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評選工作，集中閱讀了近4年間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說，對其現狀與走向有比較深切的體會和思考。本文就由點到面，從三個維度討論之。

聚焦點：平俗時代的凡人故事

聚焦點，當然是從獲獎作品的整體傾向談起。

馮驥才不僅是本次短篇小說獲獎者中的最年長者，在我看來，也是該獎項中論境界情懷、論藝術造詣都名列前茅的。《俗世奇人》（足本）回歸到日常生活本身，回歸到天津的民情風俗，以拍案驚奇的方式寫人寫事，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以退為進，欲說還休，有它的“哏”，有它的“賽”。蘇七塊的信守規矩與暗中變通；藍眼的精明一生卻誤失荊州；刷子李的功夫超群纖塵不染偏偏會在黑色衣褲上露出一個白點，賣個破綻讓你入轂；酒婆一輩子都在小酒館喝摻了水的劣質酒然后半醒半醉招搖過市，偶然一天賣酒人良心發現，她喝到真酒，卻不料酩酊大醉出了車禍……每一章都有一個響亮的包袱，每一人都有其超乎常人卻又糾結世俗的情懷，傳統而又新奇，實在而又超拔，以小見大，以少勝多，注入了老天津的靈魂，彰顯出舊時代的風貌。世俗，市井，都因為這些有性格有才華有故事的奇人而增添了勃勃的生機，平中見奇，俗中顯異。

在當下，小時代和小敘事、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正在成為短篇小說的主色調。馬金蓮的《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即是如此。經歷過那個狂飆突進的變革時代的人們，回望上世紀80年代，無論是中共十三大召開標志著市場經濟要素的逐漸“正名”，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都堪為一個時代的標識；在文學上，無論是正在興起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還是得風氣之先的新寫實小說，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況味；日常生活中家用電器的普及，出國潮的涌動，從農村發展到城市和企業的承包制，經濟效益，雙軌制，皮包公司等等，都是一個時代的深刻印記。但是，在馬金蓮筆下的那個小女孩“我”眼中，1987年作為時間的刻度，不過是關聯著一段因為漿水和酸菜的制作、斷供和再度完成所造成的家庭喜劇：對生活充滿新鮮好奇感的“我”眼中見出的富有回族生活特色的酸菜制作過程，二奶奶能不能從“我們家”借到（其實總是有借無還的借）漿水和酸菜的期盼，爺爺因為餐桌上的漿水和酸菜之有無表露出的喜怒情態，歷歷在目，生趣盎然。

正面強攻也好，迂回曲折也好，關于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性的關系，既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規約，也有作家的自主選擇，見仁見智，無可厚非。朱輝的《七層寶塔》中的唐老爹，隨著城鎮化的進程進了城住了高樓，卻仍然要堅持養雞種菜的農家生活方式，與住在樓上的年輕人阿虎夫婦發生諸多矛盾沖突——唐老爹一輩子聞雞起床，阿虎嫌棄這位“二爹”的雞鳴吵人；唐老爹種幾棵稀稀拉拉的青菜聊勝于無，阿虎厭惡菜地的糞臭透入他家的窗戶；反過來，阿虎夫婦賣煙花賣冥幣，前者讓唐老爹提心吊膽，后者則實在有些不吉利；為此，老小兩代人摩擦不斷。惟一能讓唐老爹安心片刻的寶音塔，是他的鄉村生活遺留下來的惟一見證，成為溝通既往歷史的惟一紐帶，但它也在阿虎的盜掘與地方政府的“保護性拆除”中行將消失。一向以“講理”著稱和自豪的唐老爹，到哪里說理去？

正是減去了宏大敘事的擠壓，日常生活的瑣碎與平凡得以放大和擴張，小說的敘事藝術也被置放于重要的地位。黃詠梅《父親的后視鏡》所寫的父親，人生中有兩個大的節點，一是出生于革故鼎新的1949年，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二是一輩子開大貨車，曾經在青藏高原的天路上行車。然而，在平常的歲月淘洗下，他這兩處可資談論的亮色都逐漸暗淡了。當年只道是非常，晚年莫再話滄桑。作者選取了與汽車司機的職業密切相關的后視鏡作為結穴之處，而父親年輕時的衣冠楚楚、在公路上競技追車發生艷遇，退休后為了改善脊柱變形的職業病練習倒行，遇到以感情和婚姻“碰瓷”的特別女性，再到以仰泳的姿態在運河里倒行逆施瀟灑暢游，這不也是小人物的快樂人生嗎？

在當下一地雞毛式的庸常歲月里，弋舟總是頑強地在尋找和建構著雖然微弱但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出警》沒有那些偵破奇案的驚險曲折，也沒有什么刀棍齊飛的生死搏斗，甚至還有意識地排除了可能的戲劇性情節，呈現出“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的恬靜。作為派出所的民警，最年輕的小呂、小有經驗的“我”和已經退休的師傅老郭三代人，形成一個相互傳承的梯隊，負責管轄地界的治安情況，兢兢業業地守土有責，也習慣于平平淡淡的生活。小呂和“我”因為值一次夜班可以補休一天而得到小小的快樂。那個曾經的犯罪分子老奎，作為重點工作對象，給“我”帶來了不少麻煩，其中的動因卻是因為老奎的孤單生活寂寞難熬，導致老奎寧可重回監獄以便生活在人群中間。于是，“我”和老郭這樣的民警除了要維護治安，還要“出警”到人們的心靈世界，把對有缺陷的生命的關愛進行到底。

行進線：寫實主義大行其道

當然，小敘事終歸無法脫離時代變遷。現實中老天津衛的風情民俗和以手工藝人為主的各行各業已經基本消失，《俗世奇人》（足本）為那個失去的年代留住了精氣神；只因當下的物質生活水平和飲食習慣都發生很大改變，人們才會悠然回望和留戀《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出警》中被片警重點管理的老奎，他的經歷非常獨特，但他獨處一室時的難耐寂寞卻是以老齡化社會的問題為背景的；《七層寶塔》所反映的，同樣是21世紀以來普遍存在的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不但失地而且失根的淡淡鄉愁。

分散開來看，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困境，集合起來看，這仍然是大時代的一個個小的剪影。就像魯迅先生所言，一時代的紀念碑式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十有八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為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式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著存在的充足的權利。（《〈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這一時段的短篇小說，盡管有蔡駿《北京一夜》的奇幻，有曾皓《追趕影子的將軍》的神奇，有須一瓜《灰鯨》的跳脫，但是，貼近生活、連通地氣，現實主義或者說寫實主義卻是近年小說的主要路線。

儲福金擅長寫圍棋人生，長篇與短篇齊飛，棋道和人道相融。他的《棋語·搏殺》中，那種“大殺器”的戰術非常怪誕蠻不講理，但一毫一末寫起來又非常質實，兩位棋手如何精致地做飯吃飯，如何一絲不茍地記載棋局輸贏，直到作品的主人公從超級“無理手”中掙脫出來最終獲勝，頗富有人生的哲理意味。王方晨近年來致力于“老實街”系列小說的創作，與馮驥才《俗世奇人》（足本）異曲同工，借一條古樸老街寫世道人心，平中見奇，實中有虛，筆墨老到，卻又常于嫻熟之中見出生澀。這次入圍的《大馬士革剃刀》，就是充滿了迷宮似的小巷幽徑，兩位各自深得人望的中年男子，一位是被譽為“濟南第一大老實”的左老先生左門鼻，一位是新來不久卻手藝出眾口碑極好的理發師傅陳玉伋，鄰里高義，令人贊嘆，那把來歷不凡的大馬士革剃刀在他們之間的兩送兩還，更是成為一樁佳話，為這條百年老街的“老實”傳統增添新的光彩。故事的走向出人意外，似斷似續，費人猜詳。“老實街”的拆遷和消失令人嘆惋，但是，在它的實體消失之前，它的精神命脈是否已經暗中斷裂衰亡了呢？

時代的平庸，容不得浪漫情懷的存在。一把剃刀，測出了人情冷暖，一部詩集，盡顯出世道炎涼。朱山坡的《推銷員》，同樣是巧構，卻不同于王方晨的暗諷，而更像是一場鬧劇。一個房產老板，賣房子賺了大把大把的錢，卻別出心裁地要手下的推銷員去推銷自己的詩集；他不缺少賣詩集的所得，問題是在幾十平米幾百平米的房間里，還有多少人愿意擺下一張閱讀的書桌？被現實擠壓的人們，還能夠容納多少詩情逸興？剛從鄉下來的小青年，以為憑借自己的執著、善良和懇求就能完成推銷詩集的任務，從而通過考核，成為正式的房產推銷員，孰料卻一頭碰在一個“釘子戶”那里，受盡羞辱以至暴力毆打，始終未能完成推銷任務，那一個個令人向往的名字，盧遠志、隋正義、祥瑞樓，都變作絕妙的嘲諷。

從謳歌理想張揚浪漫，到在細微的生活末節上發現悲情拷問靈魂，是一大轉折。這當然和時代氛圍密不可分。從凌厲浮躁的高歌猛進到腳踏實地的韌性努力，從對外面的世界和未來的圖景充滿憧憬和想象，到真正進入全球化時代而感到“太陽底下沒有新的東西”，從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滿”到社會分化越來越明晰，從高唱“光榮屬于80年代的新一輩”，到讀書、就業、買房、育幼、養老都成為人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個無法回避的難題，在心靈深處，關于道德、詩情，關于愛和悲憫，關于公共價值的重建，也是一項非常沉重的社會工程。

生活面：拓展與減縮

從這次參評的作品中，可以窺得當下短篇小說的幾個特征。

一是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成績喜人。回族作家馬金蓮的獲獎是一個證明。此外，阿拉提·阿斯木的《酒哥》在語言上可圈可點，用詼諧風趣的口語把一個維吾爾族嗜酒如命、醉酒故事不斷的男人刻畫得活靈活現。朝鮮族女作家金仁順的《紀念我的朋友金枝》寓莊于諧，對于心氣頗高卻無根漂泊的女友金枝的一生簡筆勾勒，笑中有淚。回族作家李進祥的《討白》從回族民眾的生活習俗講起，切入的卻是革命、信仰、忠誠、生死的大命題。兩位藏族作家的作品，尼瑪潘多的《曬太陽》、萬瑪才旦的《氣球》，一個寫藏族高壽老人80歲年紀要穿白袍，引出老人家的牽掛與被忽略、被輕視的怨懟；一個寫人與羊的種姓傳續。一頭連著衰老和死亡，一頭接著新生與未來，在這故事的主線周邊卻是豐富的日常生活風情，具有濃郁的藏族特色。在故事與風俗的新奇背后，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表現出來的面對生活的坦然和豁達，這些表現邊遠地區淳樸生命與民族風情的作品，讓我們體會到曠達與寧靜，體會到了“慢生活”的魅力。

二是部分作品的選材與主題的相對集中。南翔的《回鄉》寫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臺灣老兵還鄉，在親情與利益的牽扯中一臉笑一臉淚，煩惱無窮。劉玉棟的《回鄉記》中，做兒子的應父親要求回鄉，為受人欺負的父親爭公道，卻發現鄉村道德與人情統統禮崩樂壞。向本貴的《年關》寫的是打工者還鄉，姐弟二人對待留守家鄉的老母親的親疏態度，令人感嘆人心不古。津子圍《麥村的橋》的還鄉故事別具一格，少年上學時遇到洪水，陸小杰僥幸脫險，表妹遇難，給陸小杰留下永遠的傷痛；上大學，做辦公室白領，下海經商事業有成，人到中年終于兌現自己的少年夢想，要給家鄉親自設計、建造一座橋。余一鳴的《稻草人》中，獨守空村堅決反對搬遷的老奶奶，將那些已經死去的村人們扎成了稻草人，以留住他們的靈魂……各種各樣的還鄉故事，展現出鄉村生活的既往與現狀。

但是，這樣的作品也讓我感到了某種不滿足，感到其中的逼仄和淺白。當下的作家們都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保留在少年時期的鄉村生活記憶經由一兩次短暫的回鄉經歷而激活，鄉村的衰落和人心的變異因此成為他們最深切的感受，即興的印象式書寫，無法洞察鄉村生活的豐富而過多地發出今不如昔的哀嘆。與此同時，也有哲貴《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和歐陽黔森《武陵山人楊七郎》這樣與時風逆向而行的作品，前者寫農業大學畢業的率性女孩柯巴芽不戀慕俗世生活，先是自愿報名支邊，后來又主動承包山區土地艱苦創業，后者寫的楊七郎是今日鄉村中鮮見的有血性受尊重的維護公道者，他的草莽性格和坦蕩襟懷，令人拍案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