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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劉貫道《消夏圖》局部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

圖2《五百羅漢》局部日本大德寺藏

圖3玉絳環金華金東區曹宅鎮鄭剛中墓出土

圖1水晶璧與絲絳浙江臺州黃巖南宋趙伯澐墓出土

趙伯澐的絲絳，賀鑄 《玉鉤環歌》中相互贈答的物色與詩情，會聚在 《銷夏圖》里，雖然三者之間的聯系是虛線，但它串連起來一脈不斷的宋元士風，卻是很真實，因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實例可為支持。

“越地寶藏：一百件文物講述浙江故事”，是正在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一個專題展覽，展覽導讀說它是 “以浙江歷史發展為基本脈絡，通過文物展示浙江歷史文化的縮影”。有評論道， “縱觀此展，國寶迭出，足見誠意。以百件文物為限，編訂六大單元，器類、時間，兩條線索交叉互現，可見匠心” （丁雨 《用一百件寶貝講述浙江往事》， 《北京青年報》2018年 7月20日）。由百件文物，得見濃縮的歷史，那么反過來，也不妨以一件文物來鋪排細節。百物，是濃縮法；一物，是擴展法，都是神與 “物”游、視通萬里的讀“物”法。一 “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詩和一幅畫，是因為物中有詩也有畫，畫中有物也有詩，三者共同組成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故事場景。

“一物”

浙江臺州黃巖南宋趙伯澐墓的發現，以保存完整、清理及時而成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主人為宋太祖七世孫，生于紹興二十五年，卒于嘉定九年。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視的是七十余件絲綢服飾， “越地寶藏”展在題作 “武林舊事：繁盛都城的時代風尚”部分，展出了其中的幾件。此外，又有投龍玉璧一，水晶璧一。玉璧乃南唐物，有四十九字銘文，言明為 “大唐皇帝昪” “設醮謝土”， “投詣西山洞府”，自是珍罕，難得尚在于玉璧與水晶璧出土時均有 “絲繩帶”系結。系結玉璧的一根，長232厘米，系結水晶璧的一根，長270厘米 （圖 1）。

被稱為 “絲繩帶”者，其時名作 “絳”，或寫作 “縚”，乃野服所用。絲絳雖然和水晶璧系結在一起，但從長度來看，此絳用來系腰方才合宜。

燕居之服，稱作野服或道服，又或直掇、直裰。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 《論衣冠異制》： “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掇。”野服之稱，首見于 《禮記·郊特牲》。把野服與隱逸的形象括結在一起，大約以 《晉書·隱逸》中的張忠傳為早。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苻堅遣使征之， “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 ‘年朽發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 《晉書》出唐人筆，而沈約 《宋書·隱逸》中的戴颙傳已經描寫了身著野服，灑然有出塵之姿的隱者風神。 “戴颙字仲若，譙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隱遁有高名”，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颙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颙憩于此澗，義季從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順便說一句，戴颙雖為譙縣铚人，卻是因為“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因此也可納入 “浙江故事”。

至于道服，它的基本特征，便如前引郭若虛之語，是“布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長帶”，乃宋元繪畫常見的形象，只是 “道服”之稱和它的意義，今人解讀這一類圖像的時候很少道及。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 “野服”一則曰，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并自言緣由，道 “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作者又述其所見云， “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又 “裳必用黃”云云。若舉“浙江故事”中的人物吳興趙孟頫為例，則他的 《自寫小像》，所服即為道裝，只是此服或被稱作 “披白衣，扎巾帽”、 “著宋裝”，道服在圖像中的文化內涵，在如此解讀之下，不免被消解掉了。

道服之于士人的意義，其實屢屢見諸宋人筆端。如范仲淹 《道服贊》，其前小序云：“平海書記許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因贊之曰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云云。“清其意而潔其身”，洵為道服之要義。魏野 《上知府趙侍郎二首》之一 “公退無余事，逍遙只道裝”；王禹偁 《道服》“楮冠布褐皂紗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際暫披因假日，如今長著見閑身”；陸游 《新制道衣示衣工》 “良工刀尺制黃絁，天遣家居樂圣時”，所詠也都是這一番意思。趙孟頫書《赤壁賦》卷所繪蘇軾像可為宋人詩句作圖解。野服也正是在詩筆和繪筆的長久縈回中成為十分明確的角色認定。趙孟頫 《自寫小像》對幅有明宋濂題贊，云 “珠玉之容，錦繡之胸，烏巾鶴氅，云履霜筇，或容與于漚波水竹之際，或翱翔于玉堂金馬之中”，不惟服飾態度形容恰切，于畫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徹。這里的 “鶴氅”，亦道服別稱之一，腰間不束帶，便略如氅衣，因從道士之衣的鶴氅借意。所謂“或容與于漚波水竹之際，或翱翔于玉堂金馬之中”，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態， “野服”，則即這一傳統理想的 “物化”。

絳環和絳鉤的流行肇始于宋。服道服，腰間系絳，講究者便用絳環或絳鉤來括結這一根絲絳。不過既逍遙，既閑適，既所以 “清其意而潔其身”，金銀自然不宜，兩宋絳環與絳鉤于是多用玉。《西湖老人繁勝錄》 “七寶社”條列舉各式 “奇寶”，中有 “玉絳環”； 《夷堅志·補》卷二十一 “鳳翔道上石”一則說到趙頒之在京師時，“玉工來售絳環”。

絳環適如其名，即是環不是鉤。它的佩結方式，見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羅漢》中的 《僧俗供養》一幅，圖繪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其腰下系絳，中間用環括結，分垂兩邊的余絳下綴流蘇，應即郭若虛所云 “前系二長帶”，絳環的質地似可認作白玉 （圖 2）。浙江金華金東區曹宅鎮鄭剛中墓出土一枚劍環式青白玉環，長 6.4、寬 4.1、厚 0.9厘米

（圖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宋墓·金華南宋鄭剛中墓》，圖版五〇：1，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今藏金華博物館，此為參觀所見。據同墓出土墓志，鄭剛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佐文林郎溫州軍事判官，累官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因忤秦檜，紹興十七年罷官，卒于紹興二十四年。紹興二十六年追復舊職，十月安葬。 《宋史》卷三百七十有傳）。以這一枚玉環與畫圖相對看，可以認為此即玉絳環。那么再來看趙伯澐墓出土絲絳，式樣與長度，即繞腰一周，括結絳環之后，前垂二長帶，也與畫圖相合。畫圖作者原是明州 （今寧波）的民間佛畫家， 《五百羅漢》中的世間情，當也是 “本地風光”。

“一詩”

一首詩，便是北宋賀鑄的《玉鉤環歌》。選取這首詩，第一是因為作者與浙江的關系。賀鑄字方回，號慶湖遺老，衛州共城 （今河南輝縣）人，祖籍會稽山陰 （今浙江紹興）。他在 《慶湖遺老詩集自序》中說道，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 “吾家特會稽一族”， “鑄十五代祖，乃秘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之”。秘書外監，即唐賀知章。第二是作者與宋宗室的關系。賀鑄六代祖賀景思的長女許嫁趙匡胤，宋立國后追冊皇后，因可算作皇后族人。賀鑄妻為宗室趙克彰女，克彰，太祖、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孫，卒贈濟國公，謚良恪。第三，賀家五世任武職，賀鑄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其后監軍器庫門、監臨城酒稅等，俱為武弁，至元祐七年，李清臣、蘇軾等推薦入朝為承事郎，始入文階。然而賀鑄卻是宋代詞壇卓然一大家。他的好友程俱說道， “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 （《賀方回詩集序》）。這也正是他的特別之處。

《玉鉤環歌》詩前小序曰： “諸王孫士濘、澄、源，以蒼玉螳螂鉤見貺，助飾野服，因以珉玉盤、博山爐、成氏箭、建琖、龍茶五物并此歌為報。”詩云： “良工得玉藍溪窟，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蜋倔彊疑有骨，頸系一環猶莫屈。鏡湖老狂厭袍笏，素裰纁縚須此物。價比連城不容乞，王孫輟好人所難，何以報之明月盤。薰爐波面山巑岏，吾鄉美笴鹍雞翰。閩瓷兔盌霜毛寒，稱是頭貢雙龍團。聊送公齋增冗長，短歌粗可評珍貺。吾方野裝事游放，跼步臞顏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漢上。彼漁丈人誤相訪，謂似三閭大夫樣。”詩乃紹圣四年作于江夏，作者時官寶泉監。

王孫贈與賀鑄的玉鉤并環，即所謂 “頸系一環猶莫屈”，是覓取美玉，倩良工仿古式而制。無錫市雪浪鄉元延祐七年錢裕墓出土一副玉絳環，可為參照。此鉤即螳螂鉤式，玉環紋樣則是一幅 “春水”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枚元代螳螂鉤，螭首，鉤身碾制龍紋，背后橋形鈕的方孔內套一玉環，是又一種樣式。“以蒼玉螳螂鉤見貺，助飾野服”，野服的意義，已如前述，

那么這一份 “珍貺”正是不俗。而用以報謝的珉玉盤、博山爐、建琖、團茶也俱為雅物，自是經過一番挑選。博山爐焚香，建琖、龍茶則品茗之尤物， “頭貢雙龍”，當來自頒賜。珉玉盤可作陳設，也可置果品。至于成氏箭，據詩中形容，是淇水之濱的美竹所制作，或有可能是出自賀鑄之督造 （賀鑄曾任監軍器庫門，程俱 《宋故朝奉郎賀公墓志銘》稱他 “治戎器，堅利為諸路第一”）。 《玉鉤環歌》三換韻，意思也有三層。第一是言贈物之好。 “王孫輟好”之 “好”，從 “價比連城”說，可讀作“好物”之好 （白居易 《簡簡吟》 “世間好物不堅牢”）；從“王孫輟好”說，可讀作愛好之好，即愛其意蘊。 “聊送公齋增冗長”，這里的 “長”，是長物之長。末了再說道，野服系鉤環，策杖行吟，以如此妝束，而見出遺世獨立風骨傲然如屈子。

一幅畫

一幅畫，便是今藏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元劉貫道《銷夏圖》 （圖 4）。劉貫道與浙江并沒有直接關聯。畫家生卒年無考，關于他的事跡，材料也很少。 《消夏圖》的名氣似遠在他的 《元世祖出獵圖》之下。此幅作品的題材與風格，在元代亦非主流，甚至可以說，畫面呈現的更多是宋代氣息。若從畫中之物讀取作意，便可見出它與前面所舉一物一詩的關系，即它是畫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現風雅生活的各種 “道具”的集成，而一器一物在圖式中是賦予了象征意義的。

畫中的器物可以別作兩部分，一是實景，即畫面之前景；一是虛景，即圖畫之背景，亦即屏風畫中物。

實景里的器物，為居于畫面左方的一張臥榻，下開壸門，底有托泥。其側置一踏床。臥榻之端一個帶托泥的方案。方案中心部分，一個荷葉蓋罐，又露出半邊的湯瓶和盞托一摞，此為茶事所需。一具辟雍硯，又書卷二十包裹在竹書帙里，置于硯邊，此為書事所需。又滿插著靈芝的長頸瓶一，掛著銅鐘的樂器架一，是為案頭清物。方案之側一個三彎腿帶束腰的四足小幾，幾上置冰盤，此 “消夏”之細務。

屏風畫，便是此圖之虛景。畫面深處又是一架山水屏風，前方臥榻一張，榻上一個小小的書案，案上放著書冊、辟雍硯、筆格和筆，案旁一個投壺。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爐立于側。畫面左邊一個方桌，桌邊茶盞并盞托凡兩副，又一摞茶盞倒扣在桌子中間，此外則食盒一，注碗一，注子一，荷葉蓋罐一。桌旁一具有蓮花托座的風爐，爐上坐著銚子，一童子手持銚子的長柄方在煎茶。貼著桌腳一個大水盆。虛景與實景中的各項物事，在此構成完整的敘事：理想與當下，是一致的，也是合一的。

再回到實景中的士人：臥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服，右手輕拈拂塵，左手漫拄書卷，背倚隱囊，一雙方舄脫在踏床。隱囊后面豎一把阮咸。細審燕居之服，乃頭覆烏紗，烏紗下面戴小冠，冠側橫貫一簪。上身半坦，露出心衣的右側鉤肩，外面罩著的一襲道袍半褪于肩下。道袍當有系腰之絳，而士人右肘的衣袖下方，便正露出絲絳下端的流蘇。

《世說新語·巧藝》云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與已經成為典故的 “幼輿丘壑”不同， 《消夏圖》中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閑適之境。畫家以諸般細節鋪陳清雅，幾乎在在有所依據——有來自詩的故典，有來自物的古意——且頗存宋院畫的體物精微和造型準確。那么也可知 《消夏圖》主人公的小冠、烏紗，心衣、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腰之絳，實在無一閑筆，是以士人唱贊的野服寫其精神、寫其瀟灑閑適之境。

趙伯澐的絲絳，賀鑄 《玉鉤環歌》中相互贈答的物色與詩情，會聚在 《銷夏圖》里，雖然三者之間的聯系是虛線，但它串連起來一脈不斷的宋元士風，卻是很真實，因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實例可為支持。

余絮

書寫，乃士人生活之日常，筆、墨、硯之外，紙的選用自然也有一番講求。 《清異錄》卷下 “砑光小本”一則曰： “姚豈頁子侄善造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幅幅不同，文縷奇細，號砑光小本。”潘吉星 《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中引述此節，并解釋道： “姚豈頁，字萬真，長安人，舉進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晉三朝要職，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與其兄弟在姚府第內造出可稱為歷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紙。” “造紙時間大約在九三四至九三六年。他們以帶有香味的沉香木為雕版，先由畫師畫出山水、樹木、折枝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鐘鼎文等畫稿，再由刻工按畫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將雕版置于紙上強力壓之，則所有圖畫或鐘鼎文都顯現于紙面，迎光視之，十分精美。我們可將此稱為無墨印刷，即無須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圖案呈現于紙上。”去歲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個 “宋代花箋特展”，作為展品的二十余件宋人墨跡，所使用的都是花箋，原是通過特殊的攝影手段，拍攝出肉眼不易察覺的花箋圖案。于是見出薛紹彭 《元章召飯帖》所用砑花箋為銅瓶梅花，張即之 《致殿元學士尺牘》所用砑花箋為蓮池圖，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則為秋瓜圖，諸如此類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箋紙之制作工藝與書寫文化》，載《宋代花箋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七年）。策展人提出： “這些出現在文人尺牘上的紋飾，與當時的器物、服飾、家具等的關系如何？”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每一種圖案都可以找到它在當日的流行情況，可見這一份士人偏占的風雅，卻不妨貼近時尚。這里且說砑花箋中的對蝶紋，因為——或許是巧合——皆與浙江有關。

對蝶圖案是風行于唐宋時代的一種裝飾紋樣，瓷器所見尤多，又或取此式制為佩件。出自遼寧朝陽北塔天宮的一枚遼代玉對蝶，兩只蝴蝶的尾部分別做出一個環孔，相對處蝶須間的小孔里穿系銀絲，正是佩飾的形制。對蝶紋樣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蟬，雖然或與史事相連稱它為讖語 （見北宋朱彧 《萍洲可談》卷一），然而這一紋樣卻是盛行不衰，且使用頗為廣泛，與遼代玉對蝶相似的銀對蝶也成為風行的女子佩飾，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而出自浙江大學北宋一號墓的銀對蝶，是置于銀釦定窯白瓷粉盒里，雖然很可能是偶然，卻更像是在回應一個唐代的傳說。段公路 《北戶錄》卷三 “鶴子草”條曰：鶴子草，蔓花也， “草蔓上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于奩粉間，飼之如養蠶法，蟲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黃色，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為媚蝶”。

使用或曰選取對蝶紋砑花箋作書者，便是蔡襄，為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一通，它也稱 “思詠帖”，乃名作。書云： “襄得足下書，極思詠之懷。在杭留兩月，今方得出關。歷賞劇醉，不可勝計，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與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樂。唐侯言王白今歲為游閏所勝，大可怪也。初夏時景清和，愿君侯自壽為佳。襄頓首。通理當世屯田足下。大餅極珍物，青甌微粗。臨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收書人馮京，字當世，以三魁天下而有 “馮三元”之稱。皇祐三年四月，蔡襄去杭，致書與馮，并贈以 “大餅”亦即大龍團茶以及青瓷茶盞。唐侯即唐詢，時為福建路轉運使。“王白今歲為游閏所勝”，乃閩中斗試貢茶事，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產白葉茶之園戶。這里視為極珍的 “大餅”與賀鑄 《玉鉤環歌》中的“頭貢雙龍”，也是一個呼應。青瓷茶盞當是蔡襄 “在杭留兩月”所得，應出自當地。砑花箋選取的花色多為當日流行的裝飾紋樣，對蝶紋即其一。這一通寫于杭州的書札，箋紙從何而來，尚不能知曉。鄞縣 （今浙江寧波）高似孫作 《剡錄》，卷七中的一節以 “紙”為題，從剡藤、剡紙、剡硾等等一路數下來，直到羅箋，道： “蘇易簡《紙譜》曰：蜀人造十色箋，其文謂之魚子箋，又謂之羅箋，剡溪有焉。”羅箋的制作方法與砑花箋很是接近乃至相通。前面提到的金華鄭剛中有詩題作 《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起首即道 “小砑花藤字畫精”。那么對蝶紋砑花箋，焉知不是出自有造紙傳統且流行對蝶佩飾的越地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為配合“越地寶藏”展舉辦的講座之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