多元化發展”時期（詩歌編選浪潮與集結、多元化樣態）；頗有意味的是，這個時間節點恰恰為彝族外出務工起始的時間，在研究者劉東旭的人類學調查中，他所接觸到的珠三角最早打工的彝族人為1996年[4]。那么，在這一時期中，對彝族詩歌多元化的考察與分析，還可以折射出人口流動與詩歌創作之間的關系。

在當代涼山彝族詩歌創作的第二分期，也就是說1995年之前，彝族詩人們開始圍繞族屬認同有意識地建構詩歌史，強調各個彝族地區所共有的山川、河流與圖騰象征。例如分別被編選者以“大涼山”、“小涼山”等詞語命名的《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等書籍，以及詩人們在作品中表現的對大小涼山、六祖、黑色、虎、火塘、蕎麥、畢摩等在族群內部具有普適性的符號。而在1995年之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創作者們的“原鄉”幾乎都遭受到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沖擊，并且其歷史文化傳統也相應受到影響；與此同時，彝族人進入城市務工、經濟問題導致的社會問題等現狀，業已完成的對族屬身份認同的創作者們開始為這個族群的現狀表示憂慮。

于是，現實社會問題在當代涼山彝族文學創作者的筆下也有所體現，從而構成了豐富多元的新世紀彝族文學書寫，總體來看，新世紀的彝族詩歌寫作有著多元化、多聲部的發展趨勢和不同表現形式的族裔本位性訴求[5]，在這一時期，很多詩人詩作中也反映流動和務工的現實處境，還為此創辦了彝族打工文學民間刊物。值得一提的是，這不僅僅是當代涼山彝族文學發展特征之一，亦是其他少數民族文學發展中所呈現的一般特征。

二、在流動與文學想象之間：彝族工人詩歌的發生

新世紀以來，彝族文學的多元屬性體現在諸多方面：比起吉狄馬加等老一代詩人對于民族共同體的抒情，更多的詩人開始關注彝族鄉土社會的人口流動與經濟變遷，以及背后產生的社會問題。畢竟在吉狄馬加、倮伍拉且等當代彝族浪漫主義抒情詩人開始寫作的年代，彝族的社會問題還未如此顯現。

我在觀察彝族文學的流變詩，提出當代寫實詩歌的概念。古代彝族具有浩如煙海的史詩文獻，長于抒情，少見寫實作品（創世史詩除外）。事實上，直到當代彝族文學創作的第三個階段，詩人們才對社會現實問題投入更多的關注，而這些觀察與關注則直接影響到詩歌書寫。這一切與詩人的身份變遷不無關系。

2012年，本人與彝族文學編選者阿索拉毅合作統計了58位較為活躍的彝族詩人的社會身份，其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有7人，在事業單位的有24人，公務員有14人，企業有7人，農村進城務工者（包括無業者）有6人（如圖示）。

在這一數據中，務工者占總體寫作者比例的百分之十，而隨著時間的推進，根據即時跟蹤的詩人數量推測，務工者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長。2015年，一個描述打工題材的紀錄片《我的詩篇》進入公眾和相關研究者的視野。這部紀錄片詳細記述了六位打工詩人的生活狀態，以此紀念自殺的工人詩歌愛好者許立志。其中，吉克阿優是雙重邊緣化的角色，首先，工人詩歌是當代文壇較為邊緣化的存在，其次，彝族工人詩歌更加少見。吉克阿優不僅參與這部紀錄片的宣傳，還創辦了彝族打工文學民間刊物《飛鷹》。吉克阿優現在浙江打工，此前在東莞務工多年，有著豐富的底層經驗，對涼山彝族外出務工人員的流動和秩序了如指掌。魯弘阿立主編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紀彝人詩選》的前言中，曾對工人詩歌做出表述，他認為很多彝族人離鄉去漢族地區打工，“聽從漢人老板們的調遣與意志。在這種陌生化語境中，詩和歌成為鄉愁的訴說通道。也因此，城市生活也成為彝人詩歌的一大主題，他們開始用描寫故鄉世界的筆法描述城市里的一切，水雷般的欲望和陷阱，醉生夢死的都市，成為異鄉的代名詞。” [6]

魯弘阿立指的正是社會流動背景下彝族打工詩歌群體的出現。阿優的詩歌，每句字數不多，而行數卻不少，他用現代寫實的語言模仿和繼承了彝族古代敘事詩的傳統，彝族文獻長詩多為五言或者七言寫成，并且行數很多，是彝族古代文學的標志性特征之一。而在彝族當代漢語文學中，尤其是上世紀 80年代以后，大多數彝族詩人便不再沿用這個敘事傳統，盡管在彝文創作的詩歌中還會出現。雖然阿優的詩歌品質還有待提升，但是詩歌中反映了彝族打工者在東部城市的工廠里的真實境遇，這在彝族當代詩歌中實為罕見。通過青年詩人們對待現實的詩歌處理方式，我們似乎可以窺視到彝族社會的現實狀況。彝族詩人沙馬中華的《山風》也是近年來開始創刊的民間文學刊物，主要刊載以工人文學為主的作品，當然，他也擴展了編選的視野，刊載了十余個民族的文學作品。

除了吉克阿優和沙馬中華之外，還有一些創作彝族打工詩歌的“離鄉”詩人。比如居住在東莞的彝族青年詩人阿微木依蘿，如是描述彝族的流動性：“當我的族人舉著火把穿過山林/追逐漸行漸遠的野獸/我拖著自己長長的名字走在城市里/就像拖著一棵枯萎的樹/我住在這里，叫不出鄰居的名字/沒月亮的夜，也不許點起火把/有人在我居住的樓下跳舞/尖利的高跟鞋像魚刺——卡卡卡” [7]

詩人也是生于涼山，后來外出務工。和吉克阿優剛好相反，她初中肄業后輾轉于長三角和珠三角之間，在謀生的同時開始散文和詩歌的創作，現居東莞。其作品體現了客居的城市和彝族鄉村社會之間的異質性，比如她用了“長長的枯萎的樹一般”等修辭來彰顯少數族裔在都市的特殊性與邊緣性。因此，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樣關乎彝族工人階層的日常生活，并且對涼山的現實產生觀照。她的作品經常在書寫熟悉的故鄉，又常常與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相對比：“山里人喜歡酗酒。他們倒在地上以為倒在草原上那般瀟灑，他們放聲高歌，以為騎在健馬上奔馳，以為在摔跤比賽。總之，只要他喝醉了，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草場，所有人都是他要摔在地上的手下敗將。如果他從地上爬起來，走路都會帶著幾分高山英雄的路數，扭扭扭，左腳絆右腳，像剛剛得了個摔跤冠軍。” [8]這樣的表述極為生動地描寫出了族人愛酒的形象，以及彝族人在東部地區現代都市社會的適應性。

三、在文學創作與社會流動之間

在大規模的社會流動下，涼山彝族早已不再是林耀華先生調查時期那種封閉而傳統的鄉村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向東南沿海地區的“離鄉”之舉。全球化擊碎了傳統彝族社會的共同體，卻又以千絲萬縷的方式重構了彝族的“共同體”。在此時，很多詩人不再僅僅是“知識分子”，還肩負著許多與文學無關的現實角色。這也是彝族文學發展較為晚近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前文提到的吉克阿優，他不僅是一位詩人、詩歌編選者，還承擔了與文學并無關聯的其他社會角色。2011年，我與吉克阿優相識，他邀請我為他的詩歌民間刊物出謀劃策。在那一時期，我知道他在浙江一家羽絨服廠做工，有一個妻子以及年幼的兒子，在彝族詩歌圈開始小有名氣（因為他寫作的內容突破了傳統的抒情詩，而是直接指向工人階層的現實）。2015年，我與吉克阿優第一次見面，那是在東莞的彝族年聚會上，勞務公司的工頭們共同出資舉辦了一個幾百人規模的聚會，我去做田野調查，得知吉克阿優也會到場并且當作工人代表發言。發言之后，我和吉克阿優做了一場訪談。

吉克阿優表示自己來東莞的行程異常繁忙。在短短三天的行程內，他需要走馬燈式地完成若干項工廠事故的調解工作。關于這一點，國內一些珠三角彝族流動人口的相關研究也有所提及。在彝族傳統社會構成中，鄉里間的糾紛也是靠調解得以解決的。研究彝族習慣法的學者楊洪林提及：“莫”是彝族人糾紛調解的一項基本機制。在具體的糾紛調解中, 莫薩除了從糾紛中尋找事實外,還必須通過援引自己所掌握的判例(又稱“伍波”)來說服糾紛各方接受一個大致符合常規(又稱“伍資”)的方案,最終促成糾紛的解決[9]。

然而，在珠三角地區的糾紛，大多數是和勞務相關。在劉東旭的研究中，欠款糾紛由于彝族工人群體眾多而很少發生（彝族人的群體事件會引起公安的重視，因此工廠不會隨意欠彝族人的工錢），最常發生的是工傷糾紛的調解 。和彝族的習慣法不同，現代社會通常會訴諸于法律，而彝族務工實行的是工頭制，即工廠不直接和工人簽合同，而是和工頭簽合同。因此法律路徑并不容易實現，最多的選擇方式還是調解制度。吉克阿優正是擔任了一些工傷事件的調解人。對于為什么讓他去擔任這一事件的調解人，據他的敘述可以推斷，首先，他外出務工多年，熟悉漢語，并且熟知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務工制度；其次，他是彝族工人階層中較為知名的詩人，屬于“知識分子”，鑒于在彝族傳統社會的糾紛調解中，一般會選擇德高望重的人員擔任“調解者”即“德古”，因此，在珠三角的彝族社會中，大的工頭和吉克阿優這樣的“知識分子”去擔任調解者也是必然的選擇。

2016年初，紀錄片《我的詩篇》在珠三地區角眾籌放映，這場電影的費用是由一個較大的彝族勞務公司贊助，希望給新來的工人增添一些娛樂活動，順便提升一下文藝素養，導演由于忙于其他地方的公映而無法到場，就希望紀錄片的主角之一吉克阿優作為代表人物，去珠三角（惠州和東莞等城市）和他的“涼山兄弟”們見面并且協調眾籌放映的事宜。尋找合適的影院的事情一波三折，原因是這批即將進廠的新工人剛從老家過完彝族年，招聘過來共計三百人。而有的影院場地僅能容納一百人，有的影院雖然可以接納一次性五百人，規模符合他們的要求，但是在具體協商時擔心這么多流動人口是傳銷等非法聚會，于是拒絕合作，費了很大周折，吉克阿優終于敲定了一家影院，從而順利進行放映。

除此之外，這位詩人還需要抽空協調送廠的事情。 “送廠”就是包工頭從彝族家鄉招募來新的彝族工人之后，需要將其送入與自己勞務公司長期合作的工廠，從而實現自己的抽成和利益。然而，并不是每個環節都可以實現完美的對接。比如預計將三百人送到其中一個工廠，而當時工廠由于其他合同未到期的緣故，只需要一百人；或者其他工頭送廠時還需要一百人彝族工人等等；諸如此類的事件有時吉克阿優也會參與調解。

與這樣游走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彝族打工詩人不同，地處涼山的另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彝族青年詩人做著一些其他的公眾事務——公益。這兩個人、兩個事業的合一恰好彰顯了全球化帶來的奇妙的相連。彝族詩人阿索拉毅也是我的重點研究對象之一。他生活在大涼山，除了日常寫詩之外，他還負責彝族當代詩歌的編選工作，成立了彝族詩歌館，收集了和彝族相關的文學類的大量電子資料，我們共同整理了彝族詩人的檔案。最終在2015年出版了《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系》[10]，而且我還參加了他當年的編輯工作。這只是他的重要事業之一，他的社會兼職角色是峨邊“壹點愛”公益基金執行人。這個公益基金恰恰又是珠三角的一位企業家2010年發起的民間公益組織，阿索拉毅負責了很多具體事務，比如調研小學的狀況，走訪，發放愛心物資等等。

另外，還有一位重要的彝族學者需要提及，即西南民族大學彝學院院長阿庫烏霧。他是著名的彝族詩人，擅長雙語創作，并且經常在公開場合朗誦母語詩歌，以喚取彝族人對母語的熱情。他的寫作很有特色，經常具有傳統宗教儀式的意味，我曾在近年來的研究中將其歸為人類學式的寫作。他的詩歌內容通常是對彝族社會現狀的泣訴，比如吸毒、病毒等負面的社會問題。以往文學界對他的研究大多是關于他的文學創作，而在2015年的一次訪談中，我得知了他與彝族的流動人群有更多的接觸。

阿庫烏霧向我敘述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運用自己的母語和感染力，去女子監獄進行演講，這個監獄里關了一些彝族的女性（可能是因吸毒或者偷盜入獄），而她們在認真地聽了阿庫烏霧的演講或“招魂”之后（這是一種儀式）而失聲痛哭，極富感染力和神話色彩。集體的痛哭和現實的痛苦之間，是詩人和知識分子的行為在發生作用。第二件事情是珠三角的工廠或工頭多次邀請他去工廠和彝族工人演講，希望提升工人們的精神氣質。

2016年初，涼山州民族研究所白史各研究員再一次趕赴東莞。白史各是彝族學者，受聘于“涼山彝族流動農民工面臨的社會性別歧視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改善”項目組 ，趁《我的詩篇》公映的機會，去宣傳艾滋病防治的相關知識，由于平時較難有時間召集大量的工人集會宣傳此類知識，只有在放電影的時候，才有三百多彝族工人同時聚在一起。在這樣的需求和工人流動背景下，她與阿優形成了長期合作伙伴關系，這里面缺少不了一個牽線搭橋的人物，那就是吉克阿優的初中同學沙軍。沙軍是東莞較為“有文化”的彝族工頭之一，出生于1985年，和70后的彝族工頭們不同，他能夠最先接受新鮮事物，因此他對白史各研究員的項目十分配合，又將自己的初中同學、詩人阿優介紹給白研究員相識。在對沙軍的訪談中，他坦陳，彝族打工者在珠三角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匱乏，因此他希望能夠在這一方面促進彝族工人在精神方面的提升，如果能和彝族傳統文化對接就更加成功。并且他認為，作為彝族外出流動務工人員的新一代工頭，他肩負著對工人進行文化指引的呼喊者的重任。

在東莞的田野調查中，我察覺到，沙軍和吉克阿優等年輕人與其他彝族工頭和工人有著不太相同的文化氣質和精神追求，在進一步的訪談中得知，有個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情，沙軍和吉克阿優同為涼山普格人，在初中時代，他們曾經接受過涼山彝族民間詩人發星的授課，前文提到，發星是彝族現代詩群重要的紀錄者、組織者和編選者，而他長期居住在普格縣，他義務去為附近的中學為彝族學生開設詩歌鑒賞課，在他的課堂上，吉克阿優和沙軍才得以對詩歌、對文學有所認知，因此吉克阿優在外出務工之后，依然選擇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并且加入了浙江平湖的文聯。在初中畢業后，二人就各自外出務工十余年，很少聯系，直到很晚近的時候，二人才因涼山彝族務工共同體的建設而重新聯系緊密起來。

近年來，涼山彝族人口的流動如彝族文學的發展一樣，也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向，知識分子、詩人對于共同體的構建增添了新的合力，那就是諸如沙軍這樣的既有一定知識文化，又將家支制度的現代性轉換付諸于實踐的“工頭”，當然，在這個流動群體的彝族共同體構建中，必然包含了經濟和利益的重要粘合因素，但是現實和文學的合流還是很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議題，而這個議題還必將延宕下去，期待進一步的調研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