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高峰之作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它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積累、有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洞悉、有對人類文學經驗的了解與吸收，也需要批評家與時俱進的藝術眼光和闡釋力，需要讀者發展著的藝術感受力，文學高峰一定是由作家、批評家和讀者共同創造出來的

沒有高峰，一個時代的文學就沒有標桿可尋

今天要出現高峰作品或高峰作家并非易事。原因在于，其一，從古至今已經有那么多經典作品和經典作家，高峰林立，后來居上談何容易，哪怕要比肩而立也困難重重；其二，同時代作家作品數量空前龐大，好作家多，好作品也多，自然很難凸顯佼佼者；其三，今天的文化愈來愈多樣化，人們的文學認知和評判標準各不相同，要大家公認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出類拔萃并不容易達成。

盡管有上述客觀情勢帶來的困難，新時代依然需要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因為沒有高峰，一個時代的文學就沒有標桿可尋，就沒有引導力量。習近平同志指出的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狀，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總結，也敦促我們開拓思路、探尋未來。對于作家主觀來說，應該堅信有向高峰邁進的路徑，否則創新與提升就會動力不足。雖然文學創作是高度個體性的精神生產，不受公式、原理等條條框框約束，然而，作為一種理論探討，我們依然能夠而且需要去探索接近高峰的種種路徑與可能性。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里就肯定了拉薩爾關于理想戲劇的觀點，即“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恩格斯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恩格斯肯定的“戲劇的未來”也可以說是敘事類文學作品的理想高度。直至20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莎士比亞之后的文學史都處于莎士比亞影響的焦慮之下，所有后世作家都要與莎士比亞這個“父親”一決高下，才能確立自己在文學史的位置。布魯姆梳理的二三十位深受莎士比亞影響的作家，無疑是莎士比亞以后西方文學史上的高峰，從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當年肯定的莎士比亞劇作的藝術高度，長期標志著西方文學的藝術高度。

反觀中國當代文學，思想深度、歷史反映的廣度、莎士比亞式生動性與豐富性的融合，同樣也是誕生高峰之作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中國文學有著不同于西方文學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土壤，我認為，結合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與現狀，以下幾方面應該著重作為推動文學高峰的努力方向。

在洞悉歷史現實與感悟生命中達成思想的深刻

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優秀戲劇作品應該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那樣，高峰作品或高峰作家無疑必須有思想深度，能夠抓住他所表現的歷史的實質，有勇氣揭示他所處時代的深層次問題。所有這些，并不是在作品中故作理性狀的夸夸其談，而是來自個人心靈深處與歷史相通的精神回響——對歷史、對時代沒有態度的作品不可能是深刻的作品，沒有觸及歷史深處的作品也不可能震撼人心。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有作家主體強大的心靈投射。在對歷史的體驗和揭示上，作家不能把自己看作歷史的絕對評判者，尤其不能下簡單片面判斷，歷史的復雜性往往會讓博大的心靈深陷沉思之中。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曾經分析過托爾斯泰的思想意識，他認為，托爾斯泰對歷史的關心，有著一種更切實屬于他個人的起源，似乎發源于一個痛烈的內在沖突，在《俄國思想家》一書里，他分析道，“他的實際經驗與他的信念之間的沖突；他的生命慧見，與他關于人生、他自己應當如何、他那些慧見如何才能持久的理論之間的沖突”。

作家的思想意識一定是在對歷史現實的洞悉中形成，同時也是在對自我生命的感悟中達成獨有的深刻性，這樣的作品才可能在思想上有真情實感，才可能表達出對歷史的深刻意識。如果只是根據概念，根據流行的辭藻來表現歷史和現實，那肯定達不到獨特和深刻。對于身處新時代的中國作家來說，這就意味著要投身于這個充滿變革的富有活力的時代，真正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同時又要對時代有深刻認識，才可能真正寫出有時代感的作品。

參照古今中外偉大作品譜系，廣泛吸收經典養分

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創造了極其豐富的文學藝術成果，我們今天所期待的高峰，無疑也是在人類偉大作品譜系里來衡量，如果沒有這個尺度，高峰就很難真正稱其為高峰。而沒有吸收古往今來人類文學的優秀成果，如何可能創造出可以與之比肩的偉大作品呢？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這樣的道理不言而喻。

以中國現在取得較大成就的作家來說，例如莫言、賈平凹、張煒、王安憶、鐵凝、蘇童、格非、阿來、麥家等人，無不是在閱讀吸收古今中外文學經典方面下足了功夫。莫言曾談到他早年在小書店里第一次讀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激動得渾身燥熱，讀了十幾頁就趕緊放下，跑回宿舍去繼續寫自己的作品。因為他怕讀太多了，會被強有力的作者控制住，他要保持自己的感悟，用自己的創造性去探索自己的文學世界。像賈平凹這樣的作家，看上去鄉土味極其濃重，似乎是道道地地的西北生活浸染了他，西北風土民情養育了他的全部寫作。而事實上，賈平凹與文學經典的關系同樣極其密切，曹雪芹、托爾斯泰、肖洛霍夫、馬爾克斯都曾給予他重要啟發。至于像蘇童、格非、麥家這樣的“60后”作家，他們的創作更是一直走在與歐美現代主義較量的路途上。讓人注目的是，“70后”作家也沒有囿于自己的小世界，沒有拘泥于眼前的現實，他們對人類優秀文學經驗的捕捉同樣下氣力，這也是他們近年來創作大有起色，正在形成自己路數和風格的一大動因。

文學批評應與時俱進提升判斷力與闡釋力

一個時代要產生高峰作品和高峰作家，離不開文學批評。如果文學批評失去判斷力和闡釋力，即使有杰出作品和杰出作家擺在眼前，也只會當作庸常之作視而不見。當然，讀者也同樣重要，讀者的口口相傳是作品獲得聲譽的根基。《紅樓夢》這類古典作品的流傳有讀者和書家的自然傳播，但是最早的脂硯齋評點無疑起到重要作用，隨后王國維以降的幾代紅學家把它推到高峰地位。進入現代，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地位和經典化更是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若無別林斯基，就沒有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迅速嶄露頭角。果戈理后來思想認識出現偏差，別林斯基立即寫公開信嚴加痛斥。這種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并肩同行的例子舉不勝舉。而當今時代，文學作品出版層出不窮，一方面是良莠不齊，另一方面是達到一定水準的作品不計其數，這對文學批評提出考驗。在今天判斷一部作品的水準，尤其是判斷在一定水準線之上的作品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更加困難，需要極其敏銳的藝術眼光和不同凡響的闡釋力。如果人云亦云，用舊有概念和僵硬尺度去套無比豐富且有獨創性的作品，不可能看到什么好作品，更不用說發現高峰作品。

當然，今天文學作品經受文學批評檢驗的情況也十分復雜，這不只是因為闡釋力的差別，也是因為立場和角度的差異，使判斷和評價常常出現分歧。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迪亞諾在受獎詞里表達過類似觀點，與19世紀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因為“緩慢”而凝聚能量相比，互聯網、手機、電子郵件和微博時代出生的人，他們的文學表達肯定會不一樣，莫迪亞諾發現“私密”被當下作家賦予更多深度，可能正成為小說的主題。一個時代必然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今天把“私密”當作文學主題的作品，肯定與19世紀描寫歷史和時代變化宏大主題的作品相去甚遠，要評價這樣的作品，需要不同的文學感悟力和藝術尺度。固然，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未必非得要出現這樣的小說，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今天文學作品的寫法、今天表現的生活無疑與過去時代不同。這就需要文學批評能做出創新性評判，也需要讀者對文學作品保持發展的藝術感受力。文學高峰一定是作家、批評家和讀者共同創造出來的。

成就高峰之作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除了作家和批評家的主體努力之外，高峰的出現還應該有一個從容不迫的創作環境，限制太多或者誘惑太多，都很難出好作品。在市場化時代，文學一旦進入出版便具有商品性質，面臨選擇與被選擇的諸多考量，越是這樣，作家越要沉住氣，不在乎各領風騷三兩年的所謂“暢銷”，而是以極大耐心和耐力打造精品，十年磨一劍，拿出“長銷”之作。通往高峰之路注定曲折艱辛，只有那些具備深厚的生活積累、對歷史和現實有深刻洞悉、真正把握住時代精神、比較全面了解人類文學經驗、經得起讀者和市場考驗的作家，才可能創造出卓越的文學作品，才可能無限接近這個時代的文學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