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世界紅十字日”當天，六朝古都南京拉開了江蘇省“我與紅十字”書法美術攝影展的帷幕，在高端大氣的江蘇現代美術館展廳里，我拍攝的一幅照片，排列于入展作品之中，旁邊還有一個白色的展示標牌，名稱：“初心不改”，作者：高錦潮，以及“一位無償獻血志愿者從血站獻血回到家里，對自己又一次將一本無償獻血證填滿后，在家人面前表露出的發自內心的喜悅與自豪。”的文字說明。

這幅照片被我手中相機的鏡頭收入取景框，過程很簡單，那是妻子拿著獻血證走進家門的瞬間。后來我想，它之所以能入展，來之于兩個字：鏡頭。

我對照相僅是業余水平，但為相機打工已有四十年工齡，換一種便于記憶的話說，叫剛好與改革開放同齡，因此，毫不虛夸地說，相機上的鏡頭在我手里，定格下了四十年的發展歷程。

1978年，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從洪澤湖畔的農村，走進了渤海前哨的軍營。農村娃到軍人的嬗變，就如同煙波浩淼的茫茫淡水換成一望無際的滔滔咸水那樣，有著好多值得描述的滋味。機遇既是改變一切的條件，又是逼迫人走向改變的通道。我所在的一營，當時宣傳報道工作在全團已多年當了副班長（最后一名），每周在電影放影前政治處的通報上都會“上榜”。一向在戰士面前神勇威武的營長和教導員，每每遇此，就像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兒那樣羞愧得面紅耳赤。

一次，有位買了相機的老鄉，特意借星期天找到我，讓我與他對照說明書，一起圍繞速度、光圈、聚焦、取景等等擺弄相機。教導員發現后，立馬讓通訊員把我叫到營部。立正、報告、進門。不待教導員發話，我的手心已因緊張冒出了潮濕濕的汗水。為了緩解我的心境，教導員笑呵呵地指著辦公桌對面椅子說，坐、坐、坐下。我服從命令似地抬頭挺胸、兩腿并攏、雙手著膝地坐到椅子上。其實，那哪叫坐？分明是蹲，因為屁股只是搭在椅子的一角上，心中則像揣著兔子，發出嘣嘣嘣地蹦跳，周身的血管自然是賁脹奔涌。有點結巴的教導員問我，你、你、你會拍照片兒？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他又笑著說，要講、講、講老實話。我說是真的。他立即反問，剛才不是還、還、還在玩相、相機嗎？我如實講出了原委。聽完后他就對我說，會是從不、不、不會而來的，凡事得靠、靠人，明天我、我、我們營也買、買、買一臺相機，你的任、任務就是學、學、學會照相，爾后進行投、投、投稿。

一個結巴子當上教導員，可見當時人才的稀缺；教導員如此重視宣傳工作，則反映出營里重視人才培養的程度。

就這樣，一部嶄新的120上海海鷗相機，第二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中。那時我的津貼一個月才六元，而那部相機就是一百三十多元，把如此高檔的東西交給我，真的使我受寵若驚。一個相機盲，竟被機遇逼迫上了攝影之路。那時的膠卷又貴，一個黑白膠卷才拍12張照片。上下膠卷基本得到晚上，白天要換時，就得將人連同相機裹進被子里。拍攝時也不方便，需要雙手捧著相機，打開上蓋，低頭看著取景框調整鏡頭聚焦，拍一張，還得用手扳動一下鏡頭旁的膠卷卷軸，很多時候由于忘了扳，而導致重復曝光造成的浪費。特別是需要補充光源時，還得要別人站在一旁，以助理方式幫助舉著閃光燈。沖洗條件更是相當簡陋，沒有專門的暗室，都是晚上沖洗膠卷，顯影液、洗影液、定影液、烘干、裁切等等，全部在紅布包裹著的一盞燈泡下進行，哪怕是為了一張照片，也得要忙到深更半夜。

那時，我相機鏡頭拍下的照片里，除了反映部隊訓練、打坑道、支援地方砍苞米、種地瓜、刨花生等農忙，還有的就是沙石路上塵土飛揚的拉練、換防與人們騎上時興自行車時的自豪表情。照片要想好看，就得專門到縣照相館去人工上色。1981年夏天，我探親時將相機帶回家，本想給從未照過相的鄉親們“開個洋葷”拍些照片的，可是，有位老年人卻指著相機上黑亮亮的鏡頭，說那是吸魂（陽氣）的，不能照，拍一下人的火性就低一回。嚇得沒人敢照相，最后，我只得無奈地為家人拍了些。而母親的那張照片竟成為了遺像，此事被村里人議論了好長時間。令我慶幸的是，鏡頭為我家發揮了無法彌補的作用，否則，英年早逝的母親，連一張照片都是留不下來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傻瓜相機走到了人們面前，意思是不懂攝影的人，也可以拿起機子就拍。其實，這種號稱自動調焦功能的相機，實際上并不一定具有自動對焦功能，它是依靠一擋小光圈加上廣角鏡頭的較大景深，達到基本清晰的拍攝效果的，這類利用超焦距的簡易相機適用范圍非常小，成像質量也相對要差，不過比起海鷗，那可是前進了一大步，閃光燈直接就裝在相機的上部，拍攝時可端起相機放到眼前，直視著拍攝對象進行取景按快門，自動對焦功能顯然使照片的清晰效率大大提高。這對我來說，那算是第二代相機，通過它的鏡頭，我拍到了部隊提干院校化、百萬大裁軍、五十萬再裁軍與軍營第一次出現的樓房。社會變化則在改革開放中一下將此前的手工布鞋、歷史鞋、大腰褲、運動頭，變成了大背頭、燙發、墨鏡、喇叭褲與雙卡收錄機、黑白電視機、電燈電話等，追求時髦的奇裝異服和稀少得難得一見的家用電器及吞云吐霧的綠皮火車，都被鏡頭收入其中，定格為一張張照片。

接下來，我的鏡頭不只是拍出了奔馳在水泥路上的摩托車、萬元戶的磚瓦房、西裝領帶、皮鞋、一步裙、電氣化鐵路線等等，還有BP機、電飯鍋、彩色電視機、影碟機、電冰箱等高檔家用電器。經年累月下來，收藏的照片與底片盒子，裝滿了一個柜子。

數碼相機普及后，我手中的鏡頭自然更是得心應手了。存儲卡都是按G來計算，有的可以拍攝上萬張照片，最主要的是拍得再多也不愁保管了，可以分門別類地利用電腦和硬盤進行儲存；洗印照片亦無需難以操控的人工，只要將顯卡插進電腦，把顯示的照片選出來，用二度修整進行到滿意程度后，再傳輸到機器里，眨眼之間便可借助智能設備洗印出來，還可以按照人的需求進行技術修飾，有的直接可以PS得以假亂真。此時的相機鏡頭里，不只是收入了高樓大廈、高鐵、美麗鄉村中的小樓、別墅和空調、液晶電視、私家車，也記錄著人們在穿高檔服裝的同時，拿著手機上網瀏覽，成為世界最大的低頭族。

在這里值一表的是，沒有數碼相機的時代，投稿為了防止途中照片被折皺，還得用硬紙板夾著用信封郵寄出去，如今只需點擊一下鼠標，圖片就可通過E—mail、QQ、微信，于眨眼之間無聲無息地發送到所要投寄的報刊社與網站，有時還直接用手機現拍現傳，不只是省下了郵寄照片的麻煩和費用，踐行著低碳環保，更主要的是加快了時間的速度，提升了鏡頭的價值。

四十年里，我手中鏡頭聚焦取景的次數實已說不清，相機也更新換代了好幾部，所拍的照片達兩三萬張，不只是圖片上了報刊、網絡，而且還得了不少獎，數十次被選入軍隊與地方各種類型、大大小小的展覽，僅改革開放從一周年到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及至目前的四十周年，便入展了數十次。前不久，我雖然離開部隊已經三十年，可是，當年部隊駐地的某縣籌備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覽時，竟然通過各種渠道好不容易與我聯系上，向我征集去了數幅反映軍內外變化的老照片。如今，只要我得閑翻閱一幀幀照片時，總會不由得感慨叢生，這種快樂真的是來之于改革開放打開的這扇門啊。

5月24日，在我們迎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央視發出一條轟動視界的消息，由中科院西安光機所承擔的國家重大科研裝備研制項目——高性能條紋相機面世。普通相機只能記錄1/2000秒的這樣一個運動過程，條紋相機竟能以一千萬億分之一秒這樣一個運動過程進行記錄。舉個例子為證，一顆子彈從眼前飛過去的瞬間，普通人或者是一般的相機是把它記錄不下來的，但是對條紋相機來說，便是小菜一碟，就好像靜止在眼前那樣，能把它的整個過程實時地記錄下來。其實，它還沒有出現時，“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載人航天、航母、天眼、深海潛水器等重大成果，已經被鏡頭給記錄了下來。

哇噻！四十年翻天覆地，四十年飛速發展。再過四十年，我國將會在改革開放的發展步履下變化成啥樣啊？那可是憑借聯想的翅膀都想象不到的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