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文獻整理、史實考辨、理論闡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出現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無所適從的變化，而最大的變化可能是古代文學身份的游移、迷失或邊緣化。

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和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當然，它的確立也有文學內部的原因，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例如古代詩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紀實等，小說戲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娛樂等，都是前人對這些文體功能的基本認定，也始終是把握它們文化地位、審美特質、藝術品格的重點。近代以來，文學反映現實觀念的日益突出，這依然是古代文學功能定位的關鍵所在。基于這一定位，文學在整個意識形態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也影響了文學諸文體關系的認識，如一度有所謂“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而上述認識又構成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軸心。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種思潮風起云涌，文化也發生著結構性的變化。如上所說，古代文學的身份確立是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這必然與古代文化學術體系存在著一定的錯位，這種錯位在文化的結構性變化中越發凸顯出來，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進而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顯的改變可能是，功能意義不再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軸心，取而代之的是對傳統文化整體價值以及對古代文學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這意味著對古代文學的重新定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熱”研究，是這一轉變的開始。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開闊視野與全新命題，使得古代文學內涵的揭示有了擴展與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一定程度導致了古代文學研究為相關學科提供素材與注腳的狀況，古代文學研究本身的焦點反而有所模糊。例如，當《紅樓夢》的文化價值被無端抬高，它的小說特征就可能在漫無邊際的夸飾中虛化，成為宗教、醫藥、飲食、節慶等等研究的材料。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國學熱”是“文化熱”的延伸與聚焦。如果說“文化熱”具有一定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國學熱”則更多地帶有對傳統文化精髓的肯定與弘揚意圖，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經典的精英文化。而由于古代文學的個性化、大眾化，特別是小說戲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學在國學研究中的邊緣化的趨勢開始呈現。我曾經應約寫過一篇《國學視野下的古代小說》，當時多少有點強為之說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沒有必要或有沒有可能讓古代小說搭上“國學”這輛多少有些曖昧且已經超載的車。反諷的是，“國學”至今沒有在官方的學科體制獲得準入證，它對古代文學的引領作用也就虛多實少。事實上，在國學研究刊物中刊發的古代文學研究論文，我們很難發現它們與傳統古代文學研究有什么本質不同。

最近十年，隨著“國學熱”的深入，經學研究有所復蘇，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也出現了經學化的發展態勢。雖然經學向來有漢、宋兩種路徑，但文獻至上始終是經學研究的正宗，勢必也成為了古代文學研究的主流，是否會由此造成與理論闡釋的畸重畸輕，是需要警惕的。近來，經學研究又與西方古典學接軌，“中國古典學”似乎成了國學及古代文學的新旗號。雖然這一旗號注定是寬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構的，但是對大量非經典性的古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很可能形成又一輪擠壓。

當然，近四十年來，古代文學借助西方文學理論的支持，例如敘事學、互文性、接受美學、傳播學等的引入與運用，古代文學研究也在不斷謀求自身的思維更新和領域拓展。不過，這些理論往往更注重現象的揭示，缺乏對功能意義這一根本價值的認知與評判，而沒有這一點，這些理論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學研究行穩致遠，也是有疑問的。同時，即便是傳統的古代文學研究，也不能不面對文學邊緣化的現實。

幾年前，我在為紀念《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周年寫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個“發現性研究”的詞，大概講了四層意思：首先，發現性研究應致力于發現前人未曾特別關注的作品的價值，提高其在文學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學史的覆蓋面，并相應調整文學史的座標體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樣可以嘗試通過發現性研究，對文本作出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復次，發現性研究還應特別著眼于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經驗超越時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學在文體、語體乃至具體的表現形式上，都與當代文學有很大不同，但文學精神、審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當今最新銳前衛的藝術思維，也可以在古代文學中找到其源頭。發掘古代文學作品歷久彌新的藝術思維，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參與當代文學進程的應盡義務。我相信，充實了當代意識的、以功能意義為主導的發現性研究，也許可以是下一個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