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煒，1956年生，江西省婺源縣人。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代作家年譜研究。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等核心雜志發表論文200余篇。主要著作有為《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文學史二十講》《文化的轉軌》等，主編有《中國當代文學史資料》等大型叢書數種。曾多次赴歐美、日本等國和中國港澳臺地區講學、訪問。

根據我的經驗，新時期文學這四十年重談現實主義文學一般會出現在幾個關口：一是偽現實主義文學盛行，文學走向末路的時候；第二是文學形式探索達到飽和，出現審美疲勞的時候；再一個就是在文學過分商業化、圈子化的情況下。

新時期文學最早亮出傷痕文學大旗，針對的是之前盛行十幾年的偽現實主義文學。一本題為《新時期文學六年》的書是這樣寫的：“誰也沒有料到，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難之后，社會主義中國竟如此迅速地重新站立起來。更沒有會料到，在‘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十年文壇荒蕪后，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非但迅速復蘇，而且短短六年間便達到空前繁榮的境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這段話說出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情，對當代文學來說，這是一個根本關口。現實主義文學精神讓廣大作家離開最陰暗的歷史隧道，獲得了文學自主性，煥發了巨大的藝術創造力。當代文學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沒有這個關口，是完全不可能的。

1985年后，很多作家批評家意識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觀念仍在束縛著人們思想的進步，尤其是嚴重束縛著對文體形式多樣化的追求，于是開始了“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第三代詩歌”等思潮的大膽探索。這是新時期文學迄今的“第二次文學革命”。當時，它們被標上“現代派小說”“新潮小說”等多種名號。有人曾這樣概括它對當代文學的意義：“作家們不滿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傷痕、改革等概念的規范，希望重新構建新的文學空間和審美意識；他們急于擺脫‘寫什么’（主題或題材范疇）的思維局限，更加關注‘怎么寫’（藝術方法）的問題，強調主體自身的創造性。” （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98頁。）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韓少功、阿城、李杭育、鄭義、鄭萬隆、烏熱爾圖、馬原、洪峰、余華、孫甘露、蘇童、葉兆言等青年作家就是這樣登上文壇的。這位批評家對上述作家作品所體現的藝術創造豐富性，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在這里，小說對非常規的情境的描寫，總是提到‘瘋狂’‘夢’‘來世’等，那么這些構成了什么呢？小說只有穿過這些詞語的時候，才變成創造異域的陌生化經驗。這些奇異性效果是如何產生的？現代的文學藝術作品并不創造美，也不一定追求美好。它最重要的意向是表達非常規經驗，也是陌生化經驗，拓展和挑戰我們的感性經驗以及心理和思想的承受力。” （陳曉明：《眾妙之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但那時候，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它的局限和不足。

經歷這兩次翻轉，有些人又對新潮小說的過分技術化、漠視現實人生的傾向感到不安，其實個別作家如蘇童、余華這時候已經開始暗中調整，悄悄轉向小說寫實的方面上了。最先調整的是“新寫實主義”，接著是“新歷史主義”。前者強調文學的日常生活敘事，后者以后現代視角重新觀照和反思歷史。但這仍然不是對改革開放這四十年總體現實生活的把握，缺乏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思，可能只是以擦邊球的小聰明，回應了文學界對新潮小說過分技術化不滿的感受。這一段，還有“女性文學”“王朔現象”“文化散文”等等零零碎碎的東西。深刻的現實主義，并沒有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交界處出現，尤其是處于低氣壓的九十年代初出現，當代文學錯過了很多應該是屬于它的機會。這個關口應該是產生向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和魯迅學習或接近于他們思想境界、歷史胸懷的作家的時候。中國人創造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史詩”，卻沒有創造與之匹配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雖然我們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登上了世界文學的舞臺。

現在又到了文壇過分商業化、圈子化，需要重新注入現實主義文學活力的時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社會大眾文化興起，讀者閱讀渠道多元化形勢形成。這種態勢，將相當一部分讀者，包括過去鐵桿派的大學生吸引到大眾娛樂消費當中。受其影響，一部分作家開始在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邊界上頻繁踩線，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另外一部分重要作家被媒體和書商（出版社）包圍，也失去潛心寫作的耐心。與此同時，對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及其技巧的追捧，也使一些能夠留下傳世之作的優秀作家，在大變動的歷史面前，錯過了及時把握歷史巨變，塑造出一兩個不朽歷史主人公的機會。

現在有大時代、小文學的說法，我想即使不這樣說，許多作家的寫作確實也已經發展到了這種狀態。因此，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文學，主要是指如何重思十九世紀文學，如何理解史詩性作品，如何創造歷史主人公的問題。現在問題是，“圈子文學”已經占據上風，文學作品主要在作家群體中傳輸，在與此相關的批評家中傳輸，他們早已形成了一個固定不變的“文學創作標準”。所以，一方面是如何認識十九世紀文學能力的喪失，一方面又是各種文壇對這種認識的堵截、阻礙，“圈子文學”成為最主要的問題。所謂“圈子文學”，實際就是“利益文學”，是缺乏宏大歷史眼光和抱負的文學生態。而在十九世紀，在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魯迅那里，即使也有相類似的生態，有過分商業化、圈子化的問題，這些作家，也是遠遠超越于這個層面之上的。

因此，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文學，不單是指十九世紀文學的規范、原則和創作手法，而主要是指這幾位作家所代表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前者，是不難學到的；而對后者，對許多作家來說，則無疑是攀登珠穆朗瑪山峰，是一輩子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