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文學熱潮是真熱，大學校園里宿舍里作家和詩人如過江之鯽，像我這樣沒考進中文系但一根筋偷偷摸摸寫小說和詩歌的潛伏寫手更是不計其數(shù)。

那時文學刊物上的作者很多是在校大學生，看他們的作品一方面佩服他們豐富的生活閱歷，另一方面覺得他們寫的大學生活似乎缺少純校園的氛圍。

最典型的是當時復旦77級的盧新華，憑借《傷痕》一炮走紅，還有北大77級的陳建功寫的《飄逝的花頭巾》，印象中很是凄美動人。但跟大學幾乎不沾邊，僅僅是校園里的作家。讀者和文學界都期待他們寫出深刻的社會生活作品。

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多是來自廠礦和農(nóng)村，以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為主，他們絕不可能寫出純校園的生活。我因為是高中直升大學，彼時興趣主要在校園讀書生活本身，因此讀他們的作品總是感覺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寫的，事實上他們已經(jīng)從各自的“我的大學”畢業(yè)了，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在校期間從事的是研究和創(chuàng)作，忙于演出和體育競賽，上課考試似乎并不重要。

但還是有過讓我印象深刻的校園中篇小說，如《北極光》（張抗抗）、《啊，青鳥》（陸星兒）、《一路平安》（鄧建永）和《請與我同行》（黃蓓佳），也是那種將校園生活與社會生活融為一體的“校園作家文學”。我怎么“照貓畫虎”也寫不出那樣的小說，深知除了才華，我缺少的還有他們上學前豐富的社會生活體驗。

讀研時我不甘心，又試著寫起來，但發(fā)覺純學術的小樓生活似乎仍與社會太隔，如我的小說里有一情節(jié)是外文系學生就薩克雷的《名利場》展開爭論，辯論的雙方仍是知青出身的大學生，感覺還是很錯位。

直到工作后我的第一個校園題材中篇小說《大學生活流》才得以發(fā)表。有趣的是那年似乎像扎堆一樣，一個月內(nèi)竟然出現(xiàn)三個大學生活的中篇小說，另外兩個是《遠方的山路》（程永新）和《永別了，大學》（作者周昌義，周還在前一年發(fā)表過一個同類別中篇《國風》），這三個作者都是畢業(yè)幾年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因為強烈的“大學情結”難以釋懷，終于在不斷的反芻中寫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學校園小說，可見大學情結是多么嬌貴的藝術情愫，需要延宕多年以培養(yǎng)之。

而在這之前的1985年，也同樣是在同一年里出現(xiàn)了三個校園文學中篇，它們是《你別無選擇》（劉索拉）、 《留學生樓》（孫進）和 《畢業(yè)在夏天》（陳金堂）。這三篇的“當下感”相當強烈，是真正的純校園小說的發(fā)軔之作。跟他們比，我忽然覺得自己又過時了，風起云涌的改革大潮和瞬息萬變的社會里，這樣的校園文學顯得如此小眾而蒼白，幾乎成了小擺設，由此便不再關注所謂校園文學了。

我后來在網(wǎng)上查了一下這些作者，張抗抗、陸星兒和黃蓓佳是當年的著名青年作家，后來也很有建樹。劉索拉玩票式的寫了一陣小說，但還是難舍音樂。估計劉索拉只要寫就能成功，她是天才。程永新和周昌義是著名的文學編輯，一直在寫作。孫、陳、鄧三位是專業(yè)作家，仍在寫和發(fā)表。這些77和78級大學生學友，到現(xiàn)在還能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真為我們自己驕傲。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今年夏天里有一本長篇小說出版——《七七級二班》，作者是我不同專業(yè)的校友李珍和陳儼，一個是資深電視人，一個是海軍少將，他們在入學四十年之際厚積薄發(fā)，全景式地刻畫了某個歷史系77級二班同學的群像，將過去的在校生活和畢業(yè)三十多年中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故事做了淋漓盡致的藝術表現(xiàn)，讓我再一次感嘆“初心”的美好與堅韌孕育，永遠不會“過時”。

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永遠在“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閃回流連，沒有物理的時間桎梏心理上的華年，我們都應該有普魯斯特式的在場感，它屬于四維空間，它是我們永遠的大學，歷久彌新。

相信這樣的文學作品還會層出不窮。