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更是一種創作態度
李一鳴 ,文學評論家,作家,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廳主任,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教授,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原常務副院長。多次擔任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出版著作6部,發表散文、文學評論700余篇,10余篇散文被選入《中國散文年選》《山東新文學大系(1917-1999)等重要選集,入選《山東文學通史》,曾獲冰心散文獎散文理論獎等重要獎項,多項研究成果獲得省部級優秀成果獎。
當我們談到現實主義時,對它往往有幾個維度的理解。一是作為一種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現實主義發生在西方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末期;二是作為一種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恩格斯關于“除了細節上的真實之外,現實主義還要求如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論述,被公認為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和方法的經典詮釋。除此之外,人們往往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維度:現實主義是一種創作態度。法國文學史家愛彌爾?法蓋曾說過:“現實主義是明確地冷靜地觀察人間的事件,再明確地冷靜地將它描寫出來的藝術主張”;俄國文學理論家杜勃羅留波夫在評論普希金的詩歌時使用了“現實主義”這一概念,其涵義也更多是指作家對生活所持的態度。
何為現實主義態度?概括地講,就是密切關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現實,關切人類生存處境和精神成長,揭示現實生活本相和時代特質,書寫人類豐富飽滿的心靈世界。
首先,現實主義體現從客觀生活出發的現實邏輯。現實主義密切關注社會現實。美國文學理論家雷內?韋勒克在《批評的概念》一書中論道:“藝術都是當下現實的一種反應”。中國文學從《詩經》、唐詩、宋詞、漢賦、元曲、明清小說到現當代文學,從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關漢卿、曹雪芹,到“魯郭茅巴老曹”,關注現實、呈現存在,始終是創作的主潮。《詩經?國風》作為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其中的篇章多來自對現實生活的描摹和感知。《七月》描述的是奴隸階層血淚斑斑的生活,《伐檀》吶喊出的是下層人民階級意識的覺醒,《采薇》反映了士兵征戰生活,《君子于役》表達的則是勞役給家人帶來的痛苦和思念。勞動、歌詠、愛情、婚俗、戰爭、徭役、壓迫、抗爭、祭祀、幻想、天象、山川,周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應進入詩人的筆端。至于李白筆下的長安、杜甫眼中的老媼,蘇軾的儋州之苦、關漢卿的竇娥之冤,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無不是當時社會現實的逼真寫照,無不是作家對生活的思考和浩嘆。五四以降,就對中國社會的揭示而言,魯迅對國民性尖銳透徹的解剖、對黑暗社會毫不留情的批判,無出其右。茅盾則堅持以社會分析視野觀察社會生活,以史詩性文學創造開掘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長河。當代許多優秀作家,莫不以描繪現實生活、揭示生活本質為己任,創作出閃耀著現實主義光芒的篇章。
放眼世界文學史,秉持現實主義精神,關注現實、描寫現實、揭示現實,也是許多西方杰出作家的選擇。19世紀法國偉大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創作的基點就是從現實出發,廣泛深入地概括社會生活,像歷史學家尊重歷史事實那樣尊重現實生活的真實,并揭示社會現象內在的本質,故而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評價為“對現實關系具有深刻理解的作家”,“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19世紀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巨擘狄更斯,關注的是生活在英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雙城記》《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等名作講述人間真相,深刻反映了當時英國復雜的社會現實。俄國文學巨匠托爾斯泰傾心于觀察生活并從中抓住生活現象背后的本質,如實地描寫現實,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出“可怕的真實”“驚人的真實”“極度的真實”,被譽為 “最清醒的現實主義”。
但是,必須認識到,作為一種創作態度,現實主義并不只對應于現實題材創作,固然在聚焦現實題材時需要現實主義觀照,在處理歷史題材、科幻題材等其他題材時,同樣可以體現現實主義的遼闊視野和深刻洞察;現實主義也不等同于非虛構寫作,小說是虛構的藝術,現實與虛構不形成溝壑關系,而是存在與表現、現實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聯系,在現實基礎上通過想象、虛構進行創作,不僅不影響揭示世界的本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世界本質的敞開;現實主義更不意味著僅僅運用細節描述和典型化這一種藝術手法進行創作,它不拒絕其他手法的運用,魔幻手法可以鑄成“魔幻現實主義”,荒誕變形的營構可以成就“荒誕現實主義”,鐘情對心理世界的極度刻畫可以形成“心理現實主義”,而結構現實主義、神話現實主義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也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立場、視角,甚或方法。質言之,只要秉持現實主義態度,不管現實手法、現代手法,還是浪漫主義手法,都不過是對現實或忠實記錄、或曲折表達、或變形體現的具體藝術手法而已。高爾基說,“在偉大的藝術家們身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好像永遠是結合在一起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這都為我們正確認知現實主義提供了指引。
其二,現實主義遵從創作的時代邏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現實生活總是一定時代中的社會存在,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不可能脫離時代懸空存在,這是文學的時代邏輯。《文心雕龍?時序》有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指出了文學變化與時代變遷的必然聯系。王國維的著名論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則深層次揭示了文學與時代的密切關聯,不同時代的現實生活賦予文學作品別樣的內容表達、體裁呈現甚至修辭特征。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認為決定文學藝術發展的是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因素,這里的時代,主要是指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社會制度、精神文化等,這些因素必然會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去。
事實上,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獨具的器物、制度和精神,時代是文學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社會風景、生活場景、人生情景,時代定然給文學作品打上獨特的烙印。而現實主義關注的不僅是時代的環境,更為關注的是時代的特質、時代的“精神性氣候”。
曹雪芹的《紅樓夢》堪稱“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百鑒”,其所描繪的詩詞歌賦、制世尺牘、琴棋書畫、對聯匾額,只能發生在中國;其所渲染的宮闈儀制、判獄靖寇,則非中國封建社會不獨具;其所描述的自鳴鐘、玻璃、汪洽煙這些西洋制品則是清朝中期大量涌入中國,從生活場景上散發出時代性氣息;而巨著穿透迷霧的光亮,則是賈寶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彰顯的反抗壓制、敢于叛逆、追求自由的精神情愫。《人間喜劇》作為一部反映法國19世紀上半葉社會生活史的巨著,描繪了那個時代“任何一種生活狀態,任何一種容貌,任何一種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個社會區域,任何一個法國城鎮”。作為對法國資本主義社會形形色色人物的速寫和時代風貌的展映,這部無與倫比的著作“用詩情畫意的鏡子反映了整整一個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俄國“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獵人筆記》,則具象展示了19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國農奴制下廣大農奴的悲慘生活和不幸遭遇,真實再現了農奴階級慘遭壓迫和欺凌的真相,揭露了農奴主階層的殘暴、偽善與冷酷,頌揚了普通人的善良、正直和樂觀。故事所產生的時代正是俄國從貴族革命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過渡的歷史轉變時期,俄國專制制度的腐朽本質全然暴露,農奴制度進入危機階段,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起來,農民反對農奴制度的斗爭日趨激烈。《獵人筆記》這顆批判現實主義的火種,點燃的是“射向俄國社會生活的災難——農奴制度的一陣猛烈的炮火”,其反抗與斗爭的力量,產生了撼人心魄的爆炸當量。
面對時代,如果僅僅是自然主義的鋪張描繪,而不是著意提取時代特征、時代風貌、時代精神,就會陷入淺表化寫作的泥潭。能不能表現出一個時代不同于其他時代的特質、新質、異質,是作品能否得以存在并傳之后世的重要標尺。現實主義態度提倡的是立足時代、觀察時代、聆聽時代、解讀時代,把握時代風云,抓住時代特質,呈現時代精神。面對時代,如果拘囿于所處時代本身,不能在歷史長河中認知時代、評價時代,也會落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混沌境地,時間是浪,淘盡千古歲月,只有以浩渺歷史為鏡鑒,方能辨清當世精神的高與下、清與濁。面對時代,如果缺乏辯證思維和銳利眼光,只見光彩炫目而不吝贊美,唯感霧霾充塞而怨氣沖天,則會徘徊于偏狹小徑,寫不出大塊文章。生活中有昂揚也有沉郁,有幸福也有不幸,有喜劇也有悲劇,有光明也有黑暗,現實主義態度應是既譜寫人類追求美好的旋律,又彈奏鏟除噩夢的交響;既書寫生命的覺醒,又直逼靈魂的淪喪;既描繪人性的高潔與光芒,又揭示人心的卑微與陰暗;不僅描寫社會矛盾沖突的錯綜復雜,而且要作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的勘探者”,努力揭示產生矛盾沖突的歷史緣由、時代成因、文化因素,就如魯迅所指出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意在復興,在改善!”
其三,現實主義服膺文學的人學邏輯。文學是人學,開掘人心、人性,展露人類的處境,是一切文學創作的筆鋒所向,更是現實主義聚焦所在。現實主義始終關切人類處境和內心世界。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為例證:1947年法國作家德烈?紀德以“呈現了人性的種種問題與處境”得獎,1957年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則因“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得獎;南斯拉夫小說家伊沃?安德里奇獲獎是因為“他作品中史詩般的力量——他籍著作品在祖國的歷史中追尋主題,并描繪人的命運”,西班牙詩人阿萊克桑德雷?梅洛獲獎是由于“他的作品描述了人在宇宙和當今社會中的狀況”;1996年,希姆博爾斯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由于其作品“挖掘出了人類一點一滴的現實生活背后歷史更迭與生物演化的深意”;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庫切的代表作“精準地刻畫了眾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質”;鑒于“深入表現了人類長期置身其中的處境”,諾獎委員會將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哈羅德?品特,緣于《暗店街》《星形廣場》《青春咖啡館》等名作“展現了德國占領時期最難把握的人類的命運以及人們生活的世界”,2014年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榮獲該大獎。
卡夫卡說,“文學的本質是同情”。現實主義始終以同情、悲憫之心,關注人的現實命運,真誠地注視人類的存在和死亡、地位和尊嚴、權利和責任、事業和生活,始終關切人類的心靈世界,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沖突與掙扎、希望與憂患、熱愛與憎恨、歡樂與痛苦、需要與訴求等等,真正使文學成為弱者的偉業。即使表達的是憤怒、怨恨、譴責,也是源自于對弱者命運多舛、遭際不幸、社會不公哀嘆同情的另一種反應。現實主義強調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讓文心永遠隨著人心跳動,透過人的生活情境和命運境遇,徐徐展開對人類生存領域的揭示,層層撥開人類精神的內里,到達丹納“精神地質形態”的“原始地層”,深刻揭示民族氣質和民族性格,進而達到最深層人性層,以思想精神的深度,使現實主義文學的創造之泉激蕩噴涌,從而實現法國作家皮埃爾﹒米雄提出的愿景,把“庸常的深淵變成神話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