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生是一次旅行，路上的每一次偶遇都蘊含著必然。也許某次不經意的停留，恰恰見證一次歷史的大潮——那是你的幸運。

新聞記者的職業使我的人生旅行多了幾分逶迤和跌宕，卻也開闊了視野，增添了偶遇的機緣，有時還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歷史的進程。

雖然那張報紙的版面已經泛黃，雖然那個小小采訪本已經塵封許久，但記憶卻依然那么鮮活那么清晰：1978年12月26日夜里，天津下了一場大雪，這是當年最后的一場大雪。翌日清晨，我冒雪出發，去進行一次重要的采訪。

一

前一天，電臺里廣播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我當時供職的天津日報立即研究布置對這次劃時代會議的后續采訪報道。鑒于這次會議對農村改革做出了重大突破性決策，我所在的農村部當仁不讓，成為報道會議反響的主力軍。

那年我還不到二十歲，但當記者已經一年多了，自然能掂量出這次報道的分量。因此，在部門召開的選題策劃會上，我自告奮勇提出要去采訪一個特殊的農口單位：天津葡萄園。這本是個一向不受重視的小農場，一直是個虧損單位，過去還常常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的反面典型。我認為這樣一個單位，對三中全會的新精神一定能談出很真切的感受。這個選題立即得到部主任的贊賞，他要求我明天一早就去，抓條活魚回來。

那時候，農村的通信聯絡非常困難，連電話機都很少。時間緊迫，我已很難預約了，想著只要我早早趕到葡萄園，總能找到合適的采訪者。打定了主意，我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了，推開家門一看，天吶，厚厚的積雪把大門都封住了。我費勁地推出自行車，心想，這下糟了，天津葡萄園地處北郊宜興埠附近，從我家蹬車要走二十多公里才能到達，這冰天雪地的，真夠受的！不過，一想到這次采訪意義重大，又是自己爭取來的采訪機會，我頓時來了精神，毫不猶豫地騎車上路了。

二

那一路，真是終生難忘。大雪被車輛碾出一道道溝槽，雪化成冰又把溝槽凍成了一條條冰縫，自行車走上去，刺棱溜滑，弄不好就失去重心，摔個人仰車翻。我摔了多少跤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那天胳膊腿腳上青青紫紫的傷痕，過了好久都沒褪下去。好在那時年輕氣盛經得住摔打，摔倒了再爬起來繼續前行。蹬了兩個多小時，終于來到了天津葡萄園。我當時還沒有手表，趕忙向傳達室里瞄上一眼，鐘表指向八點四十。

傳達室里有個看門老大爺，滿臉詫異地望著我這個不速之客，顯然對我的身份有些懷疑。他仔細審看著我遞過去的介紹信，連聲發問：“就是你？天津日報的？還，還記者？”見我回答得很干脆，他的表情松弛了一些，打開傳達室的門，讓我進去暖和暖和，說：“大老遠的，跑這兒來干嗎？我們園子冬天歇工，沒人呀！”

“老大爺，我是專門來采訪咱們葡萄園對三中全會公報的反應的，”我急切地向他解釋著，“三中全會，您老聽說過嗎？”

“哦，我聽電匣子（天津人對收音機的別稱）里說了。”老人臉上綻開了笑容。

“是啊，這次會議給咱們農業出了新政策，報社領導派我來，就是想聽聽咱們園子對這件大事的看法！”

“好家伙，這可是大事啊！”那老大爺興奮起來，他說，他這就去通知園領導，都住在附近，告訴一個就等于全都招呼了。他讓我先在傳達室坐一會兒，幫他看著門，轉身踏著大雪匆匆而去。我這時才發現，自己身上的內衣已被汗水浸透了。

傳達室里爐火正旺，暖烘烘的。我脫掉棉大衣，從爐子上的水壺里倒了一杯水，慢慢喝著。這時才感到周身有無數個疼痛點，都是路上摔傷的。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那老大爺回來了，告訴我園子的頭頭腦腦過一會兒就來，“您先去辦公室等著吧，我這兒太亂了，走，我帶您過去！”

我發現，他對我的稱呼已經從你變成您了，這讓我有點不好意思。我把這感覺跟他直說了。他呵呵笑著說，您可別生氣，我實話跟您說，剛才我看您這么年輕，真不敢相信您是報館的記者，還以為您是來蒙事兒的！剛才我們領導一看介紹信，說他知道您！唉，這都怪我不看報，對不住您啦！

我趕忙說，您太客氣了！我這么一大早就讓您到處去找人，真是麻煩您了！

就這樣聊著，我們來到了辦公室。屋子里還沒有人，但爐子里的蜂窩煤已經燒紅了，顯然這是老人剛才趕過來點燃的。我向他道謝，他憨厚地笑笑說，沒說的沒說的，您這么遠跑過來，哪能讓您凍著啊！

三

大約一刻鐘以后，葡萄園的各位領導陸續趕來了。我至今依然珍藏著那天的采訪記錄，上面清楚地記著他們的名字：王嘉年、魏漢珍、楊樹忠、陳震山、孫廣林、滿運博、孫舒培……

王嘉年一見面就拉住我的手說，十多年啦，天津日報的同志這是第一次來到我們小小的葡萄園，這是三中全會的春風把你給吹來的！一句話開了頭，立即打開了所有人的話匣子，眾人爭先恐后地訴說起來——他們告訴我，這個園子是1958年建立的，引種的都是保加利亞的名種葡萄，起初就叫“中保友好葡萄園”，六十年代改名叫天津葡萄園。前幾年，忽然又要砍掉葡萄改種莊稼，正處在產果旺盛期的八百畝葡萄，就這樣白白砍掉了，那是我們親手種的，眼看著，全完了，心疼啊……

說著，幾條漢子的眼圈都紅了。顯然，這些話他們已經憋在心里很久很久了。

我讓他們放開談，他們猶豫了一下，又說起了當年往事——葡萄園的葡萄除了供應天津市場之外，還有大量的剩余，農場一開始嘗試自行銷售，立即就招致了批判。當時運輸條件很差，葡萄屬于易損品種，根本沒辦法儲存和外銷。他們只好分一部分給農場員工沖抵工資。員工自己家吃不完，也只能拿到路邊去賣，結果都被當成“小自由”，被人家追得滿街跑。就這樣，好好的葡萄啊，年年都要看著爛掉……

“葡萄多了，不是可以釀酒嗎？你們想沒想過這個路子？”我插嘴問了一句。

“誰說沒想過？咱這優質葡萄最適合釀酒了，我們做夢都想把它釀成美酒。放著咱這么好的葡萄園，怎么能沒酒喝呢？我們前幾年打報告要開發葡萄酒，上頭說，現在要以糧為綱，不能重副輕農！”說這番話的人叫陳震山，“后來，我們說用殘次果釀酒總可以吧，上頭才算默許了。可是，光有葡萄還釀不成酒啊，還要有各種配料，市里一年撥給我們的配料，只夠我們用一個季度，再去要，沒了，說計劃里沒列上，愁死人啊！”

“現在，三中全會說了，要解放思想，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回，你們就可以放手大干啦！”我說。

“是啊，我們興奮得睡不著覺啊，大伙都說這回葡萄園有盼頭了，至少，賣葡萄沒問題了，辦酒廠大概也有門兒了！昨天我們還說呢，要把園子好好整一整，擴大種植面積，把酒廠擴大規模……”辦公室主任孫舒培手里拿出一份材料如是說。

不知不覺中，天已正午。大家談得興起，意猶未盡，強烈要求下午繼續。主人邀請我中午在他們的職工食堂吃個便飯。我這才發覺，今天沒吃早餐，此時已是饑腸轆轆。那頓午飯吃了什么，如今已全然忘記了，但主人特意取來的那瓶葡萄園自產的葡萄酒，卻讓我印象深刻。我本不善飲，那天卻喝了好幾杯，感覺確實不錯！

采訪結束，已是傍晚時分。當我披著夕陽的余暉，向著一直把我送到大路旁的主人們揮手告別時，心中真是無比暢快。路面的冰雪已開始消融，沿途依稀可見的葡萄藤綿延數里，雖然還被白雪覆蓋著，然而，我似乎已經看見來年春天，這里必將出現的勃勃生機。

四

這次采訪寫成的報道于1979年1月17日在天津日報一版見報。此后四十年間，我再也沒有去過天津葡萄園。

但是我卻清楚地記得，一年以后（1980年），天津葡萄園與法國企業簽約成立了合資企業。如今，這里釀造的葡萄酒已遐邇聞名。

這一切，都是從那一年那一次永載史冊的會議開始的。而我，有幸在那個雪霽良辰，見證了這場席卷全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最先激起的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