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詠梅 作家，在《人民文學》《收獲》《鐘山》《花城》等雜志發表小說百余萬字，出版小說《一本正經》《隱身登錄》《少爺威威》 《走甜》《后視鏡》等，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林斤瀾優秀短篇小說家獎”、“汪曾祺文學獎”等。

在上個月剛剛揭曉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作家黃詠梅的短篇小說《父親的后視鏡》榮膺其中，收獲了眾多關注。今年是詠梅移居杭州的第六年，她在西湖畔作為專業作家的光陰，已達到了在羊城晚報“花地”任職文學副刊編輯、記者時間的一半。

我們所熟悉的詠梅，經歷單純、性格明麗，充滿好奇心，和復雜糾葛的人事篤定地保持距離。但在創作的筆下，她關注的卻往往是她所缺少的；她不寫自己，但也從未離開過生活。時光褪去她的青澀，獲得大獎后的詠梅依舊坦然地與熟悉她的讀者交流“我沒有長篇崇拜”，但目前正處于“重新尋找語句的瓶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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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精神姿態決定了作品的深度

羊城晚報：編輯與作家，這二重身份既貫穿著你的童年，又是你成年后一度的“兼職”。這給你的文學選擇帶來些什么？

黃詠梅：新聞報紙副刊對我的影響，等同于童年生活對一個人成長的影響。我父親編副刊編了幾十年，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在副刊發表，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也是編副刊。小時候，除了讀一些文學書籍外，讀得最多的是報紙的副刊作品。這種生活經歷讓我從小就離文學很近，或者說，是在一個文學氛圍濃郁的環境里成長的。

在羊城晚報的“花地”編副刊十三年，對我的寫作起到了重要的幫助，除了閱讀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重要的是接觸到更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文學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訪對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師，跟他們的接觸使我潛下心來，同時拓展了寫作的道路。至于新聞這個行業，我在小說里倒很少寫到，也幾乎不選取新聞事件作為創作素材。但是做報紙養成一貫對事物的敏感、求知、求真的習慣，使我對生活的人與事、對細節的觀察等方面都保持著敏感，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比較雜，涉及的領域也相對寬泛，對生活的感受力也相對敏銳。

羊城晚報：作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們時常會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共同經歷的生活片段，例如《負一層》等。不禁要問，你是一個現實型的作家嗎？

黃詠梅：應該說，每一個作家都是現實中的作家，至于你定義的“現實型”，我理解為“現實主義”作家吧。但我不是那種一貫被認定寫宏大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家，可能說是個“生活型”作家更合適吧。我一貫在生活里，在他人的講述里獲得寫作的故事和想法。所謂生活積累，對于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當一個有耐心的聆聽者、觀察者。虛構是寫作的一種能力，需要作家有超出經驗的想象、獨特的思考。

羊城晚報：你在一篇創作談中曾說過：“并不是說但凡要當作家就必須不幸，必須痛苦，必須都要冬天只穿一條單褲，必須失去享受幸福的權利，只是，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持精神的冷。”想請你通俗闡述一下這個觀點。

黃詠梅：“精神的冷”主要是說作家的一種精神姿態，不是冷漠，而是一種距離。作家的精神姿態從某種程度來講決定了他作品的深度。一個作家的精神姿態如果一直停留在“小確幸”上，大概寫出來的東西會趨向于心靈雞湯。如果作家與現實之間保持著某種溫情脈脈的關系，那么，他寫作動力和情感動力也主要是源于好奇和認同，寫作就容易停留在風花雪月、附庸風雅的層面上，其思想也多半在現實經驗的層面上滑行，難以思考和發現被現實經驗遮蔽的一些東西，以及其中存在的某種本質。當然，并不是說作家都必須去受苦受難，必須一直保持憤怒，而是內心要保持一種警惕，一種現實與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統一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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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在于反映了時代變遷下人的命運

羊城晚報：“七十年代作家”的標簽已隨這個創作群體的超級多樣性而難以成型。但也有權威意見認為，這一代作家之所以尚未進入經典殿堂，是因為缺乏“個人記憶的歷史框架”。不過，在你的作品里，其實是能體會到一種“年代感”的，它恰到好處地上接“革命年代”、中連改革開放、下啟網絡時代，說是一種“歷史感”并不過分。你自己如何看待這一點呢？

黃詠梅：我們都是7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因為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承前啟后的時間段中，最得心應手的還是寫這個時間段。經典需要時間來認定，而不是當下的什么人。我想，假以時日，你所讀到的這種“年代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成為新一代讀者的“歷史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進入歷史的方法，我們這一代人，作為非親歷者、旁觀者，或者教科書的塑造者也好，對于歷史的表達，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框架，擺脫了宏大敘述的魅惑，更愿意從個體的角度進入，表達人在時代之下的生存和生命感。我覺得好的作品，不是我們常說的反映了時代變遷，而是在于作品反映了時代變遷下的人的命運。這個命運包括，時代的命運（也就是外部命運）對人的命運(也就是內部命運)的影響，外部命運和內部命運有著勻稱的節奏、呼吸，內外形成小說的復調，這才是一篇豐富的優秀小說。

羊城晚報：評論者認為你是為數不多的、不強調女性意識的年輕女作家，不糾纏于只屬于女性的困惑、私生活與情調，也不刻意確立一種女性話語模式以對抗男性的話語權威，反而顯得比較獨特。這是你有意為之嗎？

黃詠梅：女作家一旦開始寫作，就面臨著被窺視的危險，因為讀者會一廂情愿地認為，女作家寫的都是自己的那些經驗，甚至私生活，這跟一度流行的“私化小說”有很大關系。此外，人們一談女性寫作，就容易跟情感、身體、欲望這些形容詞發生關系。我其實挺反感這種關聯的。在我的創作思維里，女性只是一個寫作的角度或者視角。我的寫作口味很駁雜，寫我感興趣的，寫我能寫的。我并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寫作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應該是雌雄同體的，相比“女權”，我關注“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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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會帶來文化差異上的興奮

羊城晚報：對于作家而言，遷徙總是耐人尋味的。2012年移居江浙，來到自古詩意盎然的“文化天堂”，生活和文化環境上的騰挪更大，不知你在文學上的感受和追求有何變化？

黃詠梅：在浙江定居之后，生活節奏一下子“慢”了下來。浙江的語言、飲食和浙江人的文化、氣質，對我的影響肯定會慢慢地在作品中有所體現。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在廣州時我偏愛喝鐵觀音，到了浙江，我愛上了西湖龍井茶，并且喜歡用玻璃杯泡，一邊欣賞茶葉一根根像跳舞一樣在水中沉浮，一邊聞著那股清香，這過程必不可少。浙江相對精致的審美習慣也影響著我作品中的審美趣味。另外，生活節奏的放慢給了我更多的時間去思考作品本身，從而對生活中的芥豆之事都能有所體悟。

遷徙會帶來文化差異上的興奮，但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根據地——方言的丟失，這其實對我來說是把雙刃劍。過去我的作品是帶有嶺南“粵味”的，有很多粵方言的運用，但如果再套用在浙江日常生活描寫里，就顯得不恰當。所以，我也存在一種離開根據地的惶惑，目前，我的寫作就處于一個重新尋找語句的瓶頸中。

羊城晚報：這篇獲獎的《父親的后視鏡》，因出現了運河和杭州人熟悉的一些地名，而被視作你移居江浙后的代表作。是這樣嗎？

黃詠梅：倒也談不上是我在浙江寫的代表作，這只是我在浙江生活后寫的一篇小說，里邊寫到了杭州一些地方，但說實在的，這些地方換作廣州也是成立的。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個“父親”是杭州人還是廣州人，他哪里人都不像。要真正融入到這個地方，寫出這個地方的人物、風物，我想，還需要生活得再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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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短篇，沒有長篇崇拜

羊城晚報：為什么短篇小說會成為你最經常選擇和最擅長的體裁？短篇小說的創作對你而言就是創作目標本身，還是通向長篇的驛站或素材簿呢？

黃詠梅：我熱愛短篇，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大概就是一種天然、天生的喜歡吧。我對寫長篇的熱情遠不如短篇，我沒有長篇崇拜，也不覺得字數多的作品就厚重，短篇就單薄。

羊城晚報：《父親的后視鏡》在發表當年就入選了“2015羊城晚報·花地文學榜”十佳短篇小說。評委們指出，觀照普通的小人物、甚至是“邊緣人”正在成為你的一大特色。從何時起，你開始走上這條類似張愛玲“從普通人里尋找傳奇”的文學路呢？

黃詠梅：我從寫作一開始就喜歡寫小人物，因為我本身就是個小人物啊。你有沒有發現，普遍我們這代作家都喜歡寫小人物、邊緣人，大概因為這樣能相對容易地書寫自己對這個時代的一種情緒：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對于改變的無所適從、無法掌控的惶惑。跟很多70年代出生的文學青年一樣，我的確喜歡過張愛玲，仔細想想，張愛玲對我的影響，不是“從普通人里尋找傳奇”，而是從日常生活里體味生命感，從個體命運里透露出時代感。現在倒不太會回頭去看張愛玲的作品了，她對我來說成為一種底色，一種情緒狀態，具體的寫作來看，我受張愛玲影響不是太大。

羊城晚報：近兩年，朋友們發現你的生活里多了一個主角——一只貓咪，你為之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很巧，你獲獎后的最新作品是《給貓留門》。貓，讓你悟到什么？再順便問一句，你下一步創作計劃中那部關于現代女性的長篇怎么樣了？

黃詠梅：說到貓，我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哈哈。我覺得貓跟作家有很多共性，宅在家里、孤獨高冷、好奇心重等等。據說貓能保持好奇是因為它們健忘，我覺得對于作家來說，經驗、習慣、記憶這些東西會阻擋他的好奇心，會讓作家看不到很多東西，所以有時候健忘未必是一件壞事情。我時常羨慕貓有一雙萬事都覺得新鮮的眼睛，我甚至經常會順著貓凝視的方向去看，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很傻吧？

我現在是在寫長篇，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種厚厚的長篇，十來萬字的小長篇吧，合同上寫的是明年6月交稿，但我覺得夠嗆，因為我寫得很慢，我一直都寫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