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賴斯勒在《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中說，文學批評預設的前提，是有一個可供分析的作品文本。可見在傳統意義上，作為作家情感和智慧的語言結晶，文本在創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且本身具有可供欣賞、分析和批評的審美結構。傳統文學批評總是從文本切入，通過對大量文本的分析來獲得和形成關于文學的感受、風格及規律等的知識。從根本上說，傳統文學的創作和閱讀是一種基于文本的“內循環”，千百年來的實踐形成了文學自身的歷史傳統和內在規范，作者、讀者和批評者對文學更形成了共同的期待，成為一種關于新文學的無形的契約。

而這種契約在網絡時代被打破。借助媒介技術的交互和分發功能，網絡文學異軍突起，以精確的分眾化方式滿足作者和讀者對文學的需求。互聯網強大的交互性使文學創作不再是“作者寫、讀者讀”這樣單向度的活動，而表現為讀者和作者的共謀——盡管是無意的，但共謀的過程和內容卻表現為對傳統文學規范的超越。相比于傳統作家提供給讀者的固化的、靜態的文本，網絡文學中的讀者和作者擁有同構作品的權力。在網絡文學中，讀者不僅是閱讀者，也同時是創作者，作家可以根據讀者趣味建構故事，讀者跟帖及時發表意見，作者根據讀者建議修改創作思路等。參與者身份地位的變化激活了文學生態場，“寫”和“讀”之間是平等的，網絡文學現場因此生機盎然。

文本位移打破了讀者和作者的固有關系，也給文學批評造成了難以適應的困局。一方面批評所預設的文本前提發生了形態變化，批評者所面對的文本不是創作環節的完成作品，而是一個尚在進行的、處在活動期的“半成品”，傳統批評場中關注的審美要素在動態文本中尚未發育完全；另一方面，文本的敘事形式和主題內涵并不是作者一人之功，而融合了來自讀者反應、大眾小說傳統、類型化規范和資本力量干預等的復雜影響。因此，網絡文學文本狀態和位置的變化，直接導致了以靜態文本為觀察對象的傳統批評方式的失效。對網絡文學的批評，需要批評者重新聚焦以適應文本的變化，從過去對文本本身的研究轉向對故事生成、傳播過程體現出的文化機理和創作范疇中諸種力量的觀照。

交互式的創作方式借助文本位移對網絡文學產生的最重要影響，是使創作成為一個開放性的活動，每個作品文本圍繞核心故事形成多切口的平臺，它體現著公眾的風格，適應了眾多讀者的趣味。網絡文學是互聯網時代的大眾文化表現形式之一，天然與其他大眾文藝樣式有著明顯的互文性，彼此之間互相轉化是一種常態，網絡文學依靠語言建構起的審美形象和創意情景非常便捷地轉移到其他文藝樣式中。在這個過程中，其形象的完成和功能的發揮不再局限于文本之內，而依靠審美的轉移轉場到影視、動漫、游戲等其他文藝形式中繼續進行。因此，由于交互性給讀寫雙方帶來的快感以及不同文藝形態具有的審美共性，網絡文學的作者和讀者更加重視作品的生成過程，不再將文本的意義作為惟一的創作目標和結果；也并不在意文本是否達到經典語言藝術的標準，而同時看重它在其他文藝樣式中的轉化效果。

網絡文學作為當前最大的IP源頭，賺取了商業價值，這不是偶然的。從外部看是資本的驅動，從內部看則是審美轉場的必然結果。網絡文學借助大眾文藝的互文性特征將其創意價值發揮到最大，文學文本只是其中的渠道之一。這一變化再次為網絡文學評論制造了“難題”，傳統的文學批評以文學史為坐標，以已有的新文學理論為圭臬，其基礎都來自對文學文本的研究；但是對應到網絡文學中，文本已不再像傳統文學那樣成為意義的全部，其審美表達功能被弱化，單純的文本評價不能反映其價值，必須將其放在大眾文化場域中進行觀察才能確認其意義。因此，建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應當看到文本的位移和審美的轉場所帶來的復雜性，用新的視野和交叉學科理論進行分析。如果仍然沿用傳統文學批評研究文本的方法評價網絡文學，必然得出與事實不符、不能被作者和讀者認可的結論，也就不能正確引導網絡文學的健康發展。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甄嬛傳》《瑯琊榜》《偽裝者》等這些“爆款”IP多從網絡中來，但是，作為IP被開發的只是海量作品中的少數，以文本的形式為大眾提供閱讀需求仍然是網絡文學發揮功能的主要方式。因此，提升網絡文學的整體質量和水平，首先應該從文本源頭上做起，在這一過程中，傳統文學批評是能夠為作者提供引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