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美育精神，是數千年來中華多民族生存境遇及其共同價值體系長期孕育的結晶，凝聚著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精華，具有綿長久遠的生命力，在當前美育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傳承和弘揚價值。

中華美育精神是一個內涵豐富和層次多樣的概念，需要做認真細致的辨析。可以說，它與中華美學精神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共同屬于中華民族的審美與藝術傳統，只是在其中分屬不同的方面或層次：如果說，中華美學精神更多揭示中華民族審美與藝術傳統在理性及學術層面的獨特建樹，那么，中華美育精神的內涵在于，它更多指向中華民族審美與藝術傳統在育人及應用層面的獨特建樹。其實，從根本上說，中華審美與藝術傳統的核心內涵之一就在于人的培育或養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華美育精神尤其能體現中華審美與藝術傳統的精神特質：中華審美與藝術的終極目標不僅僅在于個體的情感陶冶，而在于由此而實現完整人格的養成，而這種完整人格表現為個體與天地的和諧。孔子講“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要求在育人上要注重志向于“道”，根據于“德”，依存于“仁”，暢游于“六藝”之中。這里的“六藝”誠然不全是指今日之藝術，但畢竟可以包含它，并且對今天從事藝術美育具有啟示意義。按照中華美育精神傳統，特別是這里說的“游于藝”的傳統，一個人要真正成人，不僅要在德育、智育和體育等方面順利發展，也要在美育方面順利發展，而且特別重要的是，要讓德育、智育和體育等所有其他教育方式都盡力融化于美育方式之中，或通過美育方式去實現，也就是要在個體對感性形象的想象和體驗中，達到對思想品德、理智和身體等的社會規范的自主占有和自由享受。

中華美育精神具有自身的獨特特質。這里可以將其同美國人本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提出的需要層次論及其美育途徑做簡要比較，由此而顯示中華美育精神傳統區別于西方美育精神傳統的一個獨特方面。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有五個層次：一是生理需要，維持生存及延續種族的需要，如饑渴、饑餓、性欲等，為人的基本的或最低層次的需要；二是安全需要，生理需要滿足后出現的一整套新需要，如安全、穩定、保護、免受恐嚇等，也是人類低級需要之一；三是歸屬和愛的需要，個體作為社會的一員而與他人實現相互的感情交流的需要，包括被人接納、愛護、關注、鼓勵及支持等，為人的高級需要之一；四是自尊需要，個人的自尊、自重和獲取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是人類的高級需要之一；五是自我實現需要，是指人對自我完成的需要，屬于人的最高級需要。馬斯洛在此基礎上補充強調另兩種需要的重要作用：一是認知需要，二是審美需要，但都沒有列入正式層次體系中［［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第三版）》，許金聲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4頁］。按照這種需要層次論推導，馬斯洛的美育精神在于相信每位人類個體，無論出身貴賤、身世順逆、經歷繁簡等，都有著這五種基本需要，從而都有可能向上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即自我實現。而凡是獲取自我實現體驗的人，又總是能享受到人生中美妙的“高峰體驗”。由此看，馬斯洛所心儀的美育目標在于個體在社會中的超越性“自我實現”，也就是最終戰勝自我、出人頭地、征服自然等。這種美育精神當然不可能代表西方美育精神的全部內涵，但至少已經呈現出其中的一種基本精神特質：美育旨在追求個體的自我實現目標。

相比于馬斯洛代表的西方美育精神，中華美育精神則呈現出鮮明的差異性和獨特性。按照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說，中國人傾向于把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層級。一是自然境界，個體依循其生理本能及社會習俗做事的狀態，其基本特征在于“順才順習”，“本我”為中心，屬于最低級層次，大體相當于馬斯洛的生理需要層次；二是功利境界，個體出于利己動機為滿足自己利益而做事的狀態，其焦點在于“取”而不在于“與”，在利己而未必利人，大體相當于馬斯洛的生理需要及安全需要兩層次組合；三是道德境界，個體出于利他動機為社會利益而做事的狀態，是指為社會整體利益做各種事，重“與”而不重“取”，為“義”而不為“利”，即“行義”，屬于盡倫盡責的人生境界，較高尚而完整的人生境界，大體相當于馬斯洛的第三、四、五層次即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實現需要的結合；不過，馮友蘭還有最高的第四層次，即天地境界，是指個體出于超自然、超功利及超道德動機而為至高的宇宙做事的狀態，一種超乎社會整體利益之上的達于全宇宙高度的人生追求，相當于孟子所說的“天民”。天地境界的人既能盡人倫人職，更能盡天倫天職，才是理想的人格，人生的最高境界。這層次與馬斯洛的第五層次即自我實現需要相比，可能有所交叉，因為馬斯洛在論述中也有限地觸及了個體與超社會的宇宙之間的融合問題，但歸根到底，在整體上溢出馬斯洛的以個體為中心的有限設定，從個體上升到超個體及超社會的天地高度。按照馮友蘭的規定，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前兩者是自然的產物，后兩者是精神的創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賢人，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圣人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哲學的目的，正是教人以怎樣成為圣人的方法。成為圣人，就是達到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馮友蘭：《新原人》，《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500頁］。從馮友蘭的上述“人生境界”論推導，中國美育精神應當表現為，不再是像馬斯洛那樣對個體的“自我實現”孜孜以求，或是突出人類自我在宇宙面前的特出性，而不過是在對個體的超越性追求中達到人與天地的融合如一。

運用馮友蘭的上述“人生境界”說去理解中華美育精神的獨特內涵和特質，可以見出中華美育精神的獨特境界。與“人生境界”的四層次論相應，中華美育精神也可以包含下列四種境界。第一，以美興人，這是讓個體通過審美與藝術的媒介、符號形式等感染，從自然境界的“順才順習”中興騰起來，產生一種向上的力量。孔子主張“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正是講《詩經》具有令人“興起”等力量。金圣嘆贊揚《水滸傳》說：“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于稗官亦云矣”［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回總批，據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頁］。也是把魯智深形象的感染效果歸結為“興”。袁枚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圣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王孟端友某在都取妾，而忘其妻。王寄詩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知否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泣下，即挾妾而歸”［袁枚：《隨園詩話》卷12，王英志校點，鳳凰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頁］。這里顯示了以“詩興”成功地勸導友人及時歸家團圓的效果。第二，以美化人，這是讓個體通過審美與藝術的形象體驗，從功利境界的實際利益羈絆中解脫出來，向往無功利的想象力的自由游戲境界。《毛詩序》提出：“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這是說詩樂舞結合的藝術當如自然界的風一樣，對人起到感化或教化作用。孔穎達《毛詩正義》說：“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毛詩序》又說：“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對此，《毛詩正義》注解說：“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于一國。”這就明確要求詩人創作的詩應在社會生活中起到教化作用。這種“風化”境界就相當于管仲所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之類令人溫煦和愉悅的狀況（劉向《說苑·貴德》：“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第三，以美立人，這是讓個體通過審美與藝術意蘊的領悟，從一般道德境界的束縛中超脫出來，力求在超道德境界中返身看待世界和自我，成就真正的完整人。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把文人自我納入更加廣闊的“天下”去審視，樹立起新的人生成人姿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最終總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言。第四，以美和天，這是讓個體從審美與藝術的感發中最終達到與天和地和諧相處的境界。這是要求達成天、地、神、人之間的和諧，而非馬斯洛那種個體從人群、從自然、從宇宙中脫穎而出的狀況。《尚書·堯典》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主張運用音樂、詩歌、舞蹈等綜合的儀式手段去感發族人，塑造和諧人格，最終達到“神人以和”的境界，也就是實現人與天地之間相互和諧的狀況。上面的四種美育境界誠然可以有由低向高之層級差異，也還有程度、品質等分別，但在實際的美育活動中，其中每種境界對個體來說也都有其必要性、重要性及獨立價值，共同服務于完整人格的生成。

這里主要還是從現代新儒家視角來簡要考察中華美育精神的。實際上，中華美育精神的境界及途徑應當多種多樣，難以統括完全。進一步細分，在儒家美育境界及其體現的“依仁游藝”“從游涵詠”等追求之外，還有道家美育境界，展現“逍遙游”“乘物以游心”的主張；同時還有禪宗美育境界，顯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特質。此外，還可以細分出文人美育、民間美育等不同途徑。而就美育的社會資源來說，還可以見出藝術美育、社會美育、自然美育、科技美育和城市文化美育等多種不同的形態。

中華美育精神，作為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一個方面，對當前貫徹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推進美育工作，塑造廣大青少年乃至成人的美好心靈，具有重要的啟迪價值。首先，中華美育精神要求實現中華多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相互共存和相互共享，從而它本身就是多民族團結共生的精神象征；其次，它注重審美與藝術對個體的興發感動和感化作用，體現“詩教”或“風教”在中華民族審美與藝術傳統中的特殊作用；再次，它突出審美與藝術在個體的成人過程中的關鍵的涵濡或滋潤作用，表明不是能力展示而是人格涵養才是美育過程的核心；最后，它強調自身的最高境界并非培育勇于戰勝他人和宇宙的自我式人格，而是涵養順乎天地并與之和諧相處的共在或共生式人格，而這是與中華文化對“和”“中和”“同和”的尊崇傳統相一致的，也是與塑造美好心靈的目標相一致的。今天重溫中華美育精神傳統，有助于澄清美育問題上的理論混亂或操作迷誤，讓美育回歸于正確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