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發著高燒的神父兼文學評論家、平庸的詩人塞巴斯蒂安·烏魯蒂亞·拉克魯瓦以為自己快要死了，彌留之際，他在一個晚上的時間里回顧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時光：對祖國的獨白，與文學大師的交往，軍政統治下的青春記憶——那些讓自己深陷其中、又愛又恨、無法自拔又諷刺不屑的一切，也許只不過是頭腦里的一場屎風暴。全書計9萬余字，分兩個自然段，第二段僅一句話。為閱讀方便起見，編輯做了分段處理。

羅貝托·波拉尼奧 （1953—2003），智利詩人和小說家。出生于智利，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再次回到智利，遭到逮捕，差點被殺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動了融合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以及街頭劇場的“現實以下主義”運動。1977年前往歐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結婚定居。2003年因為肝臟功能損壞，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羅那去世。波拉尼奧著有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轟動，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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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純粹性，或是以純粹之名，某個下午，在薩爾瓦多·雷耶斯先生的家里，當時還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費爾韋爾也是其中一員，薩爾瓦多·雷耶斯表示在歐洲他所認識的最為純粹的人之一當數德國作家恩斯特·榮格爾。費爾韋爾顯然是知道這段往事的，但是他希望我能從薩爾瓦多先生本人口中去得知，所以他要薩爾瓦多向我解釋他當時是如何以及在何種形勢下認識榮格爾的。然后薩爾瓦多先生就在一把帶有描金邊飾的大扶手椅上坐了下來，并說那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在巴黎，“二戰”期間，當時他被派駐智利使館。接著薩爾瓦多提到了一場宴會，現在我也記不清那是在智利使館，還是在德國使館，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使館舉行的了，他提到了一位美麗的女士，后者問他是否希望被引見給那位著名的德國作家。薩爾瓦多先生，我估計他當時應該還不到五十歲，就是說要比現在的我要年輕得多也精力充沛得多，他回答說是，我非常樂意，喬萬娜，請把我介紹給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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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位意大利女性，那位對我們的作家兼外交官薩爾瓦多先生頗具好感的意大利女公爵或是女伯爵，帶著他穿過好多間大廳，它們就像是瓣瓣綻放的神秘玫瑰一般，一個接著一個依次開啟。接下來他們抵達了最后那間大廳，那里有一群德意志國防軍的官員還有幾位平民，而眾人關注的焦點是榮格爾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也是《鋼鐵的暴風雨》《非洲游戲》《在大理石危巖上》和《赫里奧波里斯》的作者。在聽了一會兒這位偉大的德國作家的言談之后，那位意大利女親王著手把智利作家兼外交官薩爾瓦多介紹給榮格爾，他倆用法語交流起來。接下來，很自然地，出于禮貌，榮格爾問我們的作家，是否能找到其著作的法語版本，薩爾瓦多隨即快速地給出了肯定的答復，沒錯，他有一本書已經被譯成法語了，如果榮格爾想要讀的話，他將十分榮幸能將其饋贈給他，榮格爾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他們互換了名片，并約了一個時間一起吃晚飯，或是午餐或早餐，因為當時除了那些每天都有可能冒出來的、將會無可避免地打亂任意一個事先許下的約定的意外事件，榮格爾的日程表也已經安排得很滿，充滿了各種不可拒絕的約定。薩爾瓦多說，至少他倆預約了一個日子共進下午茶，一頓智利下午茶，這將使榮格爾得以了解智利下午茶有多么精美，讓他不會產生我們智利人依舊處于用羽毛裝飾身體的原始狀態的印象。接下來，薩爾瓦多先生就向榮格爾告辭，他和那位意大利女伯爵或是女公爵又或者是女親王一起，再次穿過那些相互連通的大廳，它們就像神秘的玫瑰花一樣，第一朵向第二朵綻開它的花瓣，而后者又向下一朵綻開，然后一直到時間的盡頭，同時他們用意大利語談論著但丁和但丁的女人們，不過在這個情況下，我想說，從談話的本質而言，談論鄧南遮和他的妓女們也是一樣的。幾天之后，薩爾瓦多和榮格爾在一個危地馬拉畫家藏身的閣樓里相遇了。巴黎被占后，那位畫家無法離開那里，薩爾瓦多間或會帶上各種食物去看望他：面包和肉醬，一小瓶波爾多紅葡萄酒，一公斤用粗紙包起來的意大利面，茶葉和糖，大米、油還有卷煙，其他一切他能在使館的廚房或者是黑市里找到的食物。而這個承蒙薩爾瓦多救濟的危地馬拉畫家卻從來不曾向他致謝，即使薩爾瓦多帶去一罐魚子醬、李子醬和香檳，他也從未向他表示過感謝，沒有說過一次“謝謝，薩爾瓦多”或是“謝謝，薩爾瓦多先生”，甚至于，在某次看望過程中，我們這位可敬的外交官帶著他的一本小說，原本是準備送給另外一個人的，她的名字出于謹慎最好還是不說為妙，因為那是一位已婚人士，當時薩爾瓦多一看到那位危地馬拉畫家是如此潦倒，當即決定把那本小說送給他，或是借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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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后，當薩爾瓦多再次去看望那位畫家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那本小說，依舊被放在當時的那張桌子（或是椅子）上。當畫家被問及他是否不喜歡這本小說，還是恰恰相反，他已經在其字里行間找到了閱讀的樂趣的時候，畫家本人卻是一副中氣不足、無精打采的樣子，正如他平時所一貫表現出來的那樣，勉強做出回答，表明自己根本就沒讀過那本書。對此，薩爾瓦多先生說，帶著一種作家們所固有的沮喪感 （至少智利和阿根廷作家們是那樣子的），他發現自己處于這樣一種窘境：因此，其實你不喜歡這本書。危地馬拉人則回答說那本書既沒有使他喜歡也沒有使他討厭，他單純就是沒有看而已。然后薩爾瓦多拿起他的書，發現封面上積了一層灰，就是書本長久不被使用時上面通常會積上的灰塵（其他東西也一樣！），于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危地馬拉人所說的是實情，從那以后他就不怎么把那位畫家放在心上了，一直又耽擱了至少兩個月才再次出現在那間小閣樓里。這次他現身的時候，那個危地馬拉畫家看上去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為消瘦，就好像在過去的兩個月里，他一口飯也沒吃過似的，仿佛他就想要一邊凝視著巴黎的街景一邊放任自己慢慢死去似的。

（《智利之夜》[智利]羅貝托·波拉尼奧/著，徐泉/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