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之際，讀完了吳曉東近期出版的三部新著。三部新著是作者近年來文章的結集，其中《廢墟的憂傷》接續《從卡夫卡到昆德拉》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研究，《夢中的彩筆》與《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則回歸中國現代文學“本行”，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作品的再審視與文學史書寫的新探索。

按文化學者毛尖多年前的說法，“二十世紀外國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這兩條一貫的線索共同組成了吳曉東的“抒情地圖”。這張地圖呈現的是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者眼中的“二十世紀”，或者是“二十世紀感情備忘錄”。多年來，坊間更為熟知的是吳曉東這張地圖中“二十世紀外國文學”這根緯線，實際上，如果細查這張地圖，這根緯線行經之處早已打上了“鮮明的中國印記”。曲徑通幽處，是吳曉東始終放不下的中國現代文學這根經線上的風景。

兩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中，《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較為特殊。按吳曉東自述，這書的寫作糾正了他“以往的審美趣味的狹隘與偏頗”。他自述在讀書階段 “更喜歡貌似精致、優美、深刻的作品”，這次寫作因對象的原因，則必須變成“雜食動物”，由此反而意識到“文學史現象的駁雜之中自有魅力”，這為他的“抒情地圖”照亮了一些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黑暗的角隅”。

這必須聯系此書的體例。此書緣起，可以追溯到錢理群先生的“一個做了多年的夢”。這部書其實是應錢理群先生之約，為《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上世紀30年代”分冊撰寫的部分書話。錢理群先生主編此書，目的在于追求“文學原生形態”，“選擇狹義和廣義的文學廣告，作為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材料，是因為文學廣告本身就是歷史的原始資料，它的匯集具有史料長編的意義”。借助“文學原生形態”，現代文學進一步與現代教育、現代出版市場、現代學術等領域勾連起來，錢理群先生一直呼吁和倡導的 “大文學史”構想由此得以借助“廣告書話”的體例呈現在世人面前。

正是這種“廣告書話”體例促使吳曉東變成了“雜食動物”。以《現代》《人間世》《論語》等上世紀30年代的滬上期刊為養料，疾馳過彼時的上海文壇，眼中看到的風景雖是斷片，但每一斷片卻都有著一般文學史沒有的新鮮觀照角度。這與文學廣告的性質有關。文學廣告因其附屬于文學作品的邊緣地位，一般不為正統文學史注意，但正因其邊緣，文學廣告可以很容易地讓緊緊盯著文學作品的研究者跳出作品營造的文學世界，去理解文學場域中的“人”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衍生出了文學的故事，文學史因此才會帶上錢理群先生說的“個人生命體溫”。

借助文學廣告，吳曉東注意到了上世紀30年代海派散文背后的都市語境（《“茶話”與“咖啡座”：海派散文的都市語境》）。五四時期，周作人的小品文追求的是“江村小屋”、“烘白炭火缽”、“喝清茶”的士人韻致，到了上世紀30年代，章衣萍等海派作家追求的則是都市“茶話”與“咖啡座”的舒適消遣。《靈鳳小品集》的廣告語甚至為讀者給出了這類小品文的閱讀環境指南：“艷陽天氣，在水濱，在花間，在燈下”。吳曉東敏銳地指出，這一轉變與“大都市生活的繁復、苦悶、刺激、疲憊以及夢幻般的心態”有關。海派散文既是都市讀者的安慰劑，也是不斷鼓動著讀者享樂主義傾向的“興奮劑”，這是海派散文擺脫不了的悖論式圖景。這一悖論的發現離不開吳曉東對海派作家與讀者共同生活其間的“都市”這一文學場域的考察。

在以文學廣告為探照燈觀照中國現代文學之外，吳曉東沒有忘記他的“抒情地圖”經緯線交織的地方。在談到海派散文中的“都會的誘惑”時，通過對比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吳曉東這才引出了“都市的終極悖論”。而在對郁達夫的“風景”考察中，吳曉東則注意到了郁達夫筆下風景的人文底蘊往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洗禮”，這“多少印證了西方現代性在郁達夫留學和寫作時代的強勢影響”。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于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巨變時代，這是吳曉東在“抒情地圖”中始終要為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留下位置的重要原因。《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書寫的上海，更是彼時中外文化交匯的重要城市，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的影響因此更不可忽略。

《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以《<良友>的世界視野》開篇，或許便是意識到了這一點。《良友》畫報中不但有上海的“市聲”、“市影”，更通過影像將讀者與 “遠方的世界”勾連了起來，給了他們一種“新的世界感受”。在接下來的篇章中，這一“世界”不斷出現。邵洵美的唯美主義實踐與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直接相關（《中國化的“頹加蕩”：邵洵美的唯美主義實踐》）；早期的巴金始終放不下巴黎情境以及他在這一情境下擁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巴黎情境與巴金的國際主義視景》）；德國作家雷馬克《西線無戰事》的譯介引發了中國文壇的反戰潮流 （《<西線無戰事 >與 30年代的“非戰小說”》）；魯迅和瞿秋白借蕭伯納訪華一事編出《蕭伯納在上海》刻畫中國文壇眾生相（《“看蕭和‘看蕭的人們’”》）。這些與“世界”有關的故事，為固守一隅的中國現代文學描畫出了一幅宏大與斑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