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籍印度、出生于特立尼達的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蘇·奈保爾(V. S. Naipaul,1932—2018)于當地時間8月11日在倫敦家中去世,享年85歲。印度總理莫迪在第一時間發推悼念,稱“奈保爾先生將因其著作等身被世人銘記,他的作品涉及歷史、文化、殖民主義、政治等多元紛雜的主題。他的離世對于世界文學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印度是奈保爾的母國,然而,作家與她的關系卻相當微妙。他創作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國度》(1967)、《印度:受傷的文明》(1976)、《當今的百萬嘩變》(1990))暢銷全球,但他在書中對母國犀利的批判、反思,卻令印度人五味雜陳。

在《印度:受傷的文明》中,奈保爾指出,甘地之后,印度人已經將他理想中本來就不很完善的現代、西方式成分完全拋棄,其后的印度已經成了一個印度教的印度,一個現代西方文明嫁接在上古原始宗教理想上的怪胎。這本書是奈保爾第二次游歷印度的產物,也是《印度三部曲》中最短小的一部。當時印度處在始于1975年的“緊急狀態”時期,英迪拉·甘地總理關閉了國會。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印度緩慢而堅決地開始了它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因而,這最為短小的一部具有典型的意義,它描述的印度恰似位于一個坐標的原點,在時間的縱軸上,貫穿了印度的過去與未來,以至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當時的許多評判依然犀利;在空間的橫軸上,它折射出所有和它類似的在昨天的輝煌文明與今天西方殖民壓迫之間苦苦掙扎的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這中間當然也包括中國。

在一次訪談中,奈保爾談到,正是從《受傷的文明》這本書中,“我開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質。我認為這是一本只有我這個背景的人才能寫的書,因為中產階級,自我欺騙的印度人不會那樣思考”。他對于印度這些年來頗引為自豪的“中產階級”群體不屑一顧,認為他們既不了解印度,也不了解世界。因而他花費了大量時間深入印度的鄉村、貧民窟,用交談和記錄,結合對特定文學作品的析讀,勾畫出印度人心中最根本的生活態度。他認為印度人根深蒂固的傳統精神來源——印度教,是消極的,它鼓勵人們退隱到內心世界,從而避開現實矛盾,同時它又盲目驕傲,看不到真實世界的進程。印度也因此總是逆來順受,“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從歷史中學到的那么少”。印度的文明、印度教的文明,從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

在奈保爾看來,印度的命運就在不斷地“輪回”“業報”中呈現,這使得印度人完全能夠用樂觀和逃避的態度來對待一切苦難。印度是個屢遭入侵的國度,而印度人面對一切外來統治者,都是以同樣的退隱方式應對,在退隱的同時,精神得到自我鞏固,安于精神的安寧,成了最后的歸宿。但是,現代文明的沖擊是如此深刻和強大,舊有的平衡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印度人再也無法完整地擁有他們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坍塌了。

正是這種對被殖民者無情的批判態度,讓愛德華·薩義德對奈保爾大動肝火。在他看來,奈保爾這是站在西方立場上對自己的文化生母釜底抽薪。是什么導致了精神世界的塌陷呢?但無論怎么說,文化的失衡是一個事實。這并非說所有印度人都沒有絲毫進取心,實際上,今天的印度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國家之一。不過,這種國家雄心的表現形式,常常流露出某種盲目性和自夸。

印度的方式,在奈保爾看來,是回到紡輪與牛車的方式。他無法理解,印度人為何要花如此大的財力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才能提高牛車的效率,甚至“對牛車的投資與在鐵路上的投資總量相等”。他在書中記述到:“為改良牛軛,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閹牛在提拽時的拉力問題。最現代化的監視技術都用上了,在南方某地有一頭閹牛,顯然不過干著一些安閑的小活兒,卻被裝備得像個蘇聯太空人。”而在一家高級研究院里,學生們努力把自己的才智用在提高最簡陋的傳統工具的效率上。這是一種類似嫁接的方式,希望在傳統的主干上接上現代化的枝條,然后結出新的果實。但結果卻是,傳統被不加分辨地當作一種孤立的存在,現代性則完全失去了效用,成了掛在一棵枯樹上的光怪陸離的累贅。奈保爾指出,這其實既是對傳統的誤解,又是對現代的詆毀。

2003年,《印度:受傷的文明》中文簡體版出版那年,我偶然看到《印度時報》的一則報道。在“圣河”恒河被嚴重污染的情況下,仍有成千上萬的印度教徒從河中取水或洗浴,當地科學家于是建議,開鑿一條與恒河平行的水渠,用以排放污水,減少恒河的污染。“平行”,這個概念特別印度化。設想古老的恒河可以通過開鑿一條依附在自己身邊而又不相關的現代水渠而永葆青春,“圣河”可以不受打擾,依然故我地緩慢流淌,繼續在下一個千年接受信眾們的膜拜。印度對于恒河的態度,大概可以代表這個年輕又古老的國家對待過去的方式。

印度自夸具有綜合的能力,但在很多時候他們是在做著模仿和嫁接工作,他們盡量使傳統和現實互不干擾,如同在恒河邊修建一條水渠:傳統已經不具備功能,它僅僅是一種精神價值存在。

在奈保爾看來,經由現代科技以及西方政體的嫁接,印度從自身的幽暗朦朧中生發出一種類似現代民族國家似的政治認同,只是這種認同的根源和目標都在過去,而不是未來;它依憑的時常是巫術、靈性而非成熟的心智思考;印度的心靈是失衡和分裂的,一如其社會的失衡和分裂;它時常搖擺于自大和自卑之間;在印度所有的成就、榮譽、進步的表象之下,隱藏著深刻的動蕩。這是奈保爾體驗印度之后所表達的內容,他為受傷的文明發出一聲無奈的嘆息。

與薩義德的出發點不同,奈保爾是站在第三世界文明自身發展的軌跡上探討問題,他并不吁求反抗,他吁求文明的建設。盡管無法回避對這片土地現狀感到悲觀,盡管一再強調他自己已無法認同于印度文明,但他仍未失去對印度的希望,認為“在長期的靈性之夜過后,印度會出現思想”,他很清楚地知道,“印度是不能被評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體驗”。這至少表達了一種誠實和懇切。因此讀者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奈保爾筆下的印度仍然洋溢著如此清晰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