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70后”軍旅作家的創作逐漸為文壇矚目，“新生代”軍旅作家群體已經成為軍旅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與他們的創作成就相比，相關的研究和評論還遠遠不夠。“80后”批評家傅逸塵對“70后”軍旅作家群體進行了長期跟蹤研究，并首倡以“新生代”軍旅作家的概念對這一群體命名，且撰寫了大量相關的理論、綜述、作家作品論等文章；從2014年起，傅逸塵在《神劍》雜志主持“新生代軍旅作家對話錄”專欄，累計推出24位青年軍旅作家，在業內引發關注和熱議。在此基礎上，作家出版社新近策劃出版了傅逸塵編著的《“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叢書（上中下三冊）。叢書由傅逸塵撰寫總論，每名作家小輯收錄傅逸塵的評點文章、作家作品論以及作家代表作、創作談、對話錄、創作年譜、評論要目。該書是文學界第一部系統性研究、評論、推介70后“新生代”軍旅作家群體的專著，全景式呈現出年輕一代軍旅作家的整體水平和創作風貌，也為廣大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閱讀參考與研究資料。

進入21世紀，以李亞、王凱、西元、王甜、丁曉平、朱旻鳶、裴指海、盧一萍、楊獻平、董夏青青、徐藝嘉等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軍旅作家進入讀者的視野，并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創作實力不容小覷。他們的創作覆蓋了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理論批評等各種文體，不但數量可觀，并在質量上葆有較高水準。

“新生代”軍旅作家大都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他們的軍旅生涯伊始，恰逢我軍新軍事革命浪潮開始涌動，軍隊從戰術、武器、兵種到部隊官兵的知識結構都發生了歷史性遽變，這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好的機遇和表現領域。而且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論，無論是部隊讀者，還是地方上數量眾多的“軍事發燒友”，也都希望從軍旅文學中感知強軍興軍的壯闊圖景，感受“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的風采與“亮劍”精神。軍營生活的新變和讀者的閱讀期待，無疑為“新生代”軍旅作家提供了創新的空間和施展才華的舞臺。

“新生代”軍旅作家作為一個日漸活躍的寫作群體，他們以其獨特的審美體驗與視角，觀照著當代軍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狀態,為和平時期的軍旅文學寫作開拓了新的資源和面相。相較于前輩作家，他們更愿意將自己的文學目光聚焦于高強度壓力環境中的個體，表現逼仄生活幅面里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命運軌跡；在取材上，他們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豐富而駁雜的生命情態和生活經驗，對細節進行放大甚至夸張化處理，探索柔軟敏感的人性與人的內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層面便是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傷痛痕跡。“新生代”軍旅作家普遍具有本體的、異質的獨特審美體驗，具有重構日常生活之詩學理想的文學自覺；在敘事內容上，他們傾力展示平凡個體與世俗現實之間的種種糾葛，揭示新型軍人面對軍營與社會的急速變化所遭受的各種尷尬的精神處境和命運遭際，在倫理敘事與敘事倫理兩個層面上呈現出鮮明的特色，為21世紀初年的軍旅文學增添了一道別樣的風景。作為一個鮮艷奪目的存在，“新生代”軍旅作家群值得文學界予以持續關注和深入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的觀念方法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回歸文學對象的生命倫理和生活本體，重視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達，觀照軍人的個人命運和個體經驗，反撥長久以來“政治話語”對軍旅文學的規訓和異化，“新生代”軍旅作家獲得了新的更加豐厚的精神資源和寬廣的觀察、認識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敘事方向和動力。“新生代”軍旅作家對自身的經歷與經驗更為珍惜，敘事倫理的向內轉使他們無論是面對現實生活，抑或是勾勒戰爭歷史，均習慣于從小人物的個體經驗出發編織故事，并竭力避免宏大主題和場景的建構；他們習慣從個人化“視點”切入，以小見大，以點寫面，把生活改寫成片段式的、具體可感的生命過程與人生經驗，賦予“現實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

“新生代”軍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軍旅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中，使得他們筆下的軍人形象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憂慮和焦灼。作家的視野亦隨之淡出了宏大敘事，轉而對民間立場產生認同感，向平靜的日常生活靠攏，將情緒或細節放大，剖析最本真的“存在”的焦慮。

當下的青年寫作，總是顯示出一種簡單的性質和片面的傾向：每每將一種情感結構推向極端，而缺乏在復雜的視境中平衡地處理多種對立關系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文學應該從狹窄的個人視域和封閉的內心世界走出來了，應該以一種客觀的態度面對豐富駁雜的外部世界。客觀性不僅意味著人物形象的精確和真實，更意味著寫作倫理的強健和美學精神的開闊。“新生代”軍旅作家與地方“70后”作家相比，還沒有形成具有輻射影響的集群，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讓我憂慮的是，“新生代”軍旅作家們同樣存在某種模式化、同質化的傾向，這種傾向直接導致了氣象格局的狹小與持續生長的瓶頸。

“新生代”軍旅作家未來生長的瓶頸，首先是認知與把握現實軍旅生活的能力較弱。新時期以來的軍旅文學，因其始終密切跟蹤當代軍營和軍人生活的新變，深刻洞悉社會文化心理轉型，經由對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的生動描摹與深度透視，展現出了軍旅作家強大的思想能力、真誠的文學態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場，而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現實主義堪稱軍旅文學的精神底色和寫作傳統，它自身的性質和屬性都決定著軍旅作家需要及時快捷地追蹤、記錄當下軍營正在進行中的變革。而當下的“新生代”軍旅作家的軍旅小說卻缺乏在更高與更深兩個向度上認識和把握當下軍旅生活的能力。有的作品雖然寫的是現實題材，但創作主體缺乏緊跟當下軍隊新變化、觀察軍營新情況的自覺意識，缺乏宏闊視野和整體性思維，缺乏穿透事象直達本質的銳利目光，導致作品所關注的并非是當下軍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帶有趨向性的景觀，所傳達的思想和意識并非是當下軍隊發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體。

其次，“新生代”軍旅作家的軍旅小說沉溺于“底層敘事”，視角狹小，缺乏大氣象。軍旅文學的審美品格既要有低沉悲壯的，也要有昂揚向上的；既要聚焦基層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關注軍隊發展的整體趨勢，需要有大視野、大氣象、大境界。當下的軍旅小說依然難以擺脫“農家軍歌”的陰影，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現出來的思想意識過于低矮、狹小、逼仄。作家執迷于對小人物、小挫折、小苦難、小悲劇、小事故的書寫，執著于軍旅文學的“底層敘事”，這樣就與當前波瀾壯闊的新軍事變革進程中的軍旅生活拉開了距離。“新生代”軍旅作家似乎需要更新文學觀念，嘗試以嶄新的創作姿態，寫出和平年代軍隊整體性的發展變化和新型高素質軍人形象。

再次，職業化的軍人倫理與傳統的犧牲奉獻和英雄主義精神之間的張力與錯位，是書寫新型軍人和當下軍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軍旅作家對此尚缺乏文學的自覺。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和平狀態的不斷持續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曾經籠罩在軍人頭上的崇高光環漸漸褪去，“價值解圣”之后的軍人職業日益退至社會的邊緣。1990年代之初，“農家軍歌”的唱響和朱蘇進創作風格的轉變作為當代軍旅文學“英雄主義寫作”主潮之外的一種變調，較為敏銳而及時地觸及了軍人倫理的職業屬性。但是“農家軍歌”寫作因為對農民軍人狹隘性和功利性的過度戲劇化表現和片面性的價值評判，而喪失了對軍人職業一般屬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朱蘇進的《醉太平》盡管偏離了其一貫張揚的理想主義英雄美學追求，象征著創作主體“英雄夢”的破滅，但是卻歷史性地開啟了當代軍旅文學對軍人職業倫理的正面書寫。然而進入1990年代中期，隨著“農家軍歌”的式微和朱蘇進從軍旅文壇的淡出，軍人職業倫理敘事剛剛啟動便戛然中止。筆者認為，當下軍人倫理的內涵，簡言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使命任務的特殊要求，決定了軍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生活內容都有著獨立于社會——地方的特殊性，軍人生而為戰勝，要在戰爭和戰爭準備中追求其終極理想和價值；二是軍人職業的一般屬性，決定了軍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通約性，在特定的體制之內成長，軍人也要面臨職業的選擇、職務的晉升、“職場”的競爭，以及婚戀問題、瑣碎的日常事務和家庭生活；三是英雄的軍史和優良的傳統對軍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立場原則、價值判斷、道德規范等等方面的傳承性影響。這三個方面在現實生活中的纏繞、滲透和交融構成了現代軍人倫理體系，也成為“軍人倫理敘事”的內在要求。

英雄敘事是軍旅文學的精神風骨，21世紀的軍旅文學同樣需要塑造當代英雄形象，而“新生代”軍旅作家的部分作品過分抽離了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核，與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質化，難以形成獨特的品格。筆者認為，對當下軍營的深度挖掘、對新型高素質軍人形象的新鮮塑造是“新生代”作家今后在創作上有待挖掘的資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間。

當今社會生活正在飛快向前發展著，強軍興軍的時代浪潮席卷而至，軍隊、軍營和軍人正在發生全方位的深刻變化。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及時而深刻地反映軍旅生活的新變和新型軍人的生存狀態，以文學的方式構建軍人倫理新的時代意涵，是“新生代”軍旅作家亟待回應的現實課題。誠然，以文學的方式概括現實、穿透時代對“新生代”軍旅作家而言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但是我想，即便不能給現實生活的諸多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至少也要寫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即便不能貢獻整體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識，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場；即便不能在形式上開掘創新，至少要趨近于高貴優雅的文學氣質。惟其如此，“新生代”軍旅作家才能突破局限和瓶頸，葆有未來發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摘自《“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上、中、下卷）》，傅逸塵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