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紗有美》是日本女作家角田光代的最新作品，在帶有懸疑色彩與感傷氛圍的小說中，作者講述了一群青年人對來處的追尋以及對自己存在的拷問。角田光代以往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總是將關切的目光投向女性群體在生活以及精神上的困境。而在《我是紗有美》中，角田光代將目光轉向了家庭構成、親子關系與自我認同。

小說開始于紗有美對5歲到10歲間夏日別墅的回憶。在前半部分，紗有美、樹里、彈、雄一郎以及賢人等主人公們對只在童年夏天才會短暫停留的別墅寄托著深切的懷戀之情。紗有美將在別墅中度過的短暫夏日視為自己失敗人生中惟一的真實，彈則在成年后，不惜背上高額貸款也要買回這座被父母賣掉的別墅。它既是一個具體的、可感知的、主人公們度過童年時光的空間，又是主人公們成長過程中不斷在記憶中重構的、充滿象征意義的空間。這群生活在東京的年輕人，越是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困境與挫折，越是懷念在鄉間別墅度過的童年夏日，將其建構為烏托邦般的美好存在。這一敘事溝通了日本現代文學中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文學產生了一股將鄉村生活浪漫化的潮流，在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等人的作品中，鄉村生活充滿寧靜祥和，與異化、冷漠、丑惡的都市生活相對立，是人們在破碎的現代生活中能尋找到的惟一完整而又具有確定性的存在。同樣，在《我是紗有美》中，主人公們在鄉村別墅上寄托的不僅僅是對童年的美好回憶，更是在撲朔迷離的線索中，探尋隱藏在自己存在背后的真相以及理解和接受自己存在的嘗試。

而與美化鄉村生活的作品不同的是，鄉村別墅對主人公們的意義不再是對都市生活的反抗，而是引出他們身世之謎的節點。發生在別墅里的夏日聚會勾起了主人公們無數疑問：這座別墅在哪里？父母們為什么要在每年夏天帶我們參加在別墅舉行的聚會？我們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什么夏日聚會突然就終止了？這些疑問促使他們不斷地靠近身世的真相。“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追問是文學史上一個歷史悠久的母題，當主人公們的身世之謎被揭開，困擾著他們的是要不要去尋找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相比母親們勇敢堅定的形象，小說中的父親形象一直比較模糊，要么自始至終就沒有存在過，要么隨著主人公們的成長慢慢從他們的生命中消失。主人公們對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的尋找，既是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這母題的延續，也是對父權的嘗試性確認。小說情節并沒有沿著傳統的“猶豫-嘗試尋找-找到”的路線發展，主人公們在嘗試的過程中慢慢放棄了尋找。這并不是因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與自暴自棄，而是源于對自我存在的確認。從古至今，文學作品中尋找原鄉的主人公們，總是將對自我存在意義與價值的思索與想象中的來處緊緊捆綁。探尋“我從哪里來”是為了回答“我是誰”，從而理解并認同自己的存在。但小說中，主人公們對自己存在的理解與認同，并不是基于尋找到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而是在嘗試尋找的過程中漸漸建立起來。小說中法律上的父親在對樹里講述心路歷程時，提到由于當初對捐精者的精挑細選，讓自己隨著樹里的成長而漸漸產生自卑感，也就是說，正是對幸福的細致規劃與想象，毀掉了人物現實生活的幸福。在小說結尾處，紗有美在給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的信中寫道：“如果我不存在，就聽不到那首美麗的歌，也看不見那場盛大的儀式。如果我不存在，那一切都不存在。所以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因為昨天見到的東西都是存在的。”年輕一代在不斷將各種想象加諸于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的過程中，慢慢摒棄了這些想象。他們對自我存在的理解與認同不再建立在虛無的想象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生活的點滴體認中。

與此同時，他們也完成了對父權的再次解構。紗有美在信的結尾處寫道：“我不會再叫您‘爸爸’了，因為即使不叫，我也會好好地生活下去。”這既可以看作年輕一代確立獨立地位的宣言，也可以看作是新一代女性對男性主導的拒絕。在這部作品中，主人公們對生物學意義上父親的尋找始于現實生活中的困難，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傳統“游子歸鄉”主題的改編。在都市生活中無所歸依的年輕人，渴望通過尋找父親來解決所遇到的難題。父親在這里扮演無所不能的角色，找到父親，就回到了安寧祥和，也就是回到了“家鄉”。但依靠自己逐步建立起來的對自我存在的理解，解構了父親無所不能的形象，從而完成關于獨立的敘事。雖然在小說中，作者沒有將目光固定在女性群體身上，但這種對父權的解構依然是女性主義的。紗有美不僅作為年輕一代發出獨立宣言，也作為一名新女性拒絕了傳統男權的裹挾。小說中面目模糊的父親們最后也沒有樹立起清晰形象，反倒是主人公們隨著探尋，越來越加深了對母親們當初選擇的理解，以及她們無論如何也要獲得自己想要人生的勇氣的贊許與欽佩。當他們認為即便不知道父親是誰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時，在充滿勇氣的自己身上，看到的是“當年年輕氣盛、充滿希望、無所畏懼的媽媽們的身影”，顛覆了以往文學中慈祥賢惠卻缺乏自我思想與獨立精神的慈母形象。

從表面看，《我是紗有美》將目光集中于家庭關系與自我認同，并沒有將筆觸擴展到對現代性的思考。但小說主人公們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恰是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副產品。由于試管技術的發展，主人公們才獲得生命；也正是這樣的出生方式，讓主人公們及其家人陷入長久的掙扎。到底如何定義主人公們與原生家庭中父親的關系？又該如何定義他們與捐精人之間的關系？親子關系究竟是由血緣決定還是由選擇和相處決定？這一系列的問題讓許多人物陷入困境。現代技術在給予他們希望以及生命的同時，又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應對挑戰的過程，也是現代生活對人進行剝奪與異化的過程。在這點上，《我是紗有美》與日本現代文學反思現代性的傳統產生了奇妙共鳴。相比前輩們，作為從泡沫經濟時代寫到蕭條時代的作家，角田光代對現代經濟社會有著更為細膩且深刻的體認。她在《我是紗有美》中對親子、家庭、幸福以及自我的追問，也是對現代性更加深層次的反思。

對現代性的反思在小說中還體現為各種疾病的隱喻。《我是紗有美》中父親們生育能力的失去，顛覆了傳統健美、陽剛、充滿生殖崇拜的男性氣質，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隱喻。美國學者康奈爾將男性氣質分為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和邊緣性。在傳統男權社會，支配性男性氣質被認為是理想類型和主流。當人們隨著現代化浪潮深入體會到現代社會的碎片化與異質化時，支配性男性氣質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從屬性與邊緣性男性氣質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誠然，支配性男性氣質在現代社會的弱勢在某種程度上是女性挑戰傳統性別秩序的成果，但在更大層面上，也是對人類整體的現代生活狀況的隱喻。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現代社會，支配性男性氣質所具有的掌控感與確定性被消解，人們默默忍受著與現代性如影隨形的孤獨感與異化感。在《我是紗有美》中，三位男主人公彈、雄一郎以及賢人無一例外地陷入了悄無聲息的精神危機。雖然從表面看，他們的生活沒有出現什么大問題，彈和賢人都事業有成，即便是事業上較為失敗的雄一郎，也有穩定的住所和較為固定的收入來源，生活中沒有任何肉眼可見的風險。但他們的精神狀態卻永遠處于壓抑、疲憊以及疏離。彈始終無法與人建立深層次的聯結，賢人不愿意給任何人長久的承諾，而雄一郎則對人生自暴自棄。他們的精神危機成為全體現代人的精神畫像：一個人無論在現代社會中如何成功，也無法擺脫如影隨形的孤獨感與邊緣感。

雖然小說里展示了現代社會的冷漠、孤獨與異化，但作者依然是溫暖而樂觀的。在小說結尾，她讓主人公們與現代社會達成和解，他們擺脫了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困惑，也通過對自我存在的認可克服了精神危機。小說以賢人的婚禮作為結束，這是一種古希臘式的喜劇結尾，賦予了故事一種古典式的確定性。賢人終于給出承諾，彈與雄一郎也下決心要開始新的人生。而四位女主人公，也正視了人生中的種種變動、不幸與危機，懷著近乎飽滿的勇氣開始了新的征程。小說結束在紗有美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之中，可是讀者難免會對這種結尾有所保留，畢竟現代讀者早已知悉高潮后所有人會走向不可避免的滑落。但這也正是作者賦予主人公們的高光時刻，讓他們試圖掌握現代世界并把它改造為自己的家，讓他們有了在躁動不安的世界里成為現代人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